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要寫作的時候，我就辭去工作，專心地在家寫

內向、敏感、懦弱、緊張、笨拙

在《圓桌派》的開場，竇文濤說胡安焉是“世界上的另一個他”，內向、有些懦弱，在公共場合緊張，面對具體的人和具體的事時，他和他的想法很像。魯豫則說，有些緊張和笨拙是可愛的。

“閱讀時經常共情于作者的內敏性格。”

“看這本書就像是在照鏡子，作者的性格與經歷與我有頗多相似之處。”

“所有喜歡看書的打工人讀著讀著都會像照鏡子吧。”……

這是《我在北京送快遞》在豆瓣的高贊評論。讀者們大多有相同的感受。

2023年，胡安焉在這本書中講述的故事，在讀者中間產生的回響，確實讓人有些振奮。它好像讓我們看到一種發生在作者與讀者間真正的連結，也讓我看見一種以前沒有接觸過的講故事的方式，以及經由如此真誠直白的語言和形式上稍顯斷裂的謀篇布局，所內在地形成的寫作氣息上的流暢自然。

——這也許正是來自內向、敏感、懦弱、緊張、笨拙這些如今讓人珍視的品質。而讓這些品質變得讓人珍視，也是《我在北京送快遞》的故事的一部分，它讓我們看見一個人真正地審視內心的過程，也展開了一條理解他人的道路。

2026年，《我在北京送快遞》的故事得以延續，胡安焉帶來了他的第一部小說集《夜泳》。從一位打工人的“非虛構集”到一個寫作者的“虛構集”，他曾經兩棲的身份以及他如今身份的轉變，都將重回閱讀者們的視野。

在他是“打工人”的同時也是“寫作者”，這與《我在北京送快遞》的閱讀體驗是一致的，正如另一位豆瓣讀者在讀這本書時的感受：“一開始覺得這是一個神奇的打工人，后來發現簡直是個哲學家啊！”

胡安焉做過19份工作，輾轉廣東、廣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并不希求穩定，也不害怕每一次的改變，盡管也有無奈，但出走的勇氣仍然動人。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那個在人際交往中略顯緊張、笨拙與懦弱的胡安焉，在關于自我的選擇中卻足夠勇敢，充滿決斷。

關于寫作，胡安焉在《我在北京送快遞》中就已表露心跡：

“我在寫作上并非新人，從2009年到2011年，曾經有接近三年的時間我沒去工作，每天就在家讀書和寫作。……寫作就是我生活的另外部分，屬于自由的那部分。”

“此后我反復地處在打工和寫作兩種狀態中：當我去打工的時候，我就無法寫作，光是工作本身就極大地占用了我的時間，同時它還透支我的情緒，令我在下班后也只想放松和解壓，而無力思考其他。”

“而當我要寫作的時候，我就辭去工作，專心地在家寫。這種間歇式的打工和寫作交替就是我近十年的生活狀態。”

被困住的人，及對自由的想象

《夜泳》中的10個作品，正是來自這段打工與寫作交織的時光，它由那些被生活的各個層面困住、然而始終追逐自由——身體的自由與精神的自由——的時刻連綴而成，在這本擁有不同主人公的虛構集中，以寫作者的隱秘欲望出現在故事的后面。這讓讀者在閱讀這樣一本如《我在北京送快遞》一樣形式上頗顯斷裂的作品時，也能獲得一些整體的想象。

《彌留》的開篇，一名打印社印務帶著新人闖入一幢外形方正、內在不斷變形的大樓，內部層疊曲折的空間與光線，隨著人前行時的位置與意識的變化而變。胡安焉寫出了人與工作空間的深度糾纏，以及在其中那種如影隨形的恐懼，“哪怕什么差錯都沒出，光是恐懼感有時也能摧毀一個人的意志”。

