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國際花卉節觀察②公園“慢消費”：都市生活另一種可能

2026年2月，上海市綠容局印發《上海綠化市容政策支持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若干舉措（2026年）》的通知，強調了“拓展‘綠容+’新業態，激發市場消費活力”并鼓勵上海國際花卉節進行創新嘗試。

2026上海國際花卉節的會場不僅有新天地、蘇河灣這樣帶有綠地景觀的復合型商圈，即“+公園”，也有古城公園、中山公園、上海植物園這樣在公園綠地中疊加復合消費功能的“公園+”消費場景。澎湃研究所研究員在4月25日、4月30日、5月1日、5月4-5日合計采訪95人，其中古城公園47人、中山公園20人、上海植物園28人，并與同期在蘇河灣綠地采訪到的20人對比，試圖歸納在節事中通過“公園經濟”促消費的模式。

公園經濟不是非標商業，公共性更強，停留時間更長

“公園經濟”的概念始于2018年的“公園城市”，2020年后在成都、深圳等地實踐，并在2025年左右標準化、規?；，F在它的概念是以“公園+”為核心，通過融合商業、文體、生態、文旅等多種業態，以激活生態價值、釋放消費潛力為核心目標，推動生態觀光空間向多元生活空間轉型。

在實踐中，“公園+”經常與帶有綠地景觀的“+公園”非標商業模式混淆。它們的區別是運營主體不同。前者的運營主體大多是綠容局下屬事業單位，也有一些更偏向政企合作市場化運營，而后者的運營主體是成熟的商業運營方。二者在商業運營許可、思路和能力上均有差別。（表1）

根據中山公園、古城公園、上海植物園、蘇河灣綠地、世紀公園的運營模式，對比南京紅山森林動物園、成都麓湖、深圳筆架山模式整理。本文圖表均為趙忞繪制

因此“公園+”更像是周邊商業體的消費行為外溢（或公園方主動引入）至公共開放場所，為傳統的單一功能的生態觀光空間提供更多可能性。而“+公園”的綠地是商業的配套設施，提供“非標商業”上的空間場景選擇。

從受訪者個人情況來看，“公園+”比“+公園”對年齡的包容度更大。本次調研的95人中受訪女性占69人（60%，與家庭中男性偏好讓配偶受訪有關）。受訪者年齡總體呈正態分布（圖1），但“+公園”的商圈由于商業定位更精確，更受特定年齡段（如蘇河灣的18-29歲年輕人）歡迎，而“公園+”更易吸引尋求減壓、親子活動等的中年人。

在受訪者月收入方面，“公園+”要比“+公園”承擔更多的低收入群體，同時由于公共性，向上的包容度也較大（但不代表必然消費）。商業化的綠地空間會因商業本身的調性和定位，而主動排除部分缺乏消費能力或審美不同的群體（圖2）。因此“公園+”的商業坪效和平均客單價比“+公園”低是結構性的，前者并不能簡單地學習后者的營銷方法。

在受訪者的同行人方面，“公園+”明顯受到親子游的喜愛，受訪父母的狀態也更放松和健談；多個家庭出游也偏好公園；而“+公園”的綜合體雖有不少親子游家庭，卻都拒絕了采訪。（圖3）

從受訪者在4處場地停留的時間可以發現，“+公園”消費者停留時間偏短，而“公園+”則是典型的長時間停留模式，2-4小時（近半天時間）的游客很多，以露營、野餐等親子戶外游樂為主。古城公園因有觀光游，很多外地游客在豫園就餐之后容易只在古城公園稍作休憩和等旅游大巴，因此停留1-2小時比其他兩個“公園+”更長。（圖4）

“公園+”消費觸點與“+公園”類似，但有更多慢消費需求

“公園+”與“+公園”都有4類聯動模式：園藝裝置、品牌聯名活動（含IP展）、文創市集和花卉相關展覽。中山公園和上海植物園以花境展示為主，古城公園有裝置藝術與自然結合。這導致感受上兩極分化。一些受訪者覺得很好很自然，另一些則認為與自己想象中的花海相去甚遠。但從民調結果來看（圖5），中山公園和上海植物園由于消費者預期一個偏寶可夢游樂園，一個偏戶外休閑，得到的正面評價并不少。

在市集方面，中山公園的正向感知也很高。此次共設了3個市集，其中自然生活集比較“官”，但勝在一進南大門就能看到，“花卉節”氣氛瞬間拉滿。

另一個“花間食集”售賣的產品比較傳統，但由于可以買到補水降溫的產品，以及包含面向小朋友的吹糖人、糖畫等非遺小工藝，受到老年友人出行以及帶孫子輩的老年人歡迎。

第三個市集由龍之夢主導（城中山野），消費場景更偏親子和戶外微度假，因此“五一”假期中有些家庭甚至就在市集邊的樹蔭鋪開餐布野餐。有的從市集直接購買，有人則是從旁邊的龍之夢買來大包小包的麥當勞。市集不僅是售賣后就離開的空間（space），也成了休閑場景的一部分（place）。

