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學大系為中國工人留下集體心史

　　新華社北京5月22日電 5月22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以文學大系為中國工人留下集體心史》的報道。

　　電腦屏幕的冷光，映著賈玉民專注而清癯的臉。

　　過去3年，這位年過八旬的鄭州大學文學院退休教授舍棄了數十年的午休習慣，將無數個午后與夜晚，交付給浩繁的文稿。

　　對于一位因癌癥兩度躺上手術臺的老者而言，這是一場與時間的角力。而他深知，自己正在完成的，是一項填補百年空白的工程：首次為中國工業文學建立完整的文獻譜系。

　　這是一部20卷、逾1300萬字的著作——賈玉民、樊洛平兩位學者帶領的學術團隊與中國工人出版社歷時3年，編成《中國百年工業文學大系》（以下簡稱《大系》），收錄了從1905年柳亞子《勞動獄》到2020年代初《大國重工》等近千部小說、詩歌、戲劇、報告文學及影視劇本。它的出版，不僅意味著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終于填補上丟失已久的那塊工業拼圖，也為中國工人，留下一部以文學鑄就的集體心史。

　　《中國百年工業文學大系》書影。

“打撈”與“重建”

　　在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編纂文學大系有著悠久的傳統。

　　1935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推出《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輯，魯迅、胡適、茅盾、鄭振鐸等十位新文學大家分別編選各卷，蔡元培作總序，開創了文學大系出版的先河。此后90多年間，《中國新文學大系》五輯100卷、《中國近代文學大系》30卷……各類地域、專題的文學大系層出不窮。

　　然而，在這蔚為大觀的文學譜系中，始終缺失了一塊至關重要的拼圖。

　　“中國工業文學一直缺乏一部貫穿百年、涵蓋所有主要文類的權威總集。”《大系》項目負責人、中國工人出版社文藝編輯室主任宋楊說。過去百余年間，中國從一個農業國成長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但對這場歷史巨變的文學記憶，始終是零散和斷裂的，工業文學長期徘徊在文學研究與出版的邊緣。

　　在通行的文學史敘事中，對鄉土中國的描繪與知識分子心靈的剖析，長期占據著絕對中心，而對于工廠、礦山、鐵路和工人群體的書寫，常常作為特定時期的“插圖”，或文學長河中偶爾濺起的“浪花”。這種“結構性失衡”，造成了人們對百年中國文學面貌的認知，存在著巨大盲區。與之相應的，工業文學的研究者常常面臨“無米下鍋”的窘境。研究多依賴于有限的經典篇目，而大量散落于舊報刊、地方文獻、工廠文藝選集及內部出版物中的文本，則湮沒在歷史塵埃里。

　　“百余年來，中國工業文學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形象地記錄了中國工人階級的發展歷程。”中國作家協會原副主席張炯在《大系》總序中寫道。然而，這份“記錄”本身卻長期模糊、隱匿。工業文學研究，是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一個邊緣的“附屬話題”，未能形成明晰的脈絡與批評范式。

　　《大系》的編纂與出版，“打撈”起塵封的歷史：通過地毯式的文獻普查與學術甄別，將散佚的文本整合起來；也是一次系統性“重建”：第一次將工業文學以與鄉土、都市文學平等的陣容，推向了中國文學史殿堂的中央。書中既有名家大作，也有普通工人的質樸文字，共同構建起一部文學的“信史”。

　　“《大系》的史論卷和資料卷，首次清晰勾勒出中國工業文學的起源、流變、分期與核心議題，確立了其專門的研究對象和學科邊界。”宋楊認為，這標志著一個重要的轉折，“使工業文學從模糊題材升格為具有自身歷史邏輯和理論內涵的學術領域”。

　　“這是一部‘以文學寫就的中國工業文明史’，是我們從審美和情感維度理解中國現代化之路的生動讀本。”宋楊說。

　　在總主編賈玉民看來，《大系》不僅是以文學書寫的中國工業發展史，更是“為工人階級的奮斗歷程樹碑立傳”。他引用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觀點：工業史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而工業文學，正是對這本“人的心理學”的藝術呈現。《大系》的出版，正是要系統打開這本書，讓那段與機器轟鳴相伴、充滿汗水與光輝的民族心史，被看見、被閱讀、被理解。

擱置近30年的學術心愿

　　“洛平，這個事要能實現，無論如何你得出山。”2022年深秋的一個夜晚，鄭州大學退休教授樊洛平接到了老師賈玉民的電話。

　　此前一個多月間，編輯宋楊輾轉尋訪，通過當地工會聯系到賈玉民，希望他主持編纂《大系》。

　　這通來電，重啟了一段被擱置近30年的學術心愿。

　　1996年，賈玉民主持申報的“20世紀中國工業文學史”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樊洛平是核心成員和副主編。這是國內首次對20世紀中國工業文學史進行系統梳理、研究。然而，書稿送到出版社后，因出版經費無著，長期擱置。

