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時、24個時區(qū)，是怎么在150年前艱難確定下來的 | 新書

來源：第一財經(jīng) 作者：佟鑫 責編：李剛

計時的誤差和混亂，曾經(jīng)是150年前全球各地面臨的一大問題。為了推動時間的科學化，促進時間的應用更深度地商業(yè)化，一批人曾經(jīng)奔走各方，推動全球范圍的計時改革。

此前，時間曾經(jīng)歷了一段“雙軌制”。在半個多世紀里，一些人致力于建立世界統(tǒng)一的標準時間，但這個目標很難一蹴而就，各地還存在著本地時間。因為，最初的通用時間是一種專業(yè)服務，價格很高，普通人“買不起”。工人、市民普遍依賴日出日落等自然計時方式，也有一些人抓住“時差”的商機，成為頗具傳奇性的“時間販賣者”。

《時間在說謊：一部時間創(chuàng)造史》一書講述了150年前全球計時改革關鍵時期的故事。該書策劃人、東方出版社編輯王夕月說，標準時間一天24小時、全球分為24個時區(qū)，我們在這種時間框架下習以為常地生活，但很少有人知道這套時間系統(tǒng)是怎么確立的。從全球計時改革發(fā)生的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歐洲在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等方面發(fā)生的變革，可以看出一些問題，對我們理解當下的社會也有幫助。

國際子午線大會代表合影

受挫的標準時間推動者

歷史學博士、加拿大圓周理論物理研究所科學作家和編輯約翰斯頓在《時間在說謊》一書中指出，如今人們使用的標準時間不是哪個人單獨的創(chuàng)意，而是一批積極擁護者共同推動的。他們所處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技術環(huán)境都很重要。

1837年，美國弗吉尼亞州的薩福克發(fā)生了火車事故，原因是火車沒能按照列車時刻表運行。在計時還很容易不準的時代，鐵路是先行者。加拿大鐵路工程師桑福·弗萊明（1827~1915）懷有建立世界標準時間的理想，據(jù)說他有一次在愛爾蘭坐火車，由于時刻表印錯時間沒趕上車。弗萊明在一本呼吁計時改革的小冊子上寫下了這個故事，他希望以一個小時為單位，為全世界平均劃分24個時區(qū)，結束各地使用不同計時方式可能引發(fā)的混亂。

在弗萊明活躍的時代，鐵路工程師在計時改革上的話語權比天文學家要差得多，后者掌握著權威的時間計量技術。弗萊明轉而通過行業(yè)組織去嘗試推動變革。當時，美國計量協(xié)會、多倫多工程師和測量員專業(yè)論壇等組織，正在關注怎樣優(yōu)化計時設備，提高觀測質量。

弗萊明提出三個重要動議。一是停止各地獨立使用的地方時間，在全世界推行24個標準時區(qū)，每個時區(qū)跨越15個經(jīng)度，代表一個小時。二是確立全球本初子午線，作為計算時區(qū)的起點，弗萊明建議設在白令海峽中間。三是用24小時制的時鐘，在時間后面標明上下午。他把觀點寫成文章，設法傳遞到一些大人物手中。

當時的政治家和學術權威紛紛表態(tài)。官方不想干涉民眾使用時間的方式。科研機構認為這件事雖然重要，但還沒到該解決的時候。一些專家則出于政治目的，不支持他的建議。

做時間生意的家庭

1883年11月18日，美國和加拿大鐵路系統(tǒng)決定采用標準時間，確定了位于倫敦格林尼治的本初子午線。但這并沒有直接導致全世界標準時間的實行，相反，鐵路通過的很多城市，地方時間都沒變，火車開行造成了時間的“雙軌制”。人們到火車站坐車，就得調校自己的手表。當時一些城市的居民反對這種變化，他們認為一切都被鐵路巨頭脅迫了。“太陽要遵照鐵路時間升起落下”，當時的媒體這樣報道。

