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內卷，到底難在哪里？

本文是圓方的第1481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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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市場監管總局發布關于進一步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通知。

通知中明確提出：

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綜合運用各類反不正當競爭措施，著力防治平臺經濟、光伏、鋰電池、新能源汽車等重點行業和領域“內卷式”競爭。

這已經是中央第N次下文，要徹底整治“內卷式”競爭了。

2024年7月30日，在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首次提出要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行，通過業自律、優勝劣汰、落后產能退出，來解決“內卷式競爭”的問題。

202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時，進一步提出要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而且這次專門Q到了地方政府，提出要規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資、補貼內卷等問題。

2025年3月，全國兩會也把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寫去政府工作報告。

2025年6月，新《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圍繞著內卷式競爭這一問題。

到今年3月，在全國兩會上關于反內卷的提法，從“綜合整治”升級為“深入整治”，并給出了明確的組合拳手段，是歷年政策的加碼與深化。

不過，從24年提出要“反內卷”，到26年繼續提出要“深入整治”，也意味著在部分行業“內卷”這個事情不僅沒有破除，反而更嚴峻了，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圓方，今天我們一起聊聊：

反內卷，到底難在哪里？

先做一個小調查，小伙伴們覺得在過去兩年，自己所處的行業運轉情況是減輕了還是更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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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內卷，到底難在哪里？

這個問題，圓方在不同場合問過不少企業家、地方政府官員，也問過經濟學界的朋友。

大家給出的答案五花八門，但有一個共識是清晰的：誰都討厭內卷，可誰都不敢先停下來。

為什么不敢停？因為停下來的人，在當下的游戲規則里，幾乎注定要成為被踩在腳下的那一個。

要理解這件事的底層邏輯，我們得回到一個基礎的經濟學原理上去。

1974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因為“對貨幣理論和經濟波動的開創性研究”拿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他真正影響深遠的貢獻，是他在整個學術生涯中反復論證的一個命題：

知識是分散的，任何中央機構都不可能掌握做出最優決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這個命題放在“反內卷”這件事上，一下子就捅穿了問題的本質。

內卷式競爭，本質上是一個個市場主體在局部信息的驅動下，做出的理性選擇。

一家光伏企業看到別人擴產，自己不擴產就要丟份額，于是咬牙跟進去。

一個地方政府看到隔壁城市給了高額補貼，自己不給，優質項目就跑了，于是財政再緊也要掏錢。

每個參與者都在自己的信息邊界內做出了最優決策，但疊加到一起，就形成了誰都掙不到錢、誰都不敢退出的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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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這個邏輯推到底，會發現內卷根本不是一個可以被“治理”的對象。

它不是某個違法經營行為，可以通過一紙禁令叫停。

它是成千上萬個主體在分散決策中涌現出來的宏觀結果。

哈耶克告訴我們，試圖用中央計劃的思維去消除這種自發秩序下的某種現象，最終只會制造出新的扭曲。

這話說得很直白了。

完全解決內卷，背后藏著一個預設：

有一個全知全能的治理者，能夠掌握所有行業產能、所有企業成本、所有地方招商力度的實時信息，并且有能力精準調控每一塊拼圖。

這不就是計劃經濟最經典的幻想嗎。

我們當然不能走到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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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為什么中國的內卷會如此瘋狂，遠遠超出其他成熟市場經濟體的程度。

圓方在和一些做實業的朋友深聊之后，漸漸摸到了一條真正的癥結。

在中國當下的競爭格局里：

一旦輸了，就是一無所有

你投入十年心血做一家企業，如果在這一輪行業洗牌中被淘汰，留下的不是被市場尊重的退出者遺產，而是一身債務、一個失信人身份、一個再也無法翻身的結局。

你是一個地方的主政者，如果在產業招商上慢了半拍，落下的不只是經濟指標，還有整個仕途的天花板。

你是一個普通打工人，如果在這輪裁員中失去崗位，面對的可能是房貸斷供、子女教育斷檔、整個家庭生活軌跡的斷裂。

輸的成本太高了。

高到沒有人能體面地接受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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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所有人都不再像一個理性的經營者那樣去計算邊際收益，而是像一個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賭徒那樣去死磕到底。

賭徒心態的最大特征，不是貪婪，是恐懼。

恐懼一旦這把輸了，連桌都下不來。

這個心態一旦成為全社會的普遍情緒，內卷就不再是幾個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而變成了一種生存本能的集體爆發。

每一家企業都知道繼續擴產沒有利潤，但更知道停下來就是死。

每一個地方政府都知道補貼大戰不可持續，但更知道斷掉補貼之后，自己轄區內那幾萬工人的就業、那幾十億的存量投資，會瞬間變成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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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反內卷真正的難點所在。

它不是某個行業自律能夠解決的，也不是某次中央發文明令禁止就能見效的。

它嵌入在一個更大的社會契約里：

我們到底允不允許競爭中的失敗者

保有一份基本的體面和退路。

政府真正該做的，也許不是揮舞指揮棒去“整治”內卷這個表象。

因為只要恐懼還在，內卷的形式就會不斷變異，從價格戰變成融資戰，從補貼戰變成輿論戰，從產能競賽變成技術路線的賭注競賽。

該做的事情，是兜住那條底線。

要讓每一個在競爭中拼盡全力卻依然倒下的人，不至于真的跌入一無所有的深淵。

企業退出時，有暢通的破產重整通道，而不是讓企業家背著無限連帶責任終身無法翻身。

產業調整時，有扎實的再就業培訓和社會保障網絡，而不是讓被優化掉的員工獨自面對斷供的房貸。

地方發展轉型時，有常態化的轉移支付和官員考核機制，而不是讓主政者在“要么沖上去、要么滾下去”的二元選擇里賭上全部。

當輸的成本降下來了，贏的執念才會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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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沒有人需要押上全部身家去賭一個不確定的明天，那些理性的、克制的、差異化的競爭方式，才可能在市場的土壤里自己生長出來。

說到底，反內卷不是要把競爭消滅掉。

競爭永遠是市場經濟的活力來源。

真正要解決的，是那種讓人一旦輸了就萬劫不復的底層恐懼。

治理的智慧，不在于讓所有人都不摔倒，而在于讓摔倒的人，還能站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