　　賈玉民曾列過一份“工業文學大系”的選目初稿，但在當時，這只是一個學者在書齋里遙不可及的學術夢想。

　　接到電話的樊洛平失眠了。但想起20多年前為工業文學并肩苦戰的日子，想起老師談起書稿時的落寞，天色將明時，樊洛平做出了決定。“老師這個情況都沖在前面了，我沒有任何理由躲在后邊。”

　　接下重任后，樊洛平的首要任務是組建團隊。“團隊成員必須是現當代文學領域、有研究能力的在職教授或博士”，最關鍵的是“人品好，有團隊精神”。

　　憑借在學術圈數十年積攢的信譽與人脈，她迅速搭建起一個9人團隊。李惠敏、田豐出版過《中國工人文學史》，劉福泉有影視劇創作實踐經驗，孫擁軍專注于長篇小說研究，柴高潔、劉宏志、潘磊，各有所長……加上中國工人出版社的編輯團隊，一支專業性強、跨院校的學術團隊迅速成型。

　　《中國百年工業文學大系》學術團隊合影：（從左至右）柴高潔、潘磊、樊洛平、劉福泉、賈玉民、李惠敏、劉宏志、孫擁軍、田豐。受訪者供圖

　　項目啟動不久，樊洛平左腳踝嚴重骨折，醫生嚴令必須臥床休養。正值資料收集的攻堅期，她只能在病床上支起小桌，一條腿平放著，開始了長達數月的“床榻辦公”。她咬著牙，處理著《大系》工作的千頭萬緒。支撐她的，是那份對恩師的承諾，更是對這項事業的堅守。

　　“9位團隊成員中，有6位是正教授，3位是副教授。盡管我與賈老師已經退休，但我們始終保持著‘學術在線’的姿態，工作效率與投入程度，絲毫不遜于年輕人。整個團隊團結、高效，在學術把關工作上更是全力以赴，嚴謹以對。”樊洛平說。

　　樊洛平的手機里，存著上百條深夜與賈玉民的微信對話，時間多在凌晨：“賈老師，該休息了。”“再看一篇，這篇看完就睡。”樊洛平知道勸不住，又擔心老師的身體，便改為每日“電話查崗”：“賈老師，您中午必須休息，哪怕閉目養神半小時。”賈玉民總是溫和答應，卻又因沉浸書稿而忘卻時間。

“文學考古”

　　“這些老師身上，保存著一種如今少見的老派讀書人氣質。”在宋楊看來，《大系》團隊秉承“近乎固執的考據癖”，將扎實的史料功夫視為一切研究的根基。

　　必須追溯作品最初發表的報刊或初版書籍，竭盡全力保持文本的“歷史原貌”——這是賈玉民定下的編纂原則。但實際操作中，這個標準執行起來難度“遠比想象的大”。

　　“首先從時間段來說，早期的版本尋找起來難度很大。”宋楊坦言，“作家最早發表和最后成型的作品之間，也有很大的差別”。編纂團隊需要在“時間最早”和“文學價值最完整”之間做出艱難抉擇。而賈玉民的態度始終堅定：必須首先找到最原初的版本，再進行比對。

　　這是一場浩大、瑣碎的“文學考古”。

　　團隊成員化身“偵探”與“礦工”，深入大型圖書館，也下沉到地方檔案館、省市作協資料庫、大型企業的廠史辦、工人文化宮，甚至聯系收藏家和作者后代……在那些發黃、變脆、一觸即碎的故紙堆里，打撈歷史的蛛絲馬跡。

　　為了杜鵬程的中篇小說《在和平的日子里》，樊洛平幾經波折。賈玉民經過對比，認定該小說最初發表在雜志上的4萬字版本過于簡單，希望用更成熟的版本。樊洛平跑遍鄭州大學圖書館尋覓無果，最后竟在黃河科技學院資料室，找到一本1959年為國慶十周年獻禮的單行本，她喜不自勝。“紙又黑又脆，一碰就怕碎”，于是高價請打印店逐字翻錄，然而出來的電子版漏洞百出，她又不得不抱著“孤本”反復逐字核對補缺，“前后‘折騰’近一周”。

