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陳旭麓的副教授帽子為什么戴了這么久？

朱永嘉（1931-2023.1.5）

朱永嘉，1931年出生于江蘇無錫，高中時參加中共地下黨，積極投身革命活動。1950年他進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學習，之后跟隨歷史系老教授陳守實學習明史，同時擔任著系黨總支委員，是一個又紅又專的青年教師。后被調到華東局寫作組，成為“羅思鼎”（螺絲釘）的頭領，得到了姚文元一伙人的重用，進入上海市委寫作組并成為了直接領導，在此之后，他還創辦了《學習與批判》、《朝霞》等雜志，深度參與并主導了動蕩時期的輿論導向。2023年1月5日，朱永嘉因病逝世。

文 | 朱永嘉

原題《關于一段故人和往事的回憶》

在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南方周末》的往事版有篇題目為《懷念陳旭麓先生》的文章，作者是茅海建，他是陳旭麓先生的研究生，文章是作者在華東師大于去年十二月一日舉行的紀念陳旭麓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和誕辰九十周年的紀念會上的一個發言，二十年過去了，人們還懷念著他。

我與陳旭麓先生之間亦有一段難分難解的緣分，也許正因為與我的這一段緣分使他抱恨終生，使他成為全校獨有的當了幾十年的副教授。

八三年時，楊慎之先生曾代表湖南省委歡迎陳旭麓先生去湖南工作，而陳旭麓卻憤然地說：“如果不把話說清楚，我是不離開上海的。”說清楚是文革結束后對所謂三種人，即所謂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他們必須在運動中交待清楚自己在文革期間的情況，換一句話說，換言之他們都是運動的對象，陳先生這句話不是說自己是三種人，更不是說自己有什么事情沒有說清楚。而是說為什么壓著他不提教授職稱，不能招博士生的理由，是有人故意壓著他，與他作對。

先把問題擱一下，容我慢慢把與陳先生相處的緣分娓娓道來。記得在七〇年末，我與歷史組的同事一起商量，大學招生了，學生要上課了，沒有課本，總得編一點參考書吧，那時哲學組在編哲學小辭典，經濟組在開始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文學組在編魯迅傳，從魯迅的故事寫起，至于自然科學方面的可以再版過去的書，你們歷史組編什么呢？

我建議是否編一套中國近代史的小叢書，但是復旦的人力還不夠，得再找一些人，那時蔡尚思先生住在我樓下，見面閑聊時，與他講起這個設想，他建議找師大的陳旭麓來參加這項工作，因為蔡先生與他一起在北京參加過李新主持編寫新民主主義通史的工作，我與吳繩武先生商量他也竭力推薦陳先生，這個編寫組便放在復旦，是王知常負責與他們聯系的，這樣陳旭麓便與李道齊先生一齊來復旦參加這項工作了，而且講好由陳旭麓主編，《辛亥革命史》那本小冊子便是陳先生自己執筆的。這樣他們可以脫離運動，安心讀書和編書了，他的工作室我記得便放在復旦相伯堂的底樓，與譚其驤的歷史地理研究室上下樓面，所以他與譚先生是朝夕相處，讓他奔波于復旦師大之間，也實在辛苦他了，至于如何編撰完全由他們自主，我沒有作過任何干涉。記得王知常與他們討論過一二次。

七二年末到七三年初，我們接手為毛澤東標點注釋大字本的任務，其中有涉及近代史中章太炎的文章，若《秦獻記》、《秦政記》《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還要編撰章太炎其他方面的著作，對一八四〇年以后晚清的歷史我比較陌生，我就把陳先生請到寫作組的歷史組來了。在康平路142號七層樓為他按了一間朝南的辦公室，參加歷史組的工作，讓他幫青年改一些文章，外面有學術活動的機會，就讓他出去參加。如一九七五年八、九月間讓他去福州參加李贄《焚書》、《續焚書》注釋討論會，有一段時間由于武漢比較亂，唐長孺希望到上海來工作，我就安排唐長孺在肇溪北路原歷史研究所辟了二間辦公室，一間給唐長孺，一間給陳旭麓，讓二個老人有閑聊的對象，復旦新聞系的李龍牧也在那里，那時歷史組辦了三期青年工人讀書的培訓班，希望從中培養一些青年學術尖子，將來可以接班，便讓這些老專家給他們上課，不僅歷史組，其他如經濟組、哲學組、文學組我都是如此做的，故而各組都有一群青年作者。文革結束清查寫作組時，是哲學組的高志仁去接車文儀的，他是從海軍隨蘇振華來滬的，是那時市委宣傳部長，他到寫作組開全體大會，一看大部分人都是青年，為什么這個隊伍竟然那么年輕，在早期清查運動中，他還是非常講政策的，后來因為“右傾”，三不足要補課，所以他不管寫作組的運動，后來他去湖南任宣傳部長，所以湖南才會希望陳旭麓回家鄉工作。

