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院推翻最高法司法解釋，改判一擔保案責任范圍：40%變100%

撰文| 巫英蛟 劉虎

2010年成為最高法司法解釋的一起貸款糾紛案，海南高院判決債務擔保人承擔賠償責任并已執行完畢。然而，塵埃落定多年的案件，北京兩級法院卻突破最高法司法解釋與海南高院生效裁定，一案兩判，將債務擔保人的責任從40%改判為100%連帶清償。

該案促成最高法出臺相應司法解釋。受訪者提供

已執行終結的舊案，竟被低價收購債權的“新債主”在異地成功“復活”，進而對海南國有資產虎視眈眈的二次執行。這一離奇事件何以發生？

01

2002年：海南法院確認擔保人承擔四成責任

2001年7月，交通銀行海南分行向海口中院提起訴訟，要求追索一筆沉積多年的貸款本息。

該行主張，1994年10月8日，其與海南長江旅業有限公司（下稱“長江公司”）及海深國際工程開發總公司（下稱“海深公司”）簽訂《抵押借款合同》，約定向長江公司發放3500萬元貸款，期限9個月，并由海深公司以名下房產提供抵押擔保。

貸款發放后，長江公司未能按期清償。此后數年間，銀行多次同意展期并調整利率。至1998年8月3日，銀行又與長江公司及海南凱立中部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立公司”）重新簽署借款及抵押合同，將原債務繼續延期，并引入凱立公司以其海口凱立大廈提供抵押擔保，擔保范圍覆蓋1994年借款項下的部分未付利息，相關抵押亦依法完成登記。

凱立大廈。巫英蛟 攝

債務一再展期，仍未能換來履行。至1999年8月11日最終期限屆滿，長江公司依舊未能清償全部債務。銀行遂請求海口市中級法院判令長江公司償還3500萬元本金及利息，并對抵押物享有優先受償權。

對此，凱立公司提出兩項核心抗辯：其一，1998年的《借款合同》屬于典型“借新還舊”，已超出原合同期限，應認定主合同無效，從而導致擔保合同一并無效；其二，即便不論主合同效力，該擔保亦違反我國《公司法》第60條第三款關于公司不得為股東債務提供擔保的強制性規定——長江公司作為其股東，要求凱立公司為其貸款提供擔保，顯屬違法。因此，凱立公司不應承擔任何擔保責任。

海口中院經審理認為，1994年《借款合同》在貸款實際發放后即已成立，而1998年所謂“新貸”并未實際放款，本質上僅是對既有債務的再次確認及履行期限的重新安排。據此，相關借款合同及展期協議，除個別違反利率規定的部分外，應整體認定為有效。

在擔保問題上，法院認為：海深公司提供的抵押擔保合法有效；而凱立公司以公司資產為其股東長江公司提供擔保，既未履行必要的公司內部決策程序，又違反《公司法》的強制性規范，應認定抵押合同無效。法院指出，原告銀行在更換抵押人及抵押物過程中未盡審慎審查義務，對風險形成亦負有一定過錯，其關于優先受償的主張缺乏法律依據，不予支持。

據此，海口中院判決長江公司償還3500萬元本金及相應利息，并駁回銀行其他訴訟請求。

案件進入二審后，海南高院對責任分配作出修正。該院認為，凱立公司董事長在明知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情況下，仍以公司資產為股東債務提供擔保，存在明顯過錯；與此同時，銀行在已有有效抵押的前提下輕信上市承諾，放棄原有擔保且未審查股東會授權，同樣存在重大過失，且過錯程度更高。

海南高院。劉虎 攝

2002年8月，海南高院終審判決：在長江公司不能清償債務的范圍內，凱立公司承擔40%的賠償責任。一審關于完全免除其責任的處理失當，予以糾正。

02

2018年：擔保人被執行完畢

案件進入執行程序后，原申請執行人交通銀行海南分行因改制，將涉案債權轉讓給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辦事處（下稱“信達公司”）。2006年7月，信達公司又將其中3047萬元債權，以1400萬元的價格轉賣給成立僅兩個月的海南寶貝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寶貝公司”）。

