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杰 | 一個當代文化思想史事件與“吾道不孤”費孝通

文 | 陳杰

這是一個當代文化思想史上有長遠觀念影響的事件：從1983年3月至2003年11月，由我國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重要奠基者費孝通與港臺學者倡導、發起“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在海峽兩岸暨香港舉辦八屆，歷時20年。

20年，正是費孝通從73歲到93歲之間，他親身參與、直接推動這一系列內地、港臺文化研究活動，正值他終生探索的“第二次學術生命”期，其反響至深的論述“文化自覺”“美美與共”“三級兩跳”等都在這一時段形成，并在八屆研討會醞釀、展開。

用中國話討論共同關心文化問題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國內地進入改革開放及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國家與學術百廢待興，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恢復重建。1983年，費孝通與李亦園（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學院院長）、楊國樞（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喬健（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主任）、李沛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等6人共同倡導并發起了第一屆“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李沛良特別提出，“從1983年開始，連續八屆的‘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的動議人是費孝通先生。”

費孝通說，當時海峽兩岸在政治上還沒有正式的往來，如果能開辟出一條學術界的溝通渠道，這將不僅是海峽兩岸知識分子共同的愿望，也是民族和國家的幸事。他希望通過研討會把內地、香港、臺灣地區的學者聯合起來。第一屆會議地點最好選在香港，因為他自己去不了臺灣。自1983年第一屆至2003年第八屆20年，研討會的地點從香港延伸到內地和臺灣地區，但遺憾的是，費孝通最終未登上臺灣寶島。

1983年舉辦的第一屆研討會，3月7日至11日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主辦并在該校召開，主題為 “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化的影響”，體現了華人學者對于現代化進程中如何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作用這個大題目的殷殷關切。這是1949年后，第一次在海峽兩岸暨香港及其他地區華人學者在中國人的地方會聚一堂，用中國話討論中國人共同關心的文化問題。對內地學者來說是1949年以來首次踏上香港的土地。內地學者代表：費孝通、陳岱孫、梁釗韜、趙復三；香港地區學者代表：李沛良、金耀基、劉兆佳、喬健；臺灣地區學者代表：芮逸夫、黃光國、李亦園、莊英章、文崇一、葉啟政、蕭新煌、楊國樞。從美國前來參會有夏威夷大學的吳燕和等。應邀列席的學者超過百人，5天共舉行13次學術報告會，召開了一次“社會科學的現況及發展”座談會

華人學者認為人類學、民族學等社會學科都是西方現代知識的產物，其中的許多理論方法并不適用于對中國的研究，理論和方法的“中國化”是一個必須要面對的問題，一些學者開始有意識、有針對性地涉及了中國式的研究方法。海峽兩岸暨香港的社會科學家真正有了一次坦誠、自由、絕無禁忌，而且跨學科的交流與互動，非常有意義。

第一屆研討會后，經過三地學者的磋商，提出建立一個以“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為名學術交流平臺的倡議，定期每兩年在三地輪流舉辦，進一步研討如何用現代社會科學知識分析與幫助解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種種問題，兼顧理論與應用兩個層面，每屆研討會有一個主題。內地由費孝通、馬戎、潘乃谷為召集人，臺灣方面由李亦園、楊國樞、文崇一為召集人，香港方面由喬健、李沛良和金耀基為召集人。

從家庭主題出發探究中國現代化變遷

第二屆研討會于1985年11月4日至8日在香港舉行，主題是“中國家庭及其變遷”。

家庭是中國社會組織中最基本的單位，同時也是中外學者在探討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變遷等各類問題最常用的一個起點。選擇“家庭”作為研討“現代化與中國文化”這個大議題的第一個主題適當，由此深入挖掘中國文化的特色。與會學者通過在不同地區、用不同方法進行的社會調查，說明隨著工業化、現代化的變遷，中國的傳統家庭發生了重大變化。費孝通用調研基地江蘇省吳江縣開弦弓村（簡稱“江村”）的訪問資料連續寫了三篇有關中國家庭結構變動的論文，后兩篇在第一屆和第二屆研討會上演講，題目是《家庭結構變動中的老年贍養問題——再論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動》和《三論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動》。