陳旭麓在寫作組工作期間，也曾寫過幾篇文章，在《學習與批判》上發表過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是集體創作，題目叫《資產階級與儒法論爭》署名為《中國近代史叢書》編寫組，陳旭麓是參與者之一，發表在七三年的第三期《學習與批判》上，第二篇是《九州生氣恃風雷》，署陳旭麓真名，發表在七五年的第二期。第三篇是《折廟還是補天》，副題是李贄與《水滸》及其他，也是署陳旭麓真名，發表在七六年的第二期上，后二篇文章都是他主動寫的，我沒有改動什么字。

先說《九州生氣恃風雷》那篇，是他給龔自珍全集印寫的前言，這篇文章后來還收在他的《近代史思辨錄》中，只是把題目改為《論龔自珍思想》，只是在最末一句中“反儒尊法的龔自珍思想”刪去了“反儒尊法”四個字，后面加了一句“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改稿”，可見他在一九八四年出書時還是認可自己這篇文字的，這個文章到今天讀來不僅沒有什么大錯，它仍是一篇在論證龔自珍思想上非常有價值的文章，原題出自龔自珍的那首詩：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這首詩毛澤東曾經書過條幅，并曾在五十年代公開發表在報刊上，激起了一代人奮發向上的精神。他所以改題，只是為避此文曾在《學習與批判》上發表之嫌而已。龔自珍生長于嘉道年間，清王朝由盛而露衰象，他引龔的文章，說那個時代，“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道路荒而畔岸墮也，似后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治之不議。”“而才世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

在八十年代他重新改定此文時，這些話宣泄了他對自己所在單位壓在他頭頂上那人的不滿，他在文革中肯定了龔自珍十分贊同柳宗元《封建論》中闡明的觀點，說：“漢既用秦之郡縣，又兼慕周之封建、侯王之國，與守令之郡縣，相錯處于禹之九州，是以天下大亂繁興。”這個大亂也就是漢景帝時的七國之亂，在龔自珍看來，封建與郡縣是“天不兩立”的。“何廢何立，天必有所趨，天之廢封建而趨一統也昭昭矣。”這些話今天看來仍有價值，維護國家政令的統一，仍是我們民族興亡的大事。

陳旭麓在文革中引了龔自珍的《平均篇》說如果讓貧富兩極化的趨勢長期分化下去，“則不祥之氣，郁于天地之間，郁之久乃必發為兵燧，為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濟之為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龔還說：“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如果不注意這個問題，其結果會是“朝士寡助失親，則山中之民一嘯百吟”，那時“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那就喪鐘響起了。故陳旭麓講龔自珍呼喚的“九州生氣恃風雷”，希望借“風雷”的威力，去打破“萬馬齊喑”死寂的局面，以實現富有生氣的改革。陳旭麓在這篇文章突現的是警鐘長鳴，我們民族如果能長期保持這樣一種清醒的憂患意識，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立足于世界之林。

馮契先生在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的序言中說：“我認為哲學演變的根源要到社會史中去找，他認為歷史演變的規律要借助哲學的思辨來把握。”陳旭麓講到他自己研究問題的方法，“我并不是像思辨哲學家那樣由概念推論出存在，而是認真地考察歷史的態勢，從存在去思辨事變的由來及其演進。”他還說：“圍繞歷史的思辨，事實第一，立論第二，讓歷史說話，也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準則。但是用文字來撰述歷史，是通過人來說話的，而這個人也有他的社會性，都生活在一定的時空里，不管撰述者如何忠誠于事實，是逃不出那個時空規定撰述者的情感和認識的，（朱注：在撰述者的情和認識的背后，還有利益在支配著他。）至于史論比史編沾染的時空色彩更要多一些，如果撰述者立意觸及現實，則史論更帶有政論色彩。以史為鑒，史是過去，鑒則今人，它客觀地表述了歷史與現實的聯系。史論是現實的人對歷史的感發，它有無深刻的借鑒意義，是其有無價值所在，沒有借鑒意義的史論是缺乏生命力的。”

