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國發院張丹丹：彩禮額持續上漲，農村青年婚育意愿還在下降

張丹丹等人的研究顯示，在不考慮住房等額外費用的情況下，一名青年農民工平均需要不吃不喝工作六年時間來積累彩禮金額。

最近，國際知名經濟學期刊《經濟模型》上發表了一項關于我國農村青年婚戀問題的重磅研究，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這項由北大國發院張丹丹教授與南開大學蔡玟希老師合作完成的研究，首次通過大規模實證數據，精準量化了彩禮上漲對農村青年男性婚育意愿的抑制作用。

該研究也揭示了一個冰冷而殘酷的現實：對于數以千萬計的農村流動青年而言，不斷攀升的彩禮金額，正成為橫跨在婚姻門前一道難以逾越的經濟高墻，并直接導致了他們結婚與生育意愿的“斷崖式”下跌。

這項題為《中國青年男性流動人口的彩禮、婚姻期望與婚戀意愿：基于制造業零工勞動者的實證研究》的論文，數據基礎可以說非常扎實，其結論也極具沖擊力。

研究團隊整合了2024年我國制造業零工工人調查與2025年全國彩禮調查的數據，覆蓋全國280多個地級市，最終將研究樣本鎖定在1338名16至29歲、未婚、農村戶籍的男性流動人口身上。

這部分人群是今天城市化進程中的主力軍，也是婚姻壓力最直接的承受者。他們大多在制造業或服務業從事零工，年收入約在4至6萬之間，平均年儲蓄率僅為2.1萬元。

該研究最核心的發現是：對于29歲男性流動人口而言，其家鄉的彩禮金額每增加1萬元，就會導致結婚概率下降1.3個百分點。

換句話說，如果某地的平均彩禮從10萬元漲至20萬，當地適齡男性的結婚概率將直接下降13%。研究進一步指出，彩禮每上漲10萬元，男性在30歲前結婚的意愿就會下降5.88個百分點，生育意愿下降5.37個百分點，同時，他們為了攢錢也不得不在城市延長務工時間約4.27個月。

更值得深思的是，彩禮上漲對婚育抑制作用在20多歲后期群體中最為明顯。且對低學歷、經濟基礎薄弱的流動人口影響更大。

研究估算，在不考慮婚房等額外支出的情況下，一名青年農民工至少需要不吃不喝工作約6年，才能夠攢夠2025年全國平均12.7萬元的彩禮。考慮到部分地區彩禮甚至突破30萬，對許多家庭來說，這意味著需要更長時間來積累彩禮。

如果疊加買房買車等其他必備條件，那么為了結婚所需要付出的經濟成本，還會呈指數級增長。

隨之而來的疑問就是，為什么我國彩禮會這么高？尤其是考慮到農村地區的收入而言，為什么彩禮和收入之間相差反而愈發懸殊？

農村地區普遍收入較低，而彩禮反而又比較高，這兩者看似不合理的差距之下，背后是多重社會結構性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彩禮最根本的驅動力，就是性別比失衡和女性資源稀缺的結果。

性別比失衡和女性資源稀缺，這最早可以追溯到傳統的重男輕女封建思想，再然后就是80年代開始實施的計劃生育影響，在當時“只生一個好”的情況下，導致長期出生性別比失衡，結果就是適婚年齡段男性數量顯著多于女性。

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大量適婚女性通過求學、務工流向城市并定居，這也進一步加劇了本地婚姻市場中女性的稀缺性。

經濟學中的供需法則在婚姻市場上同樣殘酷。當女性成為稀缺資源，在議價中也就占據了絕對優勢，這直接推高了彩禮。部分鄉村地區的適婚男女性別比高達120:100，激烈的競爭也直接讓彩禮成為男性進入婚姻的“硬籌碼”。

除了性別比失衡之外，風險轉嫁也客觀上存在。城鎮化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時，也大幅抬高了新生家庭建立的門檻。在城里有房已經成為許多地區婚姻的剛性條件。即便男方家庭傾盡積蓄在縣城購置婚房，女方家庭仍可能通過索要高額彩禮，試圖將女兒未來在城鎮生活的潛在風險（如失業、疾病）和成本一次性轉嫁給男方家庭，以此作為安全感保障。

然后就是攀比和經濟條件。一方面，彩禮金額在今天成了衡量男方誠意、彰顯女方家庭面子的社會符號。另一方面，家庭經濟條件越困難，所在地區越偏遠落后的男性，也往往需要支付更高的彩禮，來彌補自身在戶籍、家庭、地域等方面的劣勢，這也形成了一種“婚姻擠壓”下的惡性循環。

而張丹丹教授的研究，則清晰地揭示了彩禮上漲到婚育意愿降低之間的傳導機制。

首先，直接的經濟壓力會導致農村青年延期甚至是放棄婚育。對于年儲蓄僅2萬余元的制造業零工青年，面對動輒十幾萬的彩禮，直觀感受就是絕望。

他們需要耗費漫長的青年時光（平均6年）去進行純粹的財富積累，而婚姻和家庭生活則被無限期推遲。當目標看似遙不可及時，理性選擇就是降低期望，甚至是直接退出競爭。

該研究量化的1.3%概率下降，正是這種理性計算的結果。

僅僅是彩禮就需要不吃不喝六年時間，如果再考慮到婚房等因素，這反而會進一步削弱農村青年的婚育意愿。

其次，彩禮也異化了婚姻的本質，消解了情感價值。當婚姻的開啟需要經歷兩家人就彩禮數額反復博弈和討價還價時，其浪漫色彩和情感基礎也會被嚴重侵蝕，這也導致許多人認為婚姻被明碼標價，失去了本應有的意義，從而產生恐婚、不婚的心態。

最后，就是連鎖反應下抑制生育意愿。高昂的結婚成本已經掏空了一個普通農村家庭多年的積蓄，甚至使其負債累累。在此背景下，新婚夫婦面臨沉重的經濟償還壓力，對于生育下一代所帶來的額外經濟負擔更加謹慎和恐懼。

研究數據顯示的彩禮上漲和生育意愿下降的高度相關性，正是這一邏輯的體現。

短期來看，彩禮問題其實很難得到妥善解決。因為這背后本質上是男女性別失衡導致的女性議價更高的問題。

所以，長期來看只能等待下一代人。今天的00后乃至10后，隨著生育的開放，男女性別比正慢慢恢復，未來隨著男女人數的趨同，彩禮問題也有可能隨之慢慢降低，甚至不復存在，成為一個象征意義上的符號。

但就當下來看，彩禮的居高不下，還很難通過人為力量去約束。

張丹丹教授的這項研究如同一面鏡子，照見了高額彩禮背后農村青年面臨的現實困境與無奈選擇。它用嚴謹的數據告訴我們，彩禮問題不僅是風俗問題，更是深刻的經濟社會問題。

而要想在短期內解決它，目前來看并不現實。

end.

作者：羅sir，關心人、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后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