在《家庭結構變動中的老年贍養問題——再論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動》中，費孝通指出，“養兒防老”是均衡社會成員世代間取予的中國傳統模式。經濟基礎的改變，這種模式當然也要改變。由于強調子女對父母的贍養義務，反饋模式可以說是中國親子關系的特點。如果以這個反饋模式為基礎，加上父系的親屬體系，可以推論出父母和已婚的兒子共同組成的大家庭是中國家庭結構的基本形式。但是事實上在農村里，以江村的具體例子來說，不僅當前，而且過去，大家庭并不是占多數的形式。農村里過去不僅是以擴大了的家庭為多數，而且已有大量的小家庭。從形式上看小家庭在農村中數量的增加是向西方家庭接力模式接近，但是倫理及法律確認子女對父母的贍養義務也增加了反饋模式的持續力。具體的經濟和人口等因素又從不同方向影響著家庭結構的具體變動，正在改變贍養的方式和內容。

在《三論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動》中，費孝通認為，中國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一項取得重大成就的改革。這項改革是很基本的，必然影響到農民生活的各個方面，農民家庭結構也絕非例外。傳統“養兒防老”，依靠兒子的贍養以度晚年的觀念開始改變。主干家庭的凝固力和分化力正在相持狀態中，凝固力略高于分化力。我們對于中國農村里主干家庭的重要性，在認識上有所增進，同時也看到農村體制改革對家庭結構已造成深刻的影響。

1988年6月14日至16日，由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在香港主辦第三屆研討會，主題是“中國宗教倫理與現代化”。在中國社會，無論是宗教問題還是倫理問題，都是在現代化過程中需要面對的重要議題。費孝通希望能多采用一些社會科學領域最前沿的理論和方法來探討這一問題，吸取傳統文化中有價值的內容，對中國的現代化實踐有所幫助。

費孝通邀請“中國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參加本屆會議，但梁漱溟因年事過高，行動不便，不易承受車航之勞，特地作了一次錄像發言。費孝通在這屆研討會上的發言題目是《論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觀》。他把梁先生的文化體系論與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論加以比較，突出了他們的文化整體觀。費孝通說，梁先生的思想又一度得到重視并非偶然，因為我們從社會實踐中認識到“全盤西化”是不可能的，從而覺悟到要實事求是，從原有的基礎上，采取群眾能接受的方法，逐步改革傳統的社會和文化，中國才能存在于現代世界，發展成先進國家，并建立一個和平繁榮的世界秩序。當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逝世，給與會者留下一位新儒家代表人物最后音容風采。

第四屆研討會1993年10月11日至18日先后在香港和蘇州舉行，由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共同主辦，也是這個系列研討會首次在內地召開，主題是“中國人的觀念與行為”，使得研討會成為溝通海峽兩岸及香港地區知識界的橋梁。臺灣地區的大學教授和研究機構學者屬于公教人員，首次到內地參加學術會議，計有李亦園、莊英章、文崇一、章英華、楊國樞等，海內外的華人學者懷抱著對中國現代化的同一種文化關懷而來，在中國內地用中文討論中國文化和現代化問題。

費孝通提交的論文是《個人·群體· 社會——一生學術歷程的自我思考》，有近于思想自傳式的反省，開啟了他的晚年學術自述和反思。費孝通認為，“回顧一生的學術思想，迂回曲折，而進入了現在的認識，使我最近強調社區研究必須提高一步，不僅需看到社會結構而還要看到人，也就是心態的研究。”“中國世世代代這么多的人群居在這塊土地上，經歷了這么長的歷史，在人和人‘中和位育’的古訓指導下應當有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不僅保留在前人留下的文獻中，而且應當還保存在當前人相處的現實生活中。怎樣發掘出來，用現代的語言表達，是今后我們社會學者應盡的責任。”

現代化過程中翻越文化自覺一重山

1997年4月21日至30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臺灣東華大學族群關系與文化研究所和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聯合主辦第五屆 “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主題是“社會科學的應用與中國現代化”。本屆研討會實現了向中國臺灣地區一岸的延伸，完成了對兩岸及香港地區中國知識界的全面溝通。費孝通在香港出席了研討會開幕式并做了主題發言，題目是《人文價值再思考》。

費孝通說，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創造的東、西關系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中被當成是“傳統”與“現代化”的關系，在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研究中東方常被當成是傳統的、古老的，西方才是現代的、新興的。這使19世紀東方作為“白種人的負擔”的理論進一步“合理化”。產生于西方的一系列“現代化”理論與這種東方觀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