他還說：一個史學家必須具有淵博的文史哲知識，既是史學家，也是文學家、思想家，史學如果處于無思想的狀態，也就沒有生命了。他這些關于歷史研究的方法論的主張還是非常精辟的，人們只有在在歷史的真實中，才能吸取到歷史發展的真理，要求得歷史的真實，只有不斷考異，才能逐漸接近歷史的真實。只有通過不斷的思辨，才能獲得歷史的真實所涵孕的真理，才能推動歷史不斷前進。他這些話讀來至今都是對我的一種鞭策，在文革期間，我寫的那么多大批判文章，大都是從一定的政治概念出發，換一句話說是從上面的意圖出發，意圖對了文章的鋒芒便對，上面的意圖有偏差，我們也跟著東歪西斜，而且還形式主義的到處亂套公式，儒法斗爭史便是如此這般泡制成的，缺少在歷史事實下功夫去考訂，缺少長時間積疊史學的功底，大都是為了任務匆匆忙忙的急就章，即便如受毛肯定的讀王荊公年譜考略那篇文章，也有這方面的問題，它畢竟是一篇急就章啊！無論從思辨還是對歷史事實的考訂，還是文學上的修養，我的功底遠遠不如陳旭麓先生，所以陳先生的文章至今還能讀下去使人受益，我就差之太遠太遠了。陳先生的這些論述不僅對研究近代史有深刻的意義，對研究當代史、研究文革史，也具有深遠的意義。事實是第一位的，既定的一切結論都要讓事實來檢驗，對它的編撰和評述應得自歷史自身的必然邏輯，強加的臆言，很可能是對歷史的褻瀆，對現實則反而是對人性和倫理的扭曲。他這些話到今天看來還是何等地正確，仍然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茅海建先生關于陳旭麓在紀念他去世二十周年的會上講到陳先生對茅先生主張以西化東，提出西化不了東，夷入夏后，會有多種形態的異化。（其實，我有不少朋友迄今仍主張以西化東，全面照搬西方的，實際上做不到，他們對東方自己的歷史不甚了了，把西方作為標尺，用來衡量東方的，那就什么都不是，所以還是不斷碰壁，中國要變，要向前發展，還是從自己實際出發，要懂得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從中尋找變化的途徑。）陳先生還講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不可能是直線的，是伴隨著許多次后退，都是有其歷史的必然，中國社會也正是在此前后進退中逐漸前行，這是中國社會諸多因素的交錯作用，也是新舊勢力的較量。（不一定是新舊，或許是不同勢力，不同觀念的較量，可能更準確一些。）茅先生認為這是一種深奧的學說，也是一種簡單的哲理，其中有著陳先生生命的體悟。它不僅是對過去的一百十年的精準刻劃，也幾乎是對此后中國命運的讖語。在我看來對社會歷史及民族的命運是如此，對一個個人生命和思想的演化何嘗不是如此。只要能夠不斷的反省，保持憂患的意識，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總還會是前途無量。

陳旭麓雖已離我們而去整二十年了，他這些教誨仍是常讀仍有常新的感覺。至于那些所謂影射史學的批判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陳旭麓去世時，有那么多人懷念他。

王守稼在病床上臨終前寫了那么一幅挽聯：

數十年史壇耕耘，豐碑聳立。

二十載忘年相交，痛失良師。

譚其驤送的挽聯：

才識并世同欽，述作傳諸不朽。

金沖及的唁函說：

我同旭麓同志相交三十年。在我心目中，他一直介于師友之間。他的才識、他的耿直，都使我欽佩。

陳旭麓先生去世后，出了一本《陳旭麓先生哀思錄》書名是顧廷龍先生題的字。在那么多挽聯、唁電、唁函，參加追悼儀式的多達七百余人，獨獨缺了一個人的名字，就是與陳旭麓同事的歷史系的系主任，這事也有先例，復旦的一位副校長陳傳綱在文革前期自殺身亡，這事對人們有很大的震驚，文革結束為他開追悼會，與其自殺相關的二位領導送花圈去，陳傳綱的夫人把他們的花圈丟在門外，畢竟冤有頭債有主啊！

