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大畏版《暴風驟雨》有否參考過傅洪生版連環畫？看畫頁自行判斷

施大畏版《暴風驟雨》連環畫，應該是這部小說的最后一版連環畫了。

從施大畏的這版連環畫上、下兩冊的風格日益粗放的遞進變化來看，作者的耐心在創作過程中顯然處于被磨礪得越來越粗糙的狀態，前方步步進逼的1985年的連環畫崩盤的下挫點，正在以瀑布臨界點的遠望警醒，發出越來越轟響的震顫。畫家應該感受到了這種垂直下落的哀遍華林呼號，所以下筆的時候越來越缺少精雕細琢的打磨與精修。

上冊中的畫頁

下冊中的畫頁

在缺少生活閱歷上的支撐與深入生活的長久修煉的創作現實之下，施大畏選擇了向前輩與同行學習的捷徑，他的這一版《暴風驟雨》向電影版借鑒了人物造型與畫面構圖，也曾經向1964版《暴風驟雨》的畫家王純信登門求教，索取前版連環畫一觀，從中吸取精華，為我所用。

施大畏版

王純信版

在施大畏之前，粗略統計《暴風驟雨》連環畫有八個版本，其中包括一本印量很稀少的《元茂屯的勝利》，加上王純信分別主繪了白描版與黑白版兩個風格完全不同的連環畫，這樣，加上施大畏這一版，累計起來有九個版本。

可以說，之前的八個版本的《暴風驟雨》各有千秋，都體現出畫家對一部經典名作的形象復現的理解與創造功力。

這其中，傅洪生版《暴風驟雨》出版于1966年3月，采用白描風格，表現的是電影劇本的內容，相對來說，由《暴風驟雨》作者周立波的第三任妻子林蘭改編的劇本，濃縮了原著上下部的精華部分，調整了故事前后順序，使小說里有一些生澀與銹蝕的情節鏈條更加順滑而流暢。

傅洪生版

實際上，我們注意到，周立波小說里的“斗爭韓老六”在一次、二次之后，陷入到難以進行下去的尷尬，因為純粹召開大會進行現場揭批，無法攻破地主堡壘的收縮性防衛，小說里的工作隊面對著近乎是一個縮入龜殼里的老地主，怎么著都對他無可奈何。

傅洪生版

電影里增添了一個情節，充分證明周立波夫人林蘭對情節編制方面深諳電影邏輯自洽的剛性要求以及觀眾對電影因果關聯的柔性期許，這就是工作隊查抄了韓老六偷運出去的槍支，說是藏在了他的姑父家，小說里并沒有這個情節，由此導致韓老六喪心病狂起來，把暴露信息的責任，歸咎于家里放豬的小豬倌，立刻訴諸于武力，開始殺人滅口，行兇報復，率先動用了暴力手段。

傅洪生版

土改工作隊抓住了一直找不到切入點的縫隙，一舉把韓老六抓了起來，電影里還把土匪反撲說成是韓老六的所作所為，讓最后一次斗爭韓老六放在了消滅土匪攻擊之后，這樣的韓老六就是一個惡貫滿盈的終級BOSS，為最終送他踏上不歸之路鋪墊了充足的理由。

傅洪生版

這就是周立波夫人對小說改編的富有說服力、無可挑剔的設計。但這樣的構思，周夫人曾經陪同作家全程地參與了土改進程、并且陪伴了作家寫出小說，為什么在周立波創作小說時沒有提出建議，反而在她獲得改編之權之后，才融化了小說里的艱澀部分呢？

傅洪生版

這固然可以歸因于周夫人更具人道主義的電影創作底線的約束，更為關鍵的可能是電影拍攝的1960年，包括周立波本人都有可能在事隔十多年之后，能夠以更為緩和的溫潤態度，重新排列組合小說里的針鋒相對的鄉村角逐的前后砝碼，從而更能獲得新的時代背景下的觀眾共情。

傅洪生版

因此，傅洪生的版本，按照電影劇本的情節線來繪制，故事情節更緊湊，人物更豐滿，行動因果更具說服力。

八十年代施大畏受命創作《暴風驟雨》連環畫，曾經來到故事發生地蹲點了一段時間，雖然他可以接觸到那一片曾經波瀾壯闊過的地域，但時間線已經發生了改變，他不可能通過時間隧道回到過去，對四十年代的小說里的風物，他不得不借助于外力來完成。

傅洪生版

這就造成了施大畏在創作過程中，對之前《暴風驟雨》電影、及同類畫作的接受與模仿。

那么，施大畏有沒有“偷藝”傅洪生版《暴風驟雨》？

我們不作結論，下面，我們將相關頁面擺放在一起，供各位自行作出結論。

傅洪生版

傅洪生版

電影里的四輪車

按小說交待，工作隊一行來到鄉間，乘的是四馬四輪大車，施大畏畫的是兩輪大車，顯然不符合小說里的語境。電影里是四輪大國。

傅洪生版

注意上面兩幅畫，馬的姿態完全是復制出來的：

看看下面兩幅畫的細節圖：

傅洪生版

桌上的煙槍工具，是否有相似處？

傅洪生版

再看看畫中的一只伏在幾案上的貓，在小說里并沒有提到屋內有貓，傅版里畫出了貓，施版順勢而為：

傅洪生版

傅洪生版

傅洪生版

傅洪生版

傅洪生版

傅洪生版

傅洪生版

傅洪生版

傅洪生版

傅洪生版

傅洪生版

傅洪生版

我們這樣進行對比與類比，并不是貶低施大畏的藝術創作，反而是證明了藝術創新，必須立足在繼承的基礎上，任何一種藝術的標新立異，都是在建立在傳統的基礎上才能夠實現。

通過這樣的類比，我們可以看到傅洪生的繪畫功力還是可圈可點的，他曾經繪制過《平原槍聲》《烈火金剛》等今天依然重版的經典連環畫，他對北方的風土人情有著比較稔熟的感知，筆下人物帶有鮮明的地域特征，這一點，對于生在南方的施大畏來說，是在入手北方題材連環畫的時候迫切需要洇染與沉浸其中的。

但實際上，我們注意到傅洪生的生平資料介紹，非常稀少，在正規的出版物里，很少有他的身份介紹。網絡上介紹他生于1930年，去世于2000年。

從一些斷片式的介紹中，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到，他過去曾經在遼寧美術出版社從事連環畫創作，創作速度很快，稿費頗豐，受到了批評，他后來索性跳槽到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從事連環畫創作，這也是他的作品大多由天津出版的原因。

文革期間，大約在1974年的時候，他參加了由天津市靜海縣文化館、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組成的《銀沙灘》連環畫三結合創作組，四位繪畫者，依次是縣文化館干部丁昉，出版社畫家傅洪生，當地農民代表、天津藝術學院繪畫系連環畫年畫班工農兵學員施振廣和天津插隊知青趙金龍。這本連環畫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它曾經出版過，但版權頁，并沒有注明畫家是誰。

1981年，他大概看到連環畫的頹勢漸顯，果斷抽身，轉向工藝品制作生產，之后，他的身影消失在書畫界。

傅洪生版《暴風驟雨》近年由連環畫出版社、文化藝術出版社分別重版，可見，他的這一套連環畫作品還是有著獨到的藝術魅力。

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些用優美的藝術形象留存一個時代、同時感染了一個時代受眾的藝術家們，這其中就應該包括傅洪生與施大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