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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新星財經/原創】
2026年2月,一則公告將鄭州銀行再次推向輿論風口。
公告顯示,近日,鄭州銀行董事會收到李紅的辭職報告,其因個人原因辭去該行執行董事、行長等職務。此時距離李紅2025年1月正式就任,尚不足13個月。
這位被寄予厚望的行長,卻在僅一年后便匆匆離場。李紅的離任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鄭州銀行近年來管理層頻頻更換的最新注腳。
從2023年原董事長王天宇被“雙開”,到2025年上半年6名高管密集離任,再到如今行長空缺、核心崗位空缺,這家全國首家“A+H”股上市城商行,正在經歷一場大的人事變動。
有投資者不禁問:當高管更替成為常態,戰略定力與業績韌性還能維持多久?
01 人事變動
李紅的任職曾被視為鄭州銀行引入“外部活水”。
據了解,李紅生于1970年,是中國人民大學財務會計專業經濟學學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自2008年起,李紅于郵儲銀行北京分行任職達16年,曾任計劃財務部總經理、高級業務經理、副行長等職務,擁有對公司業務、金融同業、風險管理等方面的經驗。
作為郵儲銀行北京分行的老將,李紅分管過計劃財務、公司業務、風險管理等多個核心板塊,履歷不可謂不亮眼。
在任內,李紅帶領鄭州銀行也交出了一份相對穩健的業績答卷,2025年前三季度營收增長3.91%、歸母凈利潤增長1.56%,扭轉了此前連年下滑的頹勢。
但僅僅一年后,李紅便匆匆辭任。
2025年上半年,鄭州銀行董監高離任人數就達到11名,涉及多個核心崗位。其中,副行長傅春喬、郭志彬、孫海剛,行長助理李紅(與行長同名)、劉久慶、李磊相繼離任。同時,王丹、王世豪、李燕燕、李淑賢、宋科等5名董事也在同期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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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密集的高層變動,在上市城商行中并不多見。
不過,面對高管團隊的缺口,鄭州銀行也在緊急補位。在李紅辭職公告發布同日,還一同發布了副行長的聘任公告,聘任具有國開行背景王森濤為本行副行長。此前兩個月,鄭州銀行行長助理高瑞和首席風險官潘峰的任職資格也才剛剛獲批。
目前,鄭州銀行的高管團隊共有6名,包括2名副行長孫潤華、王森濤,董事會秘書韓慧麗,2名行長助理張厚林、高瑞和首席風險官潘峰。
對比重慶銀行、青島銀行等同業“1行長+3至4名副行長”的常規配置,鄭州銀行的管理團隊堪稱“精簡版”。
02 業績迷局
2025年,鄭州銀行的業績數據呈現出復雜的兩面性。
數據顯示,2025前三季度,鄭州銀行實現營業收入93.95億元,同比增長3.91%;歸母凈利潤22.79億元,同比增長1.56%。
這份業績,從表面上看是一份雙增的答卷,扭轉了2022年至2024年營收連年下滑的頹勢。
但細究可以發現,第三季度單季,營收增長2.15%,而凈利潤增速驟降至0.22%,扣非后凈利潤增速更是低至0.01%,暴露出“增收不增利”的尷尬。
拆解鄭州銀行的收入結構,可以發現,2025年上半年,鄭州銀行投資收益同比暴增111.1%至12.29億元,成為非息收入增長的主力軍。而同期利息凈收入僅微增1.04%,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更是同比下降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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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鄭州銀行的業績回暖,并非源自主營業務的實質性改善,而是依靠債券投資等階段性收益的“臨時輸血”。這種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存疑,一旦市場環境變化,投資收益波動,業績的脆弱性將暴露無遺。
同時,信用減值損失仍在持續侵蝕利潤空間。2025年上半年,鄭州銀行信用減值損失31.72億元,同比增長10.86%;前三季度這一數字持續擴大,這也反映出鄭州銀行的資產質量壓力并未根本緩解。
鄭州銀行的資產質量同樣不容樂觀。盡管2025年三季度末不良貸款率降至1.76%,仍高于商業銀行同期平均水平。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行業的不良貸款率居高不下。截至2025年6月末,鄭州銀行房地產業不良率高達9.75%,住宿和餐飲業不良貸款率更是達到駭人的33.02%,農林牧漁業4.4%,批發和零售業3.84%。
另外,2025年三季度末,關注類貸款金額同比增長5.70%,次級類貸款更是同比大增38.33%。這意味著一些資產正處不良邊緣,未來向下遷徙的壓力巨大。
03 誰是鄭州銀行的“鏡子”?
鄭州銀行的困境并非孤例,但城商行陣營中,同樣不乏穿越周期、穩健前行的“優等生”,為行業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突圍樣本。
以寧波銀行為例,2025年該行深入推進“增活期、做代發、抓營收”經營主線,全年新增存款中活期存款占比超過70%,存款付息率同比下降33BP。正是這一低成本資金優勢,支撐其不良貸款率連續18年保持在1%以下,2025年末僅為0.76%,撥備覆蓋率高達373.16%。
杭州銀行同樣受益于清晰的戰略定力,2025年制造業、科技、綠色貸款增速均超22%,業務結構持續優化。正是這種深耕實體的布局,守住了風險底線,不良貸款率穩定在0.76%,撥備覆蓋率高達502.24%,風險抵補能力穩居行業第一梯隊。
對鄭州銀行而言,當務之急或許并非追逐短期業績回暖,而是從根源入手:
首先,盡快補齊核心管理崗位,讓管理團隊走向“戰斗團隊”,重塑戰略執行的連續性。首席信息官空缺兩年、行長再度懸缺,這樣的“關鍵崗位真空”不能再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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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完善治理結構,讓董事會、監事會真正發揮制衡作用,避免“一年一換帥”的惡性循環。
其三,重構業務模式與增長邏輯,擺脫對投資收益的過度依賴,深耕本土、聚焦實體。鄭州銀行在政策性科創金融領域已有布局,貸款余額達482.69億元,這或可成為戰略轉型的突破口。
最后,優化信貸結構,化解存量風險。房地產業9.75%的不良率、住宿餐飲業33.02%的不良率,是懸在該行頭上的“兩把刀”。
城商行的發展之路從來不是坦途,但“優等生”的實踐證明:只要戰略清晰、治理完善、執行有力,中小銀行同樣可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
鄭州銀行能否從這場持續數年的“陣痛期”中走出,重拾先發優勢?答案,或許就藏在它接下來的每一次變革抉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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