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協和醫院，探訪腦機接口“門診”

撰文 |李想俁

“想象左手握拳……想象右手握拳。”隨著耳機中傳來提示音。電腦屏幕上，一雙黑白動畫繪成的手緩緩握緊。

佩戴電極帽坐在訓練椅上的患者沒有真正自主握拳，只是盯著屏幕，在腦子里反復想象“握拳”這個動作。在幾秒鐘里，患者產生的腦電信號被成功采集、傳輸到處理器進行識別。另一端與設備連接的機械手套收到指令會后，帶動一側手緩緩收緊。旁邊的醫生低頭看了一眼數據：“這次成功率不錯。”

這是北京協和醫院神經外科腦機接口評估門診里的日常場景之一。

2026年1月，北京協和醫院開設“腦機接口評估門診”，成為國內首批正式掛牌接診的腦機接口門診之一。門診目前主要面向腦卒中、腦出血、偏癱、運動功能障礙患者，同時也涉及帕金森病、癲癇、昏迷促醒等傳統功能神經外科疾病。自2025年3月北京天壇醫院開設全國首個腦機接口咨詢評估門診至今，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有?超過20家醫院?開設了腦機接口門診。

與公眾預想中癱瘓患者重新自主行走的科幻敘事不同，這間門診里的大多數患者，并沒有期待奇跡。他們更現實的目標，往往只是重新拿起勺子，自己吃飯；能自主站起來，不再需要別人翻身，或者讓蜷縮的手掌稍微松開一點。

北京協和醫院神經外科主任趙元立介紹，目前腦機接口的臨床應用大致可以歸納為五個方向：運動功能重建、神經發育與電生理異常調控、神經精神與情緒調控、意識與認知障礙評估，以及感覺功能重建。運動功能重建針對癱瘓和偏癱；神經發育與電生理異常調控涵蓋癲癇、帕金森等異常放電類疾病；神經精神與情緒調控涉及抑郁癥、多發性抽動癥等；意識與認知障礙評估適用于深度昏迷、植物狀態等意識障礙患者；感覺功能重建則面向神經損傷導致的視覺或聽覺障礙。

“我們不只是治病，而是希望他回歸生活。”腦機接口評估門診的出診醫生、北京協和醫院神經外科主治醫生常健博說。

過去兩年里，腦機接口已經成為全球最受關注的新興技術之一。美國科技公司Neuralink完成首例人體植入后，馬斯克頻繁公開展示患者通過意念控制光標、玩電子游戲的視頻；Synchron、Paradromics等公司也相繼推進人體試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陸續給予部分腦機接口設備“突破性醫療器械”資格，資本市場隨之迅速升溫。一些投資機構將其視為繼人工智能之后，下一個可能改變醫療與人機關系的技術平臺。

相比美國對侵入式腦機接口設備，進行嚴格而緩慢的審批體系，中國選擇了侵入式、非侵入式腦機接口一同落地，推進速度明顯更快。除了醫院系統，全國多地已經出現面向康復患者的腦機接口訓練項目、收費門診和商業化設備。根據中國臨床試驗注冊中心公開數據，目前注冊題目中包含“腦機接口”的臨床研究已有126項，適應癥覆蓋腦卒中、脊髓損傷、意識障礙、抑郁癥、癲癇等多個方向。與此同時，腦機接口也正在被不少地方視為未來產業競爭的新賽道。

但另一個問題也隨之浮現：腦機接口究竟發展到了哪一步？那些出現在宣傳視頻里的“意念控制”，距離真正穩定、成熟的臨床應用還有多遠？而如今遍地開花的腦機接口“門診”，又究竟是在治療患者、進行康復探索，還是仍然主要處于臨床研究階段？這些問題，正是協和這間“腦機接口評估門診”試圖回答的一部分。

一間“評估門診”

第一次來到這里的患者，通常會經歷一套細致的評估。

醫生根據患者現場完成抬手、抓握、抬腿、行走等動作的程度，或家屬提供的錄像，進行評估。與此同時，醫生還會測試肌張力、肌力、反應性，對于運動功能評分逐項打分。之后每過一個月，患者都要進行評估。