在品牌聯名方面，中山公園的寶可夢游樂園的消費者滿意度和聯動的感知度最高。游樂園的主題中有“花”（花境漫游），又坐落在公園中，哪怕是只為IP前來的游客也明確感知到“這是與花卉節聯名的”。

4月24日17點，雖是工作日，但游客依然不少。其中寶可夢公園的標題和VI中都明確點明“花”主題。本文圖片均由趙忞拍攝

上海植物園的“公園+”則是自己做品牌，形成主題性商業空間，通過年輕時尚花卉生活化的模式吸引消費。消費者對“上植印象”旗艦店中可以自由搭配的植物公仔、果實搖鈴、刺繡冰箱貼等非常感興趣，寶華玉蘭和“環球荷鼎”春蘭的限定版文創成為爆款。

4月30日10點，“上植印象”旗艦店中已有不少老人和帶未成年孩子的家庭消費。

破局點：尋找與都市快生活相反的消費場景

公園經濟的核心是公益屬性不能丟，同時運營成本要有人分擔。它最大堵點是既沒有足夠的資金，也沒有足夠的專業運營能力，甚至連商業空間都不夠。因此不能僅為了“促消費”單一目的蜂擁而上，與“+公園”商圈比拼客流和坪效這類天然短板。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劉悅來認為，“公園經濟”并非簡單粗暴疊加商業和其他復合功能，讓土地使用多元化，或降低政府財政壓力。

他認為，政府的公共財政依然是必需的，以保障公園運營的公共效應，但應專注于保底服務如基礎建設、基本保潔安保。反向思考的話還可以通過公眾參與降低保安和養護成本，同時提升市民對空間的歸屬感和愛護程度，實現“降本”。而作為“增效”的商業也要“適可而止”，在能保持松弛感的情況下提供便利性、舒適性。政府企事業單位不應該成為商業化的主體，也不應該“與民爭利”，超出平均水平的項目應由市場企業承擔。

因此一個公園是否參與“公園經濟”，需要考慮區域稟賦和運營模式。首先，城市核心區域的公園需求是給高壓力的城市生活提供放松的切口，不適合重復性增加商業消費場景。例如黃浦區，如果區里為數不多的公共綠地也學習商業“快消費”模式，一方面是對周邊很多亟待盤活的商業空間的不尊重，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城市生活節奏快、壓力大的問題，與“公園城市”本身的目的背道而馳。

其次，“公園經濟”涉及到經營性的內容如何分配收益。當運營主體（無論是否國企）內部自帶經營和市場部門時，不僅自身擁有商業運營權限，與企業對接時也更有針對性，商業化的推進相對便利。此時可以順勢拓展“慢消費”，即圍繞療愈、減壓、城市微度假、親子戶外小運動等場景提供主題性、潮汐經營式的零售產品，兼顧節假日與工作日下班后的空檔。還可以用好游客在公園中停留時間更長的優勢，開發更多戶外和露營裝備出租、代烹飪等服務性消費。這些場景與城市生活差別更大，與以商圈為代表的“城市快消費”更容易差異化發展，彌補消費場景上的空白。

4月24日（周五）17點左右，中山公園龍之夢市集“城市山野”也人頭攢動，很多人是下班和接娃之后來休閑。

但如果運營主體是事業單位，即使有經營部門，也往往局限于用地出租，只能收取租金。此時可以優先考慮“品控”。例如上海植物園將小賣部轉型為咖啡館和輕食店，讓游客可以在園中吃到個性化甜品和簡餐，在優質的外擺環境中放松，從而拉長停留時間，增加更多消費觸點。

其次，要注重打造“非標”屬性。一方面，在“共創”中強化自身專業度的稀缺性，為市場端提供可延展、可商業化、可變現的抓手；另一方面，通過孵化自有IP，精準吸引特定消費群體。例如“上植印象”旗艦店采用類似市集或買手店模式，以自然文創為主題，聯動本土設計師、非遺傳承人及藝術家等個體或工作室聯合開發產品。

這也是在塑造一種與都市快節奏生活相對的消費場景。它能夠拾起那些因追求坪效而被傳統商業運營方放棄的“慢消費”，尤其是服務性消費環節。當然，在逐步推進與擴大探索“公園經濟”的同時，也需在城市法律條例上放寬對公園經營性活動的限制。平衡好公益性與商業性，公園經濟才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實習生田卓雅、陳瑾、張靜妤、高美延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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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研究所研究員 趙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