寶貝公司的入場，使原本相對清晰的債權執行路徑生變，也將案件推入一個出乎各方預料的復雜階段。

此后，寶貝公司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長江公司及凱立公司。經海南高院指定，由海口海事法院于2008年4月21日立案執行，執行依據為海南高院作出的（2002）瓊民二終字第10號《民事判決書》。

執行過程中，法院首先對長江公司的財產予以處置。經拍賣、變賣，并在征得申請執行人同意的情況下，法院于2016年2月1日作出執行裁定，將長江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龍昆北路與龍華路交匯處“旭龍國際大廈”部分房產（主樓地下一至二層及地上一至三層）及其對應分攤土地使用權，作價2359萬余元用于抵償本案債務。

經進一步核算，截至2016年10月20日，長江公司尚欠債務總額達7224萬余元。在扣除已抵償的2359萬余元后，申請執行人對長江公司仍享有約4865萬元剩余債權。鑒于長江公司已無其他可供執行財產，執行重心隨之轉向凱立公司。

2017年4月，執行法院向凱立公司發出《執行通知書》及《報告財產令》，責令其按照生效判決承擔長江公司不能清償部分40%的賠償責任，即約1946萬元。凱立公司提出執行異議。法院于2017年6月作出執行裁定，將其應承擔的賠償金額調整為約925萬元。

“925萬是最高法的判決！法院一直以40%為不定數在與各方爭議不休，凱立奔波法院多次，只好向最高院提起。最高院最終定下925萬！最后海事法院才執行925萬。”凱立公司人士介紹。

在最高法明確金額后，凱立公司以現金償還，最終于2018年1月5日履行完畢。海口海事法院當月出具《結案通知書》，確認本案針對凱立公司的執行程序已經終結。

海口海事法院確認凱立公司已履行義務。受訪者提供

然而，故事并未在“結案”二字中畫上句號。相反，寶貝公司正在悄然醞釀下一步行動，一場新的爭議即將浮出水面。

03

2020年：案件在北京兩級法院“另起爐灶”

作為債權受讓方的寶貝公司，自始至終并不認可海南高院作出的終審判決，并試圖通過再審程序將其推翻。圍繞這一問題，海南高院曾專門向最高法請示。

2010年12月16日，經最高法審委會第1506次會議研究，最高法對海南高院作出如下批復：

“你院《關于海南長江旅業有限公司、海南凱立中部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與交通銀行海南分行借款合同糾紛一案的請示報告》（（2009）瓊民再終字第16號）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判決生效后當事人將判決確認的債權轉讓，債權受讓人對該判決不服提出再審申請的，因其不具有申請再審人主體資格，人民法院應依法不予受理。”

2011年2月1日的《人民法院報》公開披露了這一司法解釋：針對實踐中頻繁出現的“判決債權轉讓后再行申請再審”現象，司法解釋不僅否定債權受讓人的再審主體資格，也不承認其上訴主體資格。這一答復，為同類案件劃定了清晰邊界。

最高法負責人專門就該司法解釋答記者問。受訪者提供

《人民法院報》報道指出，隨著《民事訴訟法》修改，再審申請數量顯著上升，一些市場主體開始通過低價收購已生效判決確認的債權，再借助再審程序試圖突破既有裁判結果，從中攫取超額利益——這一現象在銀行不良資產轉讓領域尤為突出。最高法相關負責人亦明確表示，上述制度設計的目的，正是從源頭上阻斷“借殼再審”的路徑。

在這一制度框架下，寶貝公司的再審申請最終未被受理，其后提出的執行申訴亦被最高法駁回。

2018年10月9日，最高法在執行裁定中進一步指出：根據海南高院《民事判決書》的事實認定與裁判理由，凱立公司承擔賠償責任的法律依據在于擔保法司法解釋第七條，在主合同有效而擔保合同無效的情形下，若債權人與擔保人均存在過錯，擔保人承擔責任的范圍不得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二分之一。由此，原判所稱“不能清償部分的損失”，即指“不能清償部分”本身，而非包含遲延履行期間利息的擴張解釋。寶貝公司據此主張擴大責任范圍，缺乏法律依據。

