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教育法實施40周年：我國基礎教育在尖峰時刻“破浪前行”

　40年風雨兼程，一部法律記錄了中國基礎教育從“窮國辦大教育”到“大國辦強教育”的堅實足跡。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以下簡稱“義務教育法”)實施40周年。如今，中國已經從一個連小學教育都尚未普及的國家，成為擁有規模最大且高質量義務教育體系的國家，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提升至96.1%。

　　4月10日，2026年全國教育科研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在這場聚焦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年度機制性會議上，來自全國教育科研戰線的多方力量在回望初心與直面現實中，勾勒出義務教育邁向優質均衡、筑牢教育強國根基的清晰路徑。

　　從“黑屋子、土臺子、泥孩子”到96.1%的義務教育鞏固率

　　“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件大事。”談起義務教育法的頒布實施，教育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張文斌感慨道。

　　時間撥回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基礎教育正處在“極度干渴”的狀態。

　　當時，我國仍然有2億多名文盲，教師的學歷達標率還比較低，適齡兒童失學、輟學問題突出。“黑屋子，土臺子，里面坐著個泥孩子”，是當時許多農村小學的真實寫照。

　　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有步驟地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

　　然而，義務教育法起草過程曾面臨兩大爭議：要不要堅持實行九年制？要不要收費？

　　“這兩個爭議實際上歸根到底是錢的問題。”張文斌在現場分享了一個故事：當年起草組到青海一所小學開展調研，進入一間教室，學生全體站立鼓掌歡迎，教研人員請同學們坐下，但沒人坐。“學生們不是不想坐，一看原來都沒有板凳，是站著上課。”

　　“這給起草組帶來很大的震撼。”張文斌說，起草組初步估算了一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需要幾千億元。于是，為了確保九年義務教育落地，全國普遍開展了“人民教育人民辦”等群眾性實踐；鄉村集資建校、教師走村勸學、干部包保入學成為一個時代的共同記憶。

　　義務教育法的頒布實施，讓我國全民受教育水平從1985年的人均4.3年提高到2000年的人均8.1年。15年的時間里，我國走完了一些發達國家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基礎教育普及之路。

　　進入21世紀，我國義務教育基本實現普及，但新的問題也凸顯出來。城鄉、區域、校際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素質教育推進受阻，應試傾向比較重，經費保障不健全，公平和質量矛盾更加突出。

　　2006年，義務教育法迎來全面修訂，從18條擴充至63條。張文斌表示，修訂后的義務教育法將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作為立法的核心宗旨；強化了政府投入保障責任，完成了“人民教育人民辦”到“義務教育政府辦”的真正轉變；確立了素質教育的法律地位，強調要符合教育規律和學生身心發展特點，促進德智體美等方面的統一與協調發展。

　　如今，我國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提升至96.1%。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田祖蔭將我國義務教育發展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普九”，到2000年全國基本實現普及九年義務教育，85%的地區達標；第二階段是“兩基”，2011年所有省份通過“普九”和基本掃除青少年文盲；第三階段是基本均衡，到2021年年底，全國所有縣區均通過國家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發展督導評估認定；第四階段是從2022年到未來邁向優質均衡，全面發展的理念更鮮明，學校標準化建設的程度更高，教師隊伍更強，人民群眾更滿意。

　　三股力量正在深刻重塑基礎教育發展的底層邏輯

　　步入2026年，站在“十五五”開局之年的新起點，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李永智認為，中國基礎教育已邁入歷史性變革的“尖峰時刻”。他觀察到，有三股力量正在深刻重塑基礎教育發展的底層邏輯。

　　在人口結構深刻調整的背景下，“近期以質補量，長期以量保質，已經成為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戰略原則”。李永智表示，學齡人口變動，城鄉結構變化，對基礎教育資源的動態適配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其次是新一代生成式AI正在改變人類和機器的能力邊界，基礎教育課程內容，教學方式和評價體系，甚至育人目標都在被重新定義，“我們不能再以工業時代的思維辦今天的學校”。