那么是誰長期壓著陳先生的問題就回答了，理由就是陳先生在寫作組的歷史組呆了那么幾年，在寫作組內，三種人他根本排不上號，他做的事光明磊落，他寫的文章編的書都在，談不上什么上綱上線的問題。他對陳旭麓的那股怨氣是沖著我來的，記得在六四年時，我們以羅思鼎署名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批評了一下乾嘉期間漢學繁瑣考證的風氣，不知怎么觸怒了這位系主任，他在上海史學會開了一個座談會，到會有四十多人，要我去參加，我帶朱維錚一起去，整個會議的發言都是批判我的文章，那位系主任作了主題發言，我只是細心聆聽，沒有發言，我想讓他們講完也就可以了。

但朱維錚記錄了全部發言的內容，會后回到寫作班，朱維錚卻把這份記錄交給了宣傳部的理論處處長沈竹，發了宣傳部的情況簡報，石西民看到以后，批了意見，派工作隊進駐師大歷史系，作四清運動的試點，那時北京大學是中宣部在搞四清的試點，上海正找不到從那兒下手呢？于是派了當時高教局余立去作工作隊的負責人，金沖及的愛人奚姍姍也在其中，其實我與那位系主任并無過隙，而且他是我老師陳守實的小同鄉，在我老師家我常與他見面，我怎么也不會想到會鬧出這樣的事來，叫我有嘴也說不清。

不久文革開始，他又成了沖擊的對象，上海高校的斗鬼風，他是全市第一個帶高帽的，以后是群眾運動給他帶來更多的沖擊，我實在無能為力，連我父母都在受沖擊，我也無法阻止。文革后期，我還是想著他，市里召開理論工作座談會時，我還是提名請他來參加，讓他長篇發言，給他地位，當然緩解不了他對我的過隙，我調了陳旭麓來寫作組，不知怎么又觸動了他那一根神經，心中不愉快。

文革結束，我成了全市批判的對象，他找不到我直接面對面的出氣，所以陳旭麓回師大，這股氣便一股腦兒傾在陳旭麓身上了，他在文革運動中遭的罪，我是歉疚在心的，盡管那不是我要做的，也不是我能阻擋得住的，畢竟我是一個誘發的因素，盡管此中有許多偶然性，我還是責備自己沒有作更多的努力去制止或減少這種不幸的發生。文革結束，全國恢復評定職稱以后，有的人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稱王稱霸排斥異己了。那時的陳旭麓正是有一些告天天不應的郁抑。所以他說出要相關的人說清楚之激憤的話。此人亦已作故，其實職稱算什么呢？我在五九年被評為講師，以后在文革期間，根本沒有評職稱的事，八八年出獄以后連公民也不算，只是名義上掛在復旦，還不算復旦正式的工作人員，盡管我有復旦的工作證和出入證，他們仍是把我視之為編外人員，至于職稱更談不上了，其實我的組織關系自五〇年進復旦，并未發生過變更，無非是因為政治原因把我打入另類了，但我并沒有因此而自外。但別人來信，卻稱我為教授，我聲明自己不是教授，他們仍然叫我教授，我的朋友替我在人民網開了一個博客，稱作朱永嘉教授博客，我實在誠惶誠恐，生怕別人罵我在冒充教授，其實現在教授博導已成為爛羊頭了，有什么值得稀罕呢？不過那時候還不一樣。這個問題我已不想再多說什么了。為人還是厚道一些好，堂堂正正的來，堂堂正正的去，別那么缺德。

一晃多少年過去了，世事真短如春夢，記得蘇軾詞中有那么兩句：“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后風流陌上花。”一切都是短暫的，但到了那個即將告別世界的時候，即便如毛澤東那樣的偉人，也時時牽掛著生前身后的安排，結果還是事事皆不如愿地如陌上的花隨風而去。我到了這個年齡，也是這番心情，總想給相關的人和事作一個交待，特別是他們因我受累，懷著沉痛的心情早我而夭折，時時有一種不安的心情撞擊著我，逼著我寫下這一段文字。也有人問我寫這些過眼煙云的文字干嘛？我說這可是我要還的閻王債啊！我想還是以龔自珍棄官南返時說的二句話作結：“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