至此，通過再審與執行申訴路徑改寫原判的可能性，已被徹底封堵。幾乎同時，寶貝公司卻“另辟蹊徑”，將同一爭議再次訴至北京市東城區法院。出乎意料的是，北京兩級法院，包括北京二中院，“一事二理，作出了與海南既有生效判決明顯不同的裁判結果。”

在新的裁判體系中，原本由海南高院終審確認的“40%賠償責任”被突破。在未出現任何新事實、新證據的前提下，責任范圍被擴展至100%，實質性改寫了既有判決所確立的責任邊界。

北京二中院在判決中明確指出，本案核心爭議已不再局限于既有判決的執行問題，而是轉向另一個事實判斷：凱立公司與長江公司之間，是否存在人格混同，從而應否對長江公司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法院認為，凱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時又是長江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控制之下，長江公司名下核心資產“富人大廈”轉移至凱立公司并更名為“凱立大廈”。該行為被認定為超出正常商業安排范疇，構成對公司獨立人格的濫用，進而損害債權人寶貝公司的利益。

這一認定遭到凱立公司方面強烈反駁。董事長表示：“長江公司將富人大廈抵債給凱立公司，是在征得債權人同意的前提下進行的公開交易，并非所謂‘轉移資產、逃避債務’。”

其進一步解釋稱，該資產原登記在海深公司名下，1994年即作為抵押物為本案借款提供擔保；1998年，在交通銀行同意下解除原抵押并過戶至凱立公司名下，隨后由凱立公司重新設定抵押。整個過程均在債權人知情并同意的框架下完成。

“更何況，”其強調，“寶貝公司是在2006年才受讓涉案債權，而資產轉移發生在1998年，時間順序在前。凱立公司不可能對尚不存在的債權人產生損害其利益的主觀惡意。”

據此，凱立公司認為，即便構成人格混同，也與債權未獲清償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不應據此承擔連帶責任。

然而，北京二中院未采納上述抗辯。2020年10月，該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凱立公司與長江公司之間已構成人格混同，應突破《公司法》上的有限責任邊界。判決要求凱立公司對海南高院《民事判決書》項下、長江公司應向寶貝公司清償的約3940萬元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04

2022-2026年：海南法院拒絕北京法院執行請求

凱立公司認為，北京之訴蹊蹺處太多。

“長江公司做為主債務人原來是在北京被告的，但是突然又被寶貝公司撤了。長江公司的苦水就無處可倒了。因為長江公司所擁有的旭龍大廈雖然是停緩建工程，但是該大廈上是一個22層大樓和二層地下室的項目。而寶貝公司關系評估師僅評了現狀三層樓。其余的并未評估。僅評了5千多萬。凱立公司請的評估公司是14000多萬。如果按此評估應該足夠清償寶貝買來的債務。加之長江旅也在定安縣的一個可以執行債權（此債權在北京法院被其隱瞞）是屬超值查封！可是寶貝公司將長江旅業撤下不訴，故意將已經履行了擔保責任的凱立公司單獨以借款糾紛告訴。變成了無本之木，無水之源！”

旭龍大廈。巫英蛟 攝

“為什么不讓長江公司說話？寶貝公司怕什么呢？結果凱立為了說明這一事實，就要替長江說話，無法說清。代理律師也沒有申請必須到場。可憐企業就這樣啞巴吃黃蓮了！”凱立公司人士說。

此外，律師發現，北京二中院判決出現嚴重錯誤——凱立公司作為擔保人竟然要承但比長江公司更多的債務。海南高院裁定明確裁定指出長江公司債務的遲延履行利息應按照法律規定計算至 2009年3月30日《海南座談會紀要》發布之日。“然而北京二中院竟然判擔保人凱立公司還要承擔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就在北京的法院推動這宗已宣告終結的執行案件再度啟動后，原執行法院卻給出了截然不同的回應。