腦機接口臨床應用的技術路徑包括侵入式、半侵入式及非侵入式三類。目前協和醫院在門診開展的是無創腦機接口訓練。整個訓練通常分為兩輪，總時長約20至24分鐘。第一階段是建模：系統會一邊采集腦電，一邊提示患者想象左手或右手運動，目的是讓算法學習不同運動想象對應的腦電模型；第二階段才是真正的訓練，只有當患者正確完成運動想象時，機械手套才會動作。

所謂“腦電解碼”，簡單來說，就是從頭皮采集到的大量腦電波中，識別出患者此刻究竟是在想“左手運動”還是“右手運動”。但腦電信號本身極其微弱，又容易受到頭部晃動、注意力變化、疲勞甚至眨眼等因素干擾，因此，“70%已經算非常好了”。

常健博認為，這項訓練真正的意義，與其說在于機械手套是否真的動了，而是讓患者重新建立“想動”的意愿。

“如果患者不主動去想，神經信號的傳遞是不可能重建的。”他說。

患者穿戴外骨骼手套 來源：李想俁

常健博提到一位來自山東德州的患者，過去總是習慣用健側手拿杯子，訓練之后，開始主動嘗試使用患側手，即使暫時仍然拿不起來，“后邊他可能就會越來越好”。

而在很多患者身上，真正限制動作的，并不只是肌力下降，而是嚴重的肌張力增高。因此，協和團隊目前也在嘗試把腦電信號與脊髓電刺激的參數聯動調節，希望進一步改善患者反饋。

在常健博看來，腦機接口并不僅僅意味著輸出——讓人控制機械手套或外骨骼，同樣包括輸入，即把外界信息重新送回大腦。例如已經應用多年的人工耳蝸，目前也發展出腦干人工耳蝸，現在已有腦干人工耳蝸，通過植入腦干電極幫助部分患者恢復聽覺，本質上也是一種腦機接口。北京協和醫院耳鼻喉科也正在與神經外科合作相關研究。

腦機接口領域除了腦電，還包括超聲的技術路線。與只能輸出的經顱磁刺激不同，聚焦超聲技術既能調控神經活動，也能接收血流等信號變化，因此形成輸入與輸出的閉環。目前，國外已經有聚焦超聲用于特發性震顫、帕金森病震顫控制等適應癥獲批，協和團隊也正在申請相關課題。

常健博強調，不管是帕金森、癲癇還是運動障礙，最終還是要治病。因此，目前門診最重要的仍然是進行臨床評估。在他看來，這是臨床醫生和科學家最大的不同。

在大眾輿論里，腦機接口似乎是一項突然爆發的未來技術。但在常健博看來，它其實遠沒有公眾想象的那么新。

據他介紹，1974年，國外就已經做出腦控鼠標了。2017年前后，浙江大學團隊也曾實現過“腦控機械手套喝水”。協和團隊此前則嘗試過語言解碼方向，即直接從腦電信號中解析語言意圖，但進展并不順利。直到2024年11月，美國團隊才首次在《Nature》上發表較成熟的語言解碼成果。今年年初，中文語言解碼研究也開始出現。

真正讓腦機接口迅速“出圈”的，是馬斯克與Neuralink。“馬斯克一做，這件事就更火了。”常健博說。

但隨之而來的，是大量被放大的想象。有人以為腦機接口已經能夠讓癱瘓患者重新自主站起來；也有人以為戴上設備后，大腦就能像電影里一樣直接控制現實。

一位患者家屬第一次來門診咨詢時甚至當場落淚，以為訓練后年輕的孩子就能恢復正常功能。但在技術上，至少目前還不能滿足她的期待。

在醫生看來，腦機接口當然是一項非常有希望的技術。未來，它或許真的能實現機械外骨骼替代肢體功能。但究竟是三年、五年，還是更久，沒人給一個確定的時間窗口。

也正因為如此，常健博對當前市場上的“腦機接口熱”始終保持警惕。“北京除了少數幾家醫院不收費，很多地方都在收費。外地一些醫院更是有沒有腦機接口設備都敢做。”

