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脈 成語之都丨邯鄲去疢：秦時明月漢時關

（來源：邯鄲網絡廣播電視臺）

轉自：邯鄲網絡廣播電視臺

春天的一個晚上，與幾位文博專家、學者喝茶聊天。更迭的季節，萬物各有情趣。此刻外地朋友從微信發來一方印：“邯鄲去疢”，這是一枚西漢的私印，銅質，鼻鈕，通高1.5厘米，印面1.4×1.4厘米，陰文刻制。據傳此印發現于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北大門”達拉特旗的秦直道。

一

“邯鄲”復姓的古璽印見過數枚，此印名為“去疢”，較為有趣。一是在古璽印人名中，“去疾”“去病”較為多見，“去疢”也有一些，但“疢”字今人已很少使用。“疢”讀chèn，指的是熱病；“去疢”表示避疾病之意。爹娘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身體健康，不生疾病，西漢赫赫有名的驃騎大將軍叫霍去病，大致是一個意思。“邯鄲去疢”，估計是“邯鄲”姓氏的一家人，在孩子出生時，寄予了最樸實的愿望吧。

二是這類病字旁的字一般從“疒”，如《漢印文字征》“鄲”目下列有“邯鄲去病”、《緣閑堂古璽印輯存》錄有“李疢”等，均從“疒”。此印“疢”字從“廣”，這是漢印中特有的省略寫法，卻也不是孤例，《吉林大學藏古璽印選》所錄“蘇去疢”即從“廣”，《漢印文字征》所錄“韓去疢印”“吳去病印”“張疵”“宋疪”等印例，亦皆從“廣”。

這枚“邯鄲去疢”印年代定為西漢，主要還是看文字等方面。復旦大學施謝捷教授曾講過，判斷璽印的時代、國別，文字是主要考慮的因素，不能單看鈕式；鈕式多樣，有繼承沿襲舊式的情況。私印的相當部分（除三套印、六面印等），目前能細分朝代的也只是少部分。由于真正考古出土的印太少，近二十年新出印數以萬計，但多私出，于璽印斷代方面基本沒有切實的貢獻。不過，私印中雙字名的（少孺、翁孫等表字不算在內），大多是王莽之前的。東漢時期人名基本以單名為主，如《后漢書》《三國志》中很少雙字名的人。西漢初期人名也多以單字為主，到了西漢中后期，人口激增，加之人們對名的深層意義的追求，雙字名大量增多，因此雙名印多屬西漢時期。當然也不絕對，就像避諱，也總是有違例的存在。

這枚漢印，為何會出現在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的秦直道呢？

秦直道與邯鄲遠隔千里，在古代，不像今天坐一個多小時的飛機就能抵達。這個持印之人，會有什么撲朔迷離的身世和故事？

每每遇到這樣類似的問題，由一枚古印引發的對歷史的慨嘆，我總是小心翼翼——在微小的個體里，它或許蘊藏著一個宏大的場景。

“邯鄲去疢”也是這樣。

二

鄂爾多斯有無盡的繁華，一座建筑物，白天是標志，到了晚上就變成這個城市的陪襯。遼闊的夜空，星光閃爍，與城市的燈火映襯著，仿佛讓人置身于星際。這是八年前我在這個城市游歷時的感覺。但那時的我，念念不忘的是它的美好與獨特，而并不知道它還有秦直道。今天，這枚古印，讓我重新記起這個城市，并對秦直道作一番探尋。

鄂爾多斯歷史悠久。人類進化史上，在距今14萬年到7萬年前，介于“北京人”和“山頂洞人”之間的“河套人”，就創造了著名的古代“鄂爾多斯文化”，史稱“河套人文化”，它填補了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空白。大禹建立國家后，把國家分為九州，當時的鄂爾多斯為雍州所轄。公元前306年，趙國打敗林胡、樓煩，在鄂爾多斯北部一帶設置九原郡。秦統一后，達拉特旗一帶屬九原郡。公元前127年，西漢為了管理投降漢朝的匈奴人，在達拉特旗北部地區設五原郡。

秦朝往北通往草原的道路，史書記載明確的只有“直道”一條。直道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后，為了巡視北方、防范和阻止匈奴的侵擾而修筑的一條軍事運輸線。《史記·蒙恬列傳》載：“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公元前212年，秦始皇派大將蒙恬率30萬大軍修筑秦直道，到公元前210年蒙恬被賜死時，尚未完全修通。秦二世繼位后繼續興建（史料未記載建成的時間），建成后一直使用到清朝之前。

這條被公認為是世界上第一條高速公路的秦直道，南起陜西林光宮（今陜西省淳化縣西北），北至今內蒙古包頭九原郡，途經陜西、甘肅、內蒙古，全長“千八百里”，約合今天的1400余里。因南北大體相直，故稱“直道”。

遙想當年，沒有現代化的挖掘機，沒有水泥，用傳統工藝修筑這么長的一條道路，且要穿越山脈、溝壑、河流、沙漠以及內蒙古大草原，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有專家考證，秦直道最寬處60米，最窄處20米，創造了世界奇跡。著名秦漢史學者王子今先生在《秦始皇直道考察與研究》書中評價：千百年來，不朽的秦直道以其宏偉磅礴的氣勢，快捷便利的通達能力，不但是一條軍事戰略通道，同時也是一條縱貫南北的經濟大動脈和各民族交流融合的紐帶，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而受到歷代人民的尊敬，稱其為“圣人道”。

有了這條直道，秦始皇在北伐匈奴的時間上就大大縮短了，從林光宮屯兵地出發，糧食和軍輜源源不斷地北運，三天三夜便可抵達陰山腳下，為戍邊戰士及時提供物資、痛擊匈奴入侵提供了便利。數十年內北疆安定，人民安居樂業。這項偉大的工程，比聞名西方的羅馬大道還要早二百多年，比羅馬大道寬3～5倍、長15倍，具有世界性、歷史性、文化性和唯一性。