　　其三，社會對教育公平和質量的雙重期待也在持續走高。李永智提到，如今人民群眾對優質均衡基礎教育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迫切，“我們追求的公平是更高質量的整體公平”。

　　近年來，“優質均衡發展”一直是義務教育的發展關鍵詞。《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提出，推動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和城鄉一體化。“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推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加強校長、教師區域內統籌調配、交流輪崗，有序推進小班化教學，辦好必要的鄉村小規模學校。

　　在政策的引領下，基礎教育在面臨挑戰的同時正在探索轉型新機遇。當前，學齡人口梯次達峰正在影響教育資源配置，跨學段、跨區域資源調配障礙較多，對資源配置的精準性、靈活性、前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厚蓮看來，學齡人口總量下降可以適度緩解教育資源總量配置壓力，實現從“上得了學”到“上好學”的轉變，有利于教育質量的提升。“近幾年國家提出統籌0-6歲育幼服務資源，大力開展托幼一體化，這些都有利于積累更高質量的人力資本來促進兒童早期發展。”劉厚蓮舉例說。

　　身處教育一線，四川省成都市實驗小學校長李蓓對學齡人口變化帶來的資源配置影響深有體會。她指出，在人口流入地區，一些學校空間狹小，學生又很多，導致很多功能室變成教室；而在一些鄉村學校，功能室是閑置的，卻沒有轉化為可以使用的個體學習空間，“一邊是不夠用，一邊是用不著”。

　　隨著“有序推進小班化教學”被寫入《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和“十五五”規劃綱要，李蓓正在研究區域分類指導機制，在人口流出地區率先探索真實小班環境下教學變化，在人口流入地區重點研究大班額條件下的個體化教學策略。

　　讓教育科研扎根“主戰場”

　　教育強國的基點在基礎教育，教育科研則是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有力支撐。

　　各地教育科研戰線的實踐探索，已為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鮮活樣本。

　　去年，山東全省中小學生體質健康優良率提升了21.9%，近視率下降了1.16%。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王浩介紹，圍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山東省將校園足球、近視防控、教育評價改革等作為重點選題，為多個重要政策文件制定提供支持。

　　浙江省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規劃辦常務副主任沈佳樂注意到，近幾年中小學教師參與教育科研熱情越來越高。與此同時，沈佳樂也擔心“科研會不會離普通老師越來越遠，離課堂教學越來越遠？如何破解科研高冷、教師畏難的現象？”

　　對此，沈佳樂表示，浙江省推行的普惠性科研引導教師緊密關注教學一線真問題，聚焦教育評價綜合改革、人工智能與教育創新、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等教育“主戰場”。為了讓科研成果從紙上落到地上，浙江省連續多年舉辦成果推廣會，“我們要求這些成果必須能夠在課堂中有所展現，堅持循證引領，用數字畫像為區域教育決策提供科學支撐”。

　　邊境教育直接關系到國家安全與邊境穩定，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部長李森介紹，針對邊境地區教師“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問題，學校牽頭成立“西部基礎教育發展共同體(邊境國門學校發展聯合體)”，持續開展“百校行”基礎教育服務對接活動；為破解邊境地區師資結構性缺編問題，教育學部利用“AI教研員系統”開展“數字支教”，賦能邊境地區鄉村教師專業發展。通過打造一體化的教師激勵體系和“在地化”教育，科學統籌師資隊伍配置，培養本土教師隊伍，實現從“輸血”到“造血”的轉化。

　　40年法治護航，我國基礎教育正在經歷從普及到均衡、從規模到質量的歷史性跨越。用李永智的話來說，基礎教育科研不再只是學術活動，而是國家戰略的先導性力量。“我們必須以更遠的視野、更實的作風，把研究做進學校、做進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