曾有患者告訴他，在山東德州做一次訓練要八百多元。但問題是，大多數患者根本無法判斷眼前那臺一端連接著電極帽，另一端連接機械手套的設備，是否真的具備腦電解碼能力。

目前，北京協和醫院的腦機接口評估門診本身按照普通專科門診收費，而患者參與的無創腦機接口訓練，則主要納入醫院正在開展的臨床研究項目中，暫不額外收取高額訓練費用。但在院外市場，收費情況已經明顯拉開差距。多位患者向《知識分子》表示，一些康復機構單次訓練收費從數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相比通過開展新業務創收，協和團隊更在意的是建立真正可驗證的規范：無創腦機訓練隊哪些患者有效、哪些患者無效、療效能維持多久、未來醫保如何覆蓋。

而只有這些問題慢慢明確，腦機接口才有可能真正從頂尖的研究型頂尖醫院走進基層醫院和社區。

收費規則的確立，標志著腦機接口用于臨床的進展加速。2025年3月,在國家醫保局指導下,湖北省醫保局出臺全國首個腦機接口醫療服務價格項目。國家醫保局在神經系統立項指南中為腦機接口前瞻性立項，設立侵入式、非侵入式腦機接口相關價格項目。目前，多數省份已為腦機接口相關價格項目制定政府指導價，其中侵入式腦機接口置入費價格集中在6000至6600元/次，非侵入式腦機接口適配費價格集中在960元左右。

但這并不意味著患者實際只需要支付一次費用。多位臨床醫生告訴《知識分子》，目前無創腦機接口訓練往往需要持續數周甚至數月。通常情況下，一個療程約20至30次訓練，如果按照部分市場化機構每次數百元計算，總費用可能達到數萬元。而這還不包括傳統康復、住院、高壓氧、電刺激等其他配套治療費用。也因此，腦機接口目前距離真正大規模普及，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常健博認為，無創腦機接口的未來本就不該只停留在大型三甲醫院，而應該逐漸下沉到基層康復體系中，由大型醫院承擔質控與標準制定角色。正如他所說，“我們只是個起點”。

從1月開診至今，協和腦機接口評估門診已經非常飽和。一個工作日下午的門診，通常要連續接診十多名初診患者，并對六七位符合臨床實驗的患者進行訓練，每位患者訓練和評估都需要四五十分鐘，四五個小時很快就過去。

在門診里，常健博總會反復問患者一句話：“你回家以后在干什么？”因為他發現，很多患者在康復醫院恢復得不錯，一回家就迅速退化。“這是用進廢退的問題。跟是不是腦機接口關系不大。”

當一個患者終于能重新抓住勺子，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下一步馬上期待什么時候能使用筷子，而是此后每頓飯都堅持自己吃。只要不斷使用恢復出的能力，功能就可能慢慢鞏固。但如果因為恢復不夠理想而重新躺回床上，讓別人喂飯，那最后連抓勺子的能力也會慢慢消失。

在他看來，目前腦機接口的真正目標，還不是徹底治愈，而是幫助患者一點點重新獲得生活能力。“比如不用別人翻身，這個人就可能活得久很多。”常健博的表達很直接。長期臥床患者很容易出現褥瘡、感染，而只要患者能站、能走，哪怕恢復有限，整個生活狀態都會完全不同。

很多帶年輕孩子就診的家屬最常說的一句話，是希望患者能站起來。但在常健博聽來，這背后真正的含義往往是父母會老，會去世，他們擔心自己不在以后，孩子沒人照顧。

因此他強調，無創腦機接口訓練只是康復鏈條中的一環。患者是否做過系統康復、有沒有解決肌張力問題、是否接受過高壓氧治療，這些甚至都比做不做腦機接口更重要。

在具體流程上，患者第一次來到門診時，他會先看片子、視頻、查體，再評估患者未來大概能恢復到什么程度。如果患者適合進行無創腦機訓練、愿意長期配合，才會被納入臨床實驗中。

在門診進行訓練的患者已經排得較滿，作為臨床實驗，醫生每個月也會根據實驗進展和患者配合程度重新篩選患者。通常，一個療程為一個月，大部分患者最多訓練三個月，因為后期改善會逐漸放緩，患者配合度也會下降。為了方便管理，所有患者會進入同一個微信群，錯峰預約訓練時間。

