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百年薪火

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自19世紀中期橫空出世后，產生了悠遠而持久的影響。當“一個幽靈”從泰西之地拂過五湖四海，誰能想到，這一點星火，竟將燃成燎原之勢。下列四位“播火者”，在各方大地上點燃起星火，終成一場跨越國家與時代的百年薪火，照亮歷史研究的漫天光焰。

我接觸弗蘭茨·梅林（1846—1919），與接觸馬克思、恩格斯（下簡稱“馬恩”）同時。1959年秋，我入學復旦大學歷史系，剛進大學校門，就上了一門全新的課程：《馬列主義基礎課》，首選的就是馬恩合著的《共產黨宣言》，課余讀了梅林寫的《馬克思傳》，這部經典使我加深了對馬克思的崇拜。后我入業西方史學史，梅林就成了我硯田之“常客”。記得我校哲學系俞吾金教授在新世紀初，舉辦頗具興味的“十哲學家對話十史學家”的學術會議，我的對話題選中了“弗·梅林與唯物史觀的傳承”，會上對話很爽氣，會后成文很滿意，題名《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家與唯物史觀的傳承：由弗蘭茨·梅林說開去》。

弗蘭茨·梅林

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最初傳播，得益于歐洲早期一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共同努力。在這曙光初照的年代，正是群星閃耀時，其代表人物有：德國的弗蘭茨·梅林、卡爾·考茨基，法國的保爾·拉法格，意大利的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俄國的格·瓦·普列漢諾夫等。

梅林確是這場燎原之勢最初的“點火人”，他有力地宣傳和捍衛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如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史》，首次梳理了工人運動的歷史脈絡，而《馬克思傳》更是以生動的筆觸，引導我們沿著馬克思的足跡前行。他的獨特貢獻在于將歷史唯物主義創造性地運用于文學批評領域，如《萊辛傳奇》。正像恩格斯所說的，此書是對“普魯士傳奇堡壘的第一次正規圍攻”，以扎實的史學實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確立了最初的學術范式。

這火炬傳到了俄國，當格·瓦·普列漢諾夫（1856—1918）接過它時，俄羅斯的天空正被沙皇的陰云籠罩。他奮力前行，在流亡中思考，在風雪中跋涉，將唯物史觀的火種播撒在廣袤的俄羅斯平原上。他在62年的生命歷程中，從革命民粹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又轉向孟什維克主義。前期，他作為俄國革命者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業績昭著。1883年他創立“勞動解放社”，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奠定了組織基礎，此后足足20多年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傳播而奔忙，碩果累累。他在我國學界擁有很高的知名度，他的《論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沒有地址的信》等名著中譯本廣為流傳，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作了精彩闡解和宣傳，為俄國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堅實的學術根基，也給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

格·瓦·普列漢諾夫

這里就普列漢諾夫的《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為其的傳播作點補白。今重覽這部名著，那引人矚目和生動的句子瞬間映入我們的眼簾：

“一般的歷史條件，要比任何意志堅強的個人更為強大。”

“要是克留帕特拉皇后的鼻梁生得矮一點，歷史進程也許會成為完全另一種樣子。”

“偶然性是一種相對的東西。它只會是在必然過程交叉點上出現。”

“每一個真正顯示了本領的杰出人物，即每一個成了社會力量的杰出人物，都是社會關系的產物。”

普氏深諳歐洲歷史、西方史學和當時學界現狀，因而全書高屋建瓴、駁論透析、旁征博引、結構嚴密、文字幽默，凸顯他的史學才華。今日讀來，依然令人稱羨。

當這火光閃耀到東方的上空，映照在紅樓的窗欞上，一位中國學者在北京大學的講臺上放言，埋下了普羅米修斯的火種，喚起了一個民族的覺醒，這“播火者”就是李大釗（1889—1927）。

李大釗

1919年，他在《新青年》雜志上刊發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在中國學界首次闡發了唯物史觀的內容與價值，指出：“唯物史觀的要領，在認經濟的構造對于其它社會學上的現象，是最重要的；更從經濟現象的進路，是有不可抗拒性的。”他進而比較了孔多塞、圣西門和蒲魯東等人的觀點，認為馬克思把經濟作為唯物史觀的核心，“于從前的唯物史觀有偉大的功績”，這是現代中國史學上的開創性貢獻。

2021年放映的《覺醒年代》，以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為敘事主線，聚焦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建黨偉業，通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魯迅、蔡元培、毛澤東、周恩來等一代先驅者的道路抉擇，全景式地呈現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最初的傳播，在曲折中發展，在坎坷中前行。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傳播性，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傳播于東方亦然。

我重讀《李大釗文集》（1984年新版），他的《史學要論》《史學思想史》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拓荒，尤其是前者中對唯物史觀的闡述，而《史學思想史》則是中國的西方史學史之史的、第一本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為指導的名篇。從他的文集說開去，我們認為只有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引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才得以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中國史學才能成為一門科學，李大釗之后的中國史學發展進程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馬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了人類社會經歷了“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的論斷，自15世紀以降至今的世界史，歷史的運動與運動的歷史猶如一幅色彩斑斕的畫卷，世界的演變促使世界史學的變遷，自文藝復興運動以來的近代西方史學尤甚。大體于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之后4年，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于1923年問世，他與葛蘭西同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開創者，對現代西方史學也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崛起產生了巨大影響，進行了一次新的“重新定向”。

E.P.湯普森

二戰后，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西歐、北美等地區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英法稱雄，英國更勝一籌。且看：在不列顛的霧靄中，E.P.湯普森（1924—1993）正沿著一條新路徑，翻閱塵封的檔案，走進工人住區，傾聽那些被宏大敘事遺忘的聲音。1963年，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出版。此書拋棄了教條化的預設，強調歷史研究必須從工人階級的實際情況出發，指出“階級”不僅是經濟結構的產物，更是由文化、傳統和共同經歷塑造的，通過深入挖掘下層民眾的生活經驗，重構工人階級的主體性敘事，這與教條主義的僵化理論相悖，也與通常的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勞工史研究有別，引發了英國新社會史學的“文化轉向”。倘比較1845年恩格斯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可發現兩者是文脈相通的，進言之，與馬恩的經典也是合拍的，那火焰已不再只是照亮王座與戰場，而是自下而上，悄然蔓延至每一條尋常巷陌。在往昔“西馬非馬”與“西馬亦馬”的學術爭論中，有論者說E.P.湯普森“離經叛道”，其實他反對的是教條主義和僵化主義的庸“經”歪“道”。他始終恪守與信奉的仍然是經典馬克思主義即歷史唯物主義。

1992年3月，是時，湯普森只有68歲，卻沉疴纏身，面容憔悴，步履蹣跚，但他依然熱情地接受東方來客，語重心長地對中國學者劉為言道：

“我深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極大地得益于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

“我反對經濟主義和簡單化的經濟決定論。”

“我希望把更豐富的文化范疇引進歷史學，我仍然堅持歷史唯物主義。”

湯普森翌年8月28日溘然長逝，令人痛惜不已。

從梅林的奠基，到普列漢諾夫的闡發，從李大釗的中國化，到湯普森的轉向，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火種散出無數火星，整個大地豁然開朗，每一簇火焰都因應著不同的氣候和土壤，卻又共同源于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今天，當我們回望百年薪火，不禁要問：是什么讓這點點星火，終成燭天之勢？答曰：因為它點燃了億萬人民的心，紅遍瀛寰，那火焰至今仍在燃燒，永不熄滅。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