　　“這只是我個人經歷的一角，每個參與者都經歷過類似的‘磨難’。”她感慨。長篇小說卷主編孫擁軍的不少參考資料，都是他自費從舊書網上“淘”來，一本動輒幾百元。

　　“尋寶”只是“長征”第一步。將脆弱的紙質版本掃描，再轉換為可編輯的電子文檔，是編輯團隊最頭大的事——格式混亂、文字“飛走”、整段“失蹤”是家常便飯。他們必須反復核對影印原件，如校勘古籍般，逐字逐句“人肉校對”。

　　影視卷的編纂更是困難重重，考驗編者功力。影視作品常采用“邊拍邊寫”的模式，或僅有簡略的分場大綱，有的甚至從未形成完整的文學劇本。分卷主編劉福泉不得不動用一切學術與人際網絡，尋找散逸的文學劇本：“大部分電視劇劇本并沒有正式發表或出版過，有的出版過與電視劇同名的作品，但文本更像小說。有的即使找到了編劇本人，由于時間過去太久，劇本的電子文檔實在找不到了。而一些根據小說改編的電視連續劇，在改編的合同文本上就規定了不允許單獨出版電視劇劇本，也只能徒喚奈何。”

　　“他們會為了一個細微的版本差異，爭論、核查上好幾天。”宋楊說。

　　也正因為這份“考據癖”，帶來了顛覆性的發現。文學史歷來將1913年惲鐵樵（筆名“焦木”）發表的《工人小史》，視為中國工業題材小說的發軔。《大系》編纂過程中，團隊發現1905年柳亞子就發表了短篇小說《勞動獄》，將中國工業文學的確切起點，推前了8年。

　　還有更多“歷史的細節”被系統“打撈”出來：民國舊報刊中，有不少進步作家、記者所寫報告、特寫、速寫，因為作者聲名不彰而被長期忽視，例如皆平（朱泰信）的《唐山煤礦葬送工人大慘劇》（1920）、吳楨的《湖南煤礦水工慘狀》（1921）、韋立的《童工——我們自己的子女》（1946），都是親歷實錄，內容驚心動魄，堪稱那個時代工人階級悲慘境遇的血淚證言。又如孫恩山的《盧作孚和他的長江船隊》（1944）等，因為描寫的是民族資本家，在很長一段時期也鮮少提及。還有關于20世紀50年代工廠“紅旗競賽”的現場報道、普通工人進行技術革新的小故事等。“這些文本可能文學性不算頂尖，但以其原始、質樸和鮮活的現場感，為我們還原了當時工廠生活的具體氛圍，價值獨特。”宋楊說。

　　許多極具地方特色的工業敘事也得以“重現”：描寫東北林區“趕羊”（流送木材）、“冰道”運輸的散文，表現大慶油田創業生活的話劇，反映西北三線軍工廠建設的小說……這些作品打破了工業文學“千人一面”的刻板印象，展現了工業化進程在不同地域留下的獨特文化烙印。

　　通過《大系》的清晰梳理，一條波瀾壯闊的脈絡浮現于眼前：從柳亞子筆下的女工阿珍（1905），到草明《原動力》（1948）中翻身作主的解放區工人；從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1979）大刀闊斧地革除陳規的工業戰線改革家，到體制轉型“陣痛”中干群團結一致地走出困境的《大廠》（2021）；還有當下年輕作者對新技術的思考……一部多聲部、多層次、全景式的中國百年工業心靈圖景與精神變遷史，終于被這群學者艱難而執著地拼接出來，變得清晰、完整。

溫度

　　編纂《大系》，也是一場對文學經典的“再發現”之旅。

　　編輯過程中，樊洛平常感到“震撼”：重讀那些在文學史教材中僅被寥寥數語提及的名字與篇目，感受是顛覆性的。教了一輩子中國當代文學，草明的《原動力》作為新中國工業題材“開山之作”，她曾無數次為學生講述。直到為編書而沉心靜氣、逐字重讀，她才真正被文本內部鮮活的力量所擊中。同樣帶來沖擊的，是女作家葛琴創作于20世紀30年代的小說《窯場》，“那種濃郁的地方色彩、行業氣息，以及文學上的獨特稟賦，我以前竟完全忽略了”。

　　“只有當你真正沉入文本的世界，與作家創作時的呼吸同頻，與那個時代的歷史語境交融，你才會驚覺：原來有那么多被我們怠慢的杰作，那么多被光陰塵封的瑰寶。”樊洛平的感慨，道出了所有編者的心聲。

　　《大系》的字里行間，也浸透著編者生命溫度。賈玉民的個人史，與中國工業化的壯闊進程深刻交織。少年時，他在縣城小工廠接觸過最早的工業萌芽；大學時代，他為鄭州西郊“工廠林立接天衢”的宏偉圖景而心潮澎湃；大學畢業后，他遠赴東北伊春林區，在被稱為祖國“林都”的森工基地工作，“在精神上和工業、工人結緣一生”。