他認為，文化自覺是當今世界共同的時代要求，并不是那一個人的主觀空想。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首先要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觸到的多種文化，才有條件在這個已經形成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確立自己的位置，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種文化能各施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守則。

費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是文化自覺歷程的概括。隱藏在“現代化”背后的西方中心主義就是要以歐美的價值觀念來取代其他文化的不同觀點，不符合“美美與共”的路子。

現代化過程中的文化自覺是費孝通學術人生要翻越的最后一重山。費孝通說， 如果大家能同意現代化是在當代世界中人際關系的新發展，那么也當可以認為現代化應當是一個“文化自覺”的過程，即人類包括學術人從相互交往中獲得對自己和“異己”的認識，創造文化上兼容并蓄、和平共處局面的過程。

“美美與共”與中國社會“三級兩跳”

1999年11月2日至6日，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和臺灣東華大學族群關系與文化研究所在香港地區、江蘇省吳江市聯合舉辦第六屆“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時值費孝通90歲壽辰和我國社會學人類學重建20年。在11月2日的歡慶會上，回到故鄉的費孝通說，他從小考試，一直考到大，考到老，自視分數不高。今年90歲，人生大概還有幾年，他要爭取再增加分數。

這屆研討會的主題是“走向21世紀的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海峽兩岸暨香港學者在這一時刻聚會，共同回顧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建設歷程，討論面向新世紀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的發展前景。費孝通為此次研討會準備了題為《重建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回顧和體會》的主題發言。

費孝通又一次闡述了“文化自覺”的概念并提出：充分注意、深入闡發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將是富有建設性的題目，也可以作為我們實現文化自覺的一個入口。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中“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對自己傳統的欣賞。這是處于分散、孤立狀態中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文化心理狀態。“美人之美”就是要求合作共存時必須具備的對不同文化的相互態度。“美美與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價值上取得共識，以促使不同的人文類型和平共處和發展。

2001年10月，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臺灣法鼓人文社會學院、臺灣東華大學族群關系與文化研究所共同舉辦了第七屆“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會議分兩段先后在中國香港和臺灣兩地舉辦，主題為“科技發展與人文重建”。費孝通出席了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開幕式并做了 《進入21世紀時的回顧與前瞻》的主題講演。他結合個人的研究經歷，提出20世紀中國社會“三級兩跳”，先后出現三種社會形態——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從現實看，三種社會形態同時重疊并存，三位一體；三位一體社會形態的形成包含兩個大的跳躍，先是從農業社會跳躍到工業社會，又從工業社會跳躍到信息社會。“三級兩跳”出現的最大問題，就是經濟全球化已經開始碰到了文化多元化的大問題。

費孝通認為，在人文重建的整個過程中，我們可以接受外國的方法甚至經驗，但所走的路要由自己決定。文化自覺、文化適應的主體和動力都在自己。自覺是為了自主，取得一個文化自主權，能確定自己的文化方向。相應地，在我們這些以文化自覺、文化建設為職志的社會學、人類學工作者來說，也要主動確定自己的學科發展方向。

2003年11月16日至19日，上海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臺灣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在上海聯合主辦主題為 “文化的差異與共存”的第八屆“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在這屆研討會上，費孝通提交的論文是《對文化的歷史性與社會性的思考》。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應主動承擔起認識自己的文化及其定位、認識不同的文化及展開跨文化對話的任務。

費孝通說：人們時常將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當成相互矛盾的兩方面看。其實，“文化自覺”正是在追求現代化的100多年的歷史中開始產生的。我到了耄老之年,還要呼吁“文化自覺”,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視,用實證的態度、實事求是的精神來認識我們有悠久歷史的文化。

費孝通在給會議的信中說：海峽兩岸暨香港的學者在一起，用中國話討論中國人自己的事情，文化上的交流是政治上統一的一個步驟。20年后的今天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變化，香港回歸了，大陸更加開放，臺灣統一的希望越來越近，文化和學術交流的機會更加頻繁了。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一個美好的全球共同體一定會出現，而且中國文化在這新機構中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行行重行行，晚年費孝通留下一路文化考量，一派學術思想，一種治學精神。回望20年舉辦“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所體現的思想脈絡，費孝通在第七屆研討會上說，“這個系列性的‘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是使我們的短暫生命融匯于久遠文化的一種有效方式。在我晚年所做文化反思的過程中，這個研討會給了我很大的鼓舞，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使我常有‘吾道不孤’之感。”

這是六根推送的第3445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