目前，北京協和醫院腦機接口評估門診開展的相關項目，主要屬于醫院倫理審批下的臨床研究，由神經外科團隊牽頭進行。相關研究也已在中國臨床試驗注冊中心登記，內容不但包括基于運動想象的無創腦機接口康復訓練、腦電與脊髓刺激聯合調控方向，還評估患者是否適用于有創腦機接口，安排住院，進行手術。換句話說，這間“評估門診”并不等同于傳統意義上的成熟治療門診，而更接近一個連接臨床與科研的平臺：醫生一邊進行患者評估與康復嘗試，一邊持續積累數據，觀察哪些患者真正獲益、療效能夠維持多久，以及未來是否具備更大規模推廣的可能。

常健博發現，很多患者在訓練之后，不僅運動功能改善，主動康復的意愿也明顯增強。甚至在運動訓練過程中，部分患者還出現了認知能力改善，包括反應速度、記憶能力等變化。“其中30%可能是心理因素，但這是好事。”常健博說。

常健博在門診調試腦機接口設備 來源：常健博

“我現在開始計算自己能走多快”

44歲的康偉，是非侵入式腦機接口實驗項目入組最早的患者。

今年1月16日，他第一次來到協和腦機接口評估門診時，是坐著輪椅來的。那時，他距離第二次腦出血已經過去半年。左側偏癱嚴重，只能拄著拐杖勉強挪著走，左手長期痙攣，能抓，卻很難主動松開。而幾個月后，他已經能自己從醫院門口下車，拄著拐杖一路走進門診樓，再自己上樓。

“我以前只是想著能拿著拐棍走，”康偉說，“現在突然發現，不只是能走了，還能走快一點、走久一點。”

變化，并不是某種戲劇性的重新站起來。按照FM評分，他的改善大約只有七八分：從不到30分，提高到接近40分，滿分是60分。但康偉自己，卻對這種變化異常敏感。

有一次，他去見朋友，對方下意識想扶他，結果一摸他的左臂，愣了一下：“你這肌肉還挺好，好多人偏癱以后胳膊都細了。”康偉自己也發現，雖然左手痙攣，但肌肉并沒有完全萎縮，“一使勁還是硬的”。這種還有力量的感覺，讓他覺得自己并沒有被徹底困住。

而來到協和，本身也很偶然。1月15日凌晨，他失眠醒來，刷手機時偶然打開協和醫院App。本來，他一直在關注協和另一個干細胞項目，希望能入組。結果那天，他忽然看到了腦機接口評估門診。

此前，他已經幾乎嘗試過所有能想到的方法：高壓氧做了一百多次，中藥吃遍了各大中醫院，針灸扎過各種流派。

腦出血后，他一度已經準備死馬當活馬醫。第一次腦出血其實發生在2022年。那次出血量達到120毫升，他昏迷14天，做了開顱手術。但恢復很快，一個月后出院，能走、能說話，甚至第二天就自己開車去上班。直到2024年第二次腦出血，他才真正留下嚴重后遺癥。

現在回頭看，他覺得那時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認真康復。而現在，他終于重新建立起一種還能往前走的感覺。

“不是說一下就好了。”他說，“但能慢慢進步，我已經覺得很好了。”

從訓練肢體到訓練大腦

34歲的唐磊，則是另一類患者。他原本是一家汽車公司的軟件工程師，主要做汽車相關的軟件開發與自動化系統。腦出血之后，他留下了明顯的左側偏癱：下肢還能行走，但左手張力很高，能握，卻打不開。

來到協和時，距離發病只有3個月。第一次訓練時，他的腦機接口識別成功率只有30%；最近一次，已經提高到60%。

常健博開玩笑地說，他現在是在指揮“龍蝦”干活。因為腦出血之后，公司沒有辭退他，而是把他調到偏研究、質控的崗位,寫基礎代碼，再由別人完善執行。“相當于從自己干活，變成了指揮別人干活。”

唐磊并不把腦機接口看作某種高科技奇跡。他覺得，無創腦機接口和傳統康復訓練思路不一樣的補充。現在整個恢復都是從近端到遠端。上肢是從肩膀、胳膊肘，再到手腕，最后是手。慢慢到肩膀和肘是可以動的，手腕小臂以下這塊。傳統康復更多的是從肢體開始鍛煉，讓肢體運動反向刺激大腦；但是無創腦機的訓練相當于直接訓練大腦，直接來訓練大腦。相對于傳統康復，無創腦機訓練是很好的補充，這兩邊可以同時進行，一方面從肢體返回去刺激大腦，另一方面直接對大腦本身做康復訓練。