　　“我永遠忘不了在龍江礦區看到的日偽時代留下的萬人坑，我們無數同胞被榨干血肉化成的雜亂堆疊的森森白骨；忘不了為新中國工業建設在機器轟鳴的車間，在熾熱的冶煉爐前，在冰雪的高山深谷，在數百米的地層深處，在大江大河上辛苦勞作的工人朋友；忘不了我走訪過的一個個工人之家……”在《大系》的編輯感言中，賈玉民深情寫道。

　　“這套書的完成，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我所認識的、所敬佩的一代代工人，一個遲來的交代。”賈玉民的聲音平靜，卻有千鈞之力。

　　這份情感認同，貫穿了編纂全程。最讓宋楊觸動的，是與作家及其后人之間那種跨越時空的信任與托付，“許多作家和家屬，完全是出于對這項事業價值的認同，給予了我們毫無保留的支持”。

　　山西作家焦祖堯的《跋涉者》入選長篇小說卷，需聯系家屬授權。宋楊輾轉找到了焦家座機號碼，反復撥打無人接聽。就在準備放棄的最后一刻，電話奇跡般地接通了。焦祖堯的女兒恰好從香港回來處理家事，剛進家門，且次日即返。她聽明來意，爽快應允：“我代父親授權，他若在天有靈，也會支持的。”

　　“我立刻撥通了樊老師的電話，兩人在電話兩頭歡呼起來！”回憶起這段頗具戲劇化的經歷，宋楊的興奮溢于言表。

　　聯系上已故河北作家陳沖的后人，告知其《廠長今年二十六》入選時，對方在電話那頭難掩激動：“小時候就老聽我父親說起他的創作，特別看重這一篇。”

　　“這也是對我們學術眼光的認可。”樊洛平說。不同于當時改革文學聚焦“精英”，陳沖將敘事的重心與改革的希望，賦予一位26歲的普通工人，“他寄希望于年輕一代的力量，寄托在有闖勁、勇敢、有開拓精神卻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身上，本身就極富洞見。”

　　“閱讀的過程，也是學習、研究的過程，更是一個發現的過程。不斷發現新資料，發現被遺忘的作家，重估作品價值，深化學術認知。”樊洛平說。

　　作家周梅森的“爽快”，則讓團隊感受到“惺惺相惜”的尊重。團隊幾經周折聯系上周梅森，說明收錄意向時，周梅森沒有絲毫猶豫，還力薦自己寫于1983年的作品《沉淪的土地》——當年以一票之差與全國大獎失之交臂。盡管最初因篇幅所限列為存目，團隊最終全力調整，將其全文呈現。

　　“歷史并非僅由宏大的名篇構成，更由無數細微、真實卻曾被忽略的文本共同編織而成——它們才是《大系》真正‘全’與‘精’的底氣所在。”宋楊說。

　　最讓團隊感到欣慰的認可，來自92歲高齡的學界前輩張炯先生。團隊心懷忐忑地將編纂材料與邀請函寄往張炯在蘇州的寓所。“你們做了一件學術上功德無量的事情，全力支持。”張炯的回復讓團隊吃了一顆“定心丸”。一周后，一篇思路清晰、論述深邃的總序如期而至，完全看不出出自耄耋老者之手。張炯在序中寫道：“為廣大讀者編成此套規模宏大、內容豐富的選本，自是一項盛舉！”收到總序那晚，團隊瞬間“沸騰”。“這是對我們最大的褒獎。”賈玉民說。

　　“太多前輩和同仁給了我們無私的支持。”樊洛平特別提到，除了張炯先生，顧問團隊的何向陽、董學文、談歌、梁曉聲、蔣子龍等專家學者，在編纂思路、篇目斟酌乃至資料查證上都給予了關鍵指引。“他們的信任與托付，是支撐我們完成這部大系的重要力量。”

　　書雖已成，使命未竟。“如何讓工業文學的研究與傳播真正活起來，才是關鍵。”宋楊說。賈玉民的身體需要更多靜養，但他仍心系《大系》，出版只是撒下一顆種子，能否真的“飛到廣大讀者，特別是工業領域的干部和工人心中”，催生新的創作與研究，面臨新的考驗。

　　從一位學者近30年的心愿，到一群人的全力奔赴，《大系》記錄了一個國家工業化的歷程，也保存了中國工人具體而微的悲歡、奮斗與夢想。如今，這20卷書已走向各地的圖書館、研究所和讀者的案頭，那些被重新打撈、整理的故事，正等待著更多讀者去翻開、去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