1888年，英國產(chǎn)生了激烈的輿論爭議。格林尼治時間到底是必要的公共服務，還是一種可供選擇的奢侈品？博物學家達爾文之子賀拉斯·達爾文需要靠郵局公布的時間來設置科學儀器，他建議郵局使用電流針來為全體民眾提供時間信號。達爾文認為，這比郵局專門為少數(shù)付費用戶派送時間信號要更劃算。

可惜，郵局測算之后發(fā)現(xiàn)，安裝電流針和運維的成本是付費用戶所帶來的收入的8倍。而且，安了這些東西，大概率就沒人再愿意付費了。達爾文的方案在商業(yè)上行不通。

生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國母女瑪利亞·貝爾維爾和露絲·貝爾維爾，被稱為“非正式的時間服務者”。英國的報紙資料顯示，19世紀30年代在格林尼治天文臺工作過的約翰·亨利，曾經(jīng)負責為精密計時表調整時間，使其和天文臺的正確時間一致。他后來把這項服務提供給城鎮(zhèn)中的鐘表制造商和一些需要精準時間的有錢人。約翰于1856年去世，他的妻子瑪利亞·貝爾維爾接手了這項生意，一直做到1892年退休。瑪利亞外出工作時，會帶著女兒露絲，因此在她1899年去世之后，露絲繼續(xù)做著父親開創(chuàng)的業(yè)務。他們前后曾服務過700多個客戶，其中包括工廠、商店和富豪家庭。貝爾維爾家族的“時間價格”約為4英鎊一年，略高于標準時間公司，比郵政總局便宜很多。

計時改革的國際政治

王夕月提到，我們現(xiàn)在所用的時間其實是被少數(shù)人界定的。在書中著墨甚多的國際子午線大會（1884年10月）上，很多小國或處在當時較偏遠地區(qū)的代表，比如亞洲，還包括一些非科學專業(yè)領域的人的聲音被忽視了。他們希望采用什么樣的時間，更便于他們的國家或他們的行業(yè)發(fā)展，相關的聲音在大會上處于下風。

有25個國家的代表齊聚華盛頓的談判桌，其中包括20位外交官、8位海軍軍官、7位科學家、4位工程師和2位大地測量員。約翰斯頓統(tǒng)計稱，在會議上話語權最強的是科學家，他們的發(fā)言占了所有發(fā)言的35%。弗萊明作為英國代表參會，他和工程師同行們希望推動全球民用計時改革，但天文學家和海軍官員們主導了議題，把本初子午線視為最重要的問題，以便解決航海的需要。

弗萊明在國際子午線大會第五天發(fā)言，提出全世界需要抓緊實踐通用時間改革。他也提到，為了兼顧便利性和精確性，在地方時間和通用時間之間也需要建立連接，比如當時美國實行標準時間制，設計了24個地區(qū)性時間，每兩個之間相差一小時。由于與會代表當時更多在關注本初子午線的英法之爭，弗萊明的意見沒能被進一步討論。

國際子午線大會召開地，美國華盛頓特區(qū)的行政辦公樓

國際子午線大會雖然只解決了很少的問題，但影響深遠。過了大約40年，隨著無線電廣播的推廣，通用時間更容易被各地共用，弗萊明的理想才逐步成為現(xiàn)實。這更多依賴于社會發(fā)展、商業(yè)經(jīng)濟需求和技術的進步。

書中記載了很多發(fā)生在國際子午線大會之后二三十年里的故事，時間一度成為各方勢力爭奪的對象。鐘表行業(yè)一馬當先，英美制表商在國際子午線大會之后掀起了申請新專利的高潮。為了應對24小時制，鐘表行業(yè)認為“英國人都要重換時鐘表盤和手表表面”。老式鐘表還被認為技術已經(jīng)過時。另一個當時出現(xiàn)巨大改變的行業(yè)是出版?zhèn)髅綐I(yè)，各類實用性的時區(qū)、時刻表類出版物更新頻繁，這也反映了當時計時改革熱火朝天的狀況。

《時間在說謊：一部時間創(chuàng)造史》

[加]司各特·阿蘭·約翰斯頓 著

東方出版社2025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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