秦直道建成后，歷代一直都在使用。秦漢時期，強力推行移民戍邊政策，以咸陽、長安通往上郡的直道為依托，在北疆大規模地實行軍屯和民屯。那時，縮短給養供應線是繼續戍防的首要戰略手段，而給養供應線的縮短，只有通過移民實邊、合理調整農業勞動力分布狀況來實現。通過移民，至少有近30萬人遷入河套地區，從事開墾和農耕，中原農業人口首次大規模推進到遙遠的北方，陰山南麓成為中國農業區新的北界。

在這些移民的后代當中，“邯鄲去疢”是否就是其中的一位呢？

三

千年古道，寫滿了歷史的滄桑與傳奇——

千古一帝秦始皇，在第五次東巡途中，行至沙丘，在行宮病死。車隊沒有徑回咸陽，而是沿原定出巡路線繼續行走。這條返回咸陽的路線，正是他自己親手創建的秦直道。

一代名將蒙恬將軍，秦直道的監修者，正是通過秦直道，所向披靡，大破匈奴700里，不教胡馬度陰山。秦直道第二期工程尚未完工，他和秦公子扶蘇，即被趙高陷害，先后自刎而亡。

漢孝文帝劉恒是秦代以后最早驅車走過秦直道的漢代皇帝。此后張騫出使西域，司馬遷沿秦直道采風，漢武帝北征匈奴……他們都曾經在這條道路上揚起歷史的征塵。

秦時明月漢時關。走過秦直道的人實在是太多了，而在影影綽綽的人流中，有一抹艷麗的紅出現在歷史的驛站，她就是王昭君。

在電影、戲劇舞臺、說唱藝術、版畫年畫等多種藝術載體中，“昭君出塞”是家喻戶曉的中國“四大美女”故事之一。

《漢書》《后漢書》記載了這個動人的故事。秦末漢初，匈奴逐漸強大，不時南下入侵西漢邊郡，給西漢王朝帶來極大威脅。漢初因國力空虛，無力抗拒匈奴，自漢高祖劉邦始，只得采取“和親”政策，以緩和匈奴的入侵。翦伯贊先生說，在當時這是維系民族關系最好的一種辦法。漢武帝時國力強大起來，主動發起了對匈奴的大規模戰爭，持續四十多年不斷，長期的戰爭也使雙方元氣大傷。后來匈奴單于認識到不能以掠奪吞滅漢，便主動維護雙方的和睦相處，來漢朝見，并提出和親，以結永好。漢元帝時，宮女王嬙出塞和親，皇帝賜以昭君公主之名，嫁給單于。此時的和親，體現的是對匈奴的一種安撫。

昭君和親出塞那天，大隊人馬從漢都長安出發，隊伍中有掌握各種手工技藝的工匠等相隨。他們先過左馮翊（今西安市東北），然后經北地（今甘肅慶陽）、上郡盟（今陜西榆林）、西河（今鄂爾多斯市東勝區）、朔方（今鄂爾多斯市杭錦旗），而至五原（今包頭市），行走的路線基本上就是秦直道。

秦直道上家國夢，七分月色為和親。昭君肩負著漢匈和親的重任，跋涉千里，來到漠北，收起思鄉的眼淚，努力維護漢匈關系，還漢朝一個和平，還百姓一個安定。她用漢族女子的胸襟改寫了民族的歷史，為民族融合作出了巨大貢獻。司馬遷在《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載：“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亡（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昭君出嫁匈奴后，結束了漢匈兩族一百五十多年的敵對狀態，使兩族關系轉入和平友好，西漢與匈奴出現了60年無戰事的歷史性局面，真可謂“為有琵琶解胡語，漢家不必動刀兵”。

和親政策對緩和漢匈矛盾、鞏固中原王朝的統治起到重要作用，開辟了民族間和平相處的新模式。從長遠來看，它促進了民族團結和文化融合，加速了多民族的和諧發展，為中華民族大融合作出重要貢獻。

同時，由于送親和慰問公主的使團規模都是十分壯大，攜帶各種特產，促進了絲綢之路的拓展，豐富了絲綢之路的經濟貿易活動。作為首都的長安成為東方文明的中心，史稱“西有羅馬，東有長安”。

秦直道雖直，昭君卻永遠回不到漢家了。大漠孤煙，她永眠在了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舊城南9千米處的大黑河畔。鮮花盛開的春天，敕勒川所有的花皆為昭君而開！

翦伯贊在《內蒙訪古》一文中曾說，漢與匈奴的和平往來，并沒有完全被萬里長城和軍事堡壘所遮斷。是的，秦直道不僅僅是一條道路，漠北的長城也不僅僅是一條長城，它們成為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和諧包容的精神符號和文化紐帶。這種精神文化特征，還彰顯在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鮮活而生動。今天內蒙古博物館陳列有“單于和親”的西漢瓦當，這是紀念昭君和親的實物見證；又如像“邯鄲去疢”這樣傳承千年的古印，與長空和山水一樣，雖歷經滄桑，卻歷久彌新，時至今日，依然能穿越時光隧道，洞悉豐富的歷史信息，同時通過它們，讓我們看到超越日常的東西，那就是歲月的綿延，生命的透徹。

今天，那位持印趙人，怎么也想不到，千百年后它還能回到故土邯鄲！歷史其實就是這樣，羈旅人生，行如遠舟，一期一會，世當珍惜。如果有機會，再去鄂爾多斯的街頭走一走，也一定會多一層親切與美好。

杜杰（作者系河北省金石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