這種感覺在不同的主人公內心重現。

《“瘋女人”》中，不善交際的“我”在服裝市場有一個店鋪，有一天，店里來了一位有精神疾病的女人，她將牛仔短褲層層疊疊地套在原本來時穿的那條裙子的外面，引來了來自市場里其他店鋪老板的惡意觀看與嘲諷。身邊充滿惡意的競爭者們與“我”親見這一切卻毫無辦法，也幾乎摧毀了“我”的意志。

《雪山上的猴子》中，未纏防滑鏈的旅游中巴，高速行駛在雪山邊緣，馬霞一路都在擔心整車人滑落雪山，好不容易抵達目的地，車子停下之后，兩個牽馬人又給她帶來了新的恐懼。

《歸途》中，一只鴿子和一個人，兩具意外降臨的尸體，一場舊時的地質災難重返人物內心……在此，諸如城市、鄉村這樣的抽象空間，也變成了具體的恐懼，它甚至表現為人物所遭受的權力機構的傳喚與不厭其煩的問詢。

在如此多受困的感覺中，寫作者關于自由的隱秘欲望以一種非常微小的形式出現，它們被想象地賦予了一種變形的動物的形式。

《臆想集》中，夜晚出現在地下室的不明動物，仿佛“我”內心的聲音，在幫“我”做著離開的決定。一只被關在籠子中的哈士奇最終決定離開它的主人。《鯨》中，少年時期的“我”頭頂始終飄浮著一只不為人所知的鯨。《夜泳》中，在水中不斷地“鉆進和鉆出這個世界”的人，卻像一只青蛙。

這些微小而縹緲的自由想象難以捕捉，如此，也才是真實的自由。正如胡安焉所說：“自由就像理想和信念，是我們生命的支點，而不是內容。”

時間也同樣重要

他所帶來的10個短篇作品，并不僅僅是一些故事，更是一段時間。在虛構作品中，那些他早年的工作、情感、游蕩的生活狀態，都更加具有了時間的質感。

在《實習生》這篇作品后來編校的過程中，胡安焉給我發來了一個補充。他說：

“《實習生》這個故事原本的設定是發生在90年代末，也就是我讀中專的時期，但因為小說里出現了手機，手機大約是從2000年開始降價并普及的，所以我想把小說中的時間定在2000年之后，靠近2000年。”

然后他給這篇小說增加了一個段落：

“從醫院出來，小蓮說下午的課她不想上了，于是兩人去城區的影院看了部剛上映的《無間道》。劉德華站在樓頂，面對著槍口，鎮定自若地對梁朝偉說“我想做個好人”的這一幕，將在不久后取代《古惑仔》中的鄭伊健，成為他心目中最富有男人魅力的形象。看完電影后，兩人又在影院樓下的電動游樂中心玩了兩個多小時，贏到了一只布偶熊造型的抱枕。”

我很喜歡這段描述。在寫作中調度過去的記憶與場景，會有一種獲得了時間的感覺。這一點對閱讀的人來說也是一樣的。

《歸途》中的時間變換更加多樣，旅途中的火車內外時空的形狀、兩段時光之間記憶發生的差錯、過去某個重要時刻的重返：

“災后重建已建了兩年，可是在我租住的城鄉接合部，震災后的景觀卻一直沒有大的變化。坍塌著的樓群至今仍裸露著斷壁殘垣，房子里的家具物件大多已經被曾經的主人移走，或是被什么人順手牽去了……”

這段標記時間的描述，一下子讓人回到那個如今與之相隔久遠的時代。在這些關于時間的段落里，寫作的人與閱讀的人好像也同處一段深厚的歷史時間之中。而也許正是對時間準確把握的努力，可以讓人擁有一種真正的理解。

“旅途的艱辛，抵消了景致的怡人。”這是胡安焉寫在《雪山上的猴子》的開頭。他說自己最喜歡這一篇，喜歡它的自嘲與戲謔，這與現實中的自己最接近。

讀完這部小說集，再回想這句話，它好像又多了一些意蘊。這句話是故事開頭，也是無聊生活的開端時時會有的感受，但經歷完那些曲折與恐懼以后，一路的景致或許并不怡人，卻讓人獲得力量，重尋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