此前，他也做過大量傳統訓練，如按摩、肢體活動、電刺激、氣動手套。但在他看來，傳統康復更像是通過肢體反向刺激大腦；而腦機接口，則是在直接訓練大腦本身。“以前更多是訓練肢體，現在感覺是在訓練腦子。”

剛開始訓練時，他的成功率很低。后來，常健博提醒他：“你可能腦子里雜念太多。”之后每次訓練，他都會逼自己只想一件事握拳。成功率隨之明顯提高。

但他也很清楚自己的恢復邊界。“我估計不太可能恢復到原來那種高速打字狀態。”他說。程序員的工作，需要極高的精細操作能力。即使未來左手能重新活動，也未必能恢復過去那種靈活度。因此，他現在最大的目標，并不是重新高強度編程，而是恢復生活自理。

“能正常抓握，能自己生活，就很好了。”

腦機接口的邊界

在公眾想象里，腦機接口往往意味著替代功能，通過芯片直接控制機械手套，讓癱瘓患者重新行動。

但常健博對此始終保持謹慎。“替代當然是重要方向，但離真正成熟臨床，還有距離。”

常健博幫患者調試電極帽 來源：李想俁

他提到，現在網上流傳的那些機械手套喝水、拿東西的視頻，嚴格來說也屬于臨床試驗，但距離真正成熟應用還很遠。最大的問題之一，是安全性。他舉了一個極端例子：如果患者想自殺，能不能通過腦機接口控制機械手套掐自己脖子？

這當然是極端情境，但背后反映的是整個系統的安全邊界：一旦解碼錯誤，機械手套會不會“發瘋”？“你見過那些跳舞機器人突然失控的視頻嗎？”常健博拋出一個問題。“它不是有腦子，它只是解碼不可能100%正確。”

腦機接口同樣如此。另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則是有創電極本身帶來的瘢痕。常健博提到，他們不僅做過人體研究，也做過猴子實驗。結果很明確：電極植入后會形成瘢痕。而一旦瘢痕增生，信號質量就可能下降。Neuralink早期患者曾出現部分電極失效，本質上也是類似問題。

更棘手的是，如果患者原本功能是60分，植入后短期也許能達到80分；但幾年后裝置失效，取出來以后，功能可能只剩50分。也正因此，國內真正意義上的有創腦機接口臨床試驗，目前仍然極少。

在常健博看來，比技術更復雜的，其實是倫理。協和醫院每次相關倫理會，除了醫生，還會有律師、不同專業背景的人共同參與。因為很多問題，并不是“能不能做”，而是“該不該做”。

常健博還反復提到功能神經外科歷史上的“黑歷史”。上世紀曾獲得諾貝爾獎的額葉切除術，當年被用于治療精神病、失眠。醫生用類似冰錐的工具破壞患者額葉，最終讓大量患者變得遲鈍、癡傻。這也成為醫學史上最大的黑點之一。

類似的毀損性手術，在功能神經外科歷史上并不少見。常健博最大的擔心是：如果今天做了不可逆損傷，20年后技術進步時，患者可能已經失去了接受新技術的機會。

“假設有一個27歲的患者，現在做有創腦機接口，形成瘢痕，造成了毀損性的傷害，等到二十年后他47歲的時候，技術更成熟了，但他已經無法做了。怎么辦？這對他公平嗎？”因此，他始終強調，對腦機接口這樣的新技術“先別太著急”。

現在，一些團隊正在研究柔性電極、水凝膠電極，希望做到接觸但不插入，減少瘢痕反應。在他看來，這些方向也許更值得等待。作為臨床醫生，常健博并不是反對科研。但無論如何，首先要站在患者角度，“多替患者想一點點”。

在他看來，美國在腦機接口領域其實比中國更激進，但倫理和監管更嚴格，因此發展速度更慢，歐洲更加保守。中國則希望彎道超車。而作為臨床醫生，他最終仍然更關心患者能否長期獲益。

而在協和這間腦機接口評估門診里，技術最終仍然要回到最現實的問題：患者能不能重新吃飯、走路、工作，能不能重新進入生活。

至少到目前為止，這里還沒有意念操控世界的科幻故事。更多時候，它只是一些偏癱患者，在努力重新學會張開雙手。

• （文中康偉、唐磊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