針對北京東城區法院發出的（2022）京0101執恢649號《移送執行函》，海口海事法院在復函中明確表示：該移送請求既不具備法律依據，亦不應被受理。

復函指出，該案此前已由海南高院指定執行，并以（2008）海執字第123號立案，執行依據為（2002）瓊民二終字第10號《民事判決書》。在既有執行程序中，凱立公司已就長江公司不能清償部分依法承擔40%的賠償責任，實際履行金額為925萬余元。凱立公司在本案中的全部義務已履行完畢，相關執行程序依法終結。

海口海事法院表示：對北京東城區法院擬移送的執行事項“不具有管轄權”，亦不存在接收全案執行的法律基礎，決定不予接受移送。

北京方面推進執行的進程中，還先后出現了三次“案外人異議”，為已進入拍賣軌道的資產處置增添了新的變量。

2021年9月，海南交通運輸廳以案外人身份，向北京東城區法院提交《執行異議申請書》，對涉案房產的執行措施提出質疑。

此前，寶貝公司依據北京二中院（2020）京02民終2423號《民事判決書》申請執行，北京東城區法院據此作出（2020）京0101執8836號《執行通知書》，并已啟動對相關房產的評估與拍賣程序。

在異議申請中，海南交通運輸廳提出，其作為凱立公司的國有股東之一，持有5.7143%股權，對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龍昆南路92號“凱立大廈”相關資產享有相應權益，因而具備對執行行為提出異議的主體資格。

申請將質疑重點指向執行程序本身的合法性。異議書指出，在涉案房產被查封并進入評估階段時，申請執行人并未依法通知相關權利人參與評估機構的選任，而是徑行指定海南匯德土地房地產評估咨詢有限公司開展評估工作。該做法被認為違反了關于評估機構選任程序的強制性規定。

在司法拍賣中，評估價通常構成起拍價基礎，而拍賣成交價往往低于評估價，若流拍則需再次降價處理。在此機制之下，一旦評估程序存在瑕疵，便可能導致資產在“折價—再折價”的過程中被持續壓低，最終引發國有資產的實質性流失風險。

基于上述理由，海南交通運輸廳請求法院依法中止執行，暫停涉案房產的評估及拍賣程序。其強調，提出案外人執行異議，旨在維護國有資產權益，防止在程序缺陷之下出現不可逆的價值損失。

此外，中國新興集團、北京東城區區世源公司（原二開發公司）等央、國企也對該案執行提出了異議。

在多重爭議交織之下，北京方面的執行推進節奏亦隨之放緩。“或許正是由于已意識到該案所暴露出的嚴重問題，北京方面并未繼續推進后續執行程序。吊詭的是，寶貝公司竟轉而自行攜帶北京方面的裁判文書前往海南施壓，要求對相關資產辦理過戶。”但在2026年5月，相關執行問題再被北京東城法院提起。

“一個案子兩個判決書，并且因此派生出144個官司。不僅浪費司法資源，且奇葩不斷。如：海事法院按海南和最高院判決，宣判長江旅業（欠銀行貸款方），終止執行。可是長江公司還有定安縣政府欠長江旅業公司的508萬元債權被寶貝公司查封。寶貝公司隱瞞此事又到北京法院告凱立公司。現在同樣的‘借款糾紛’又被判了一次。北京法院又要執行新的判決書。兩個判決書兩個法院執行庭。那么長江公司的508萬元按說寶貝公司在北京沒訴主債務人長江公司，長江是否應該解封。可是北京法院沒有執行這一塊的權力。海南海事法院面對一案二判，還須啟動恢復執行程序。就是這么陰差陽錯，生生成了一個繁雜的案件！不僅浪費寶貴的司法資源，也將原本的大型公司拖成‘訴訟公司’！”

凱立公司人士呼吁相關法院應立即停止違法執行行為，依法暫緩涉案資產過戶，以防止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同時，應撤銷北京東城區法院及北京二中院作出的錯誤判決，維護海南高院及最高法生效裁判的權威與統一。

該事件進展，筆者將繼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