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兩年前，1941年底珍珠港余燼未冷，美國剛被卷進太平洋戰爭。轉年春天，羅斯福的私人代表經昆明抵達重慶，第一次透露了所謂“戰后共同托管越南”的設想。這份突然的“好意”令蔣介石心里打鼓：美國這招棋，似乎既想削弱法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又想把中國拉到自家陣營。彼時的國民政府正在為保全西北、西南領土而費盡心力，怎敢隨意對外伸手？于是蔣的答復是“可由中國單獨托管，幫助越南獨立”。特使禮貌地點頭，心里卻涼了半截——顯然這與華府籌謀的“多國共管、美國領頭”相去甚遠。
時間回到開羅會議召開前夕。歐洲戰場盟軍節節推進，希特勒的命運已無懸念。羅斯福急于謀劃戰后格局，希望在亞洲復制“美英蘇+一個聽話的中國”的結構。斯大林因故未到，丘吉爾攜敗落的日不落帝國余威而來，羅斯福急需有人在遠東替美國多出一臂。于是，對華“示好”的戲碼登場：盛宴、合照、禮炮，一句“琉球若歸中國，最合地利”，像誘餌一般拋向這位來自東方的客人。
故事聽著動心，答不答應卻非易事。蔣介石坐鎮陪都，手握陸軍卻缺像樣的遠洋艦隊；真正的海權，落在美英掌中的太平洋特混艦隊與皇家海軍手里。沒有艦艇，談何守護琉球？更何況，一旦開口接收，美國十有八九會變卦，自己空做惡人。琉球若最終落入美軍囊中，還可用“自古以來與中國淵源深厚”作為交涉籌碼；一旦先行答應，后悔無門。蔣當機立斷，語氣平靜卻決絕：“此事可由中美共管，或由盟國另議。”羅斯福面帶微笑，端起咖啡，并未深談——局已試探，意圖已明。
緊接著是越南。開羅會桌上的地圖上，法屬印度支那像一片尷尬的楔子。蔣介石早知羅斯福的算盤：削英抑法、扶持中國，構建華府版“亞洲體系”。問題在于，一旦中國插手越南，他擔心蘇聯與英美會以同樣邏輯，要求在東北、蒙古、新疆設“托管地”，得不償失。更現實的是，英國對自家在緬甸、馬來亞的殖民利益斤斤計較，若中國對越南用力過猛，倫敦未必坐視不理。蔣只得四兩撥千斤，“中國對越南無領土企圖，民族自決可由聯大協商”，既不惹美國不悅，也給自己留了回旋余地。
回重慶后，國府內部卻有人勸進：琉球既近臺灣，何不索性接管？更有外交部官員認為越南可成為南向出海口。蔣聽得心動，仍得警惕。1944年春夏，遠征軍在緬北苦戰，國內又陷“豫湘桂會戰”的泥淖。后方物資捉襟見肘，談海洋戰略顯得奢侈。再說，若無強力海空軍支撐，琉球還沒到手就可能被美軍劃作占領區。于是他按下念頭，把主要精力放在收復東三省上——那可是“家底”，不能再失。
同年8月，巴黎光復。法國急著重建帝國舊夢，越南成了必須奪回的支點。新近得勢的戴高樂派代表飛抵重慶，對蔣介石許以“特殊經濟待遇”，換取對法屬印度支那的默認。蔣算了筆賬：倘若中國強硬干涉，美英兩國只怕不樂見其成；與其同時得罪三家，不如賣個順水人情。于是，國府對外宣布“支持法國恢復在越南的合法地位”，換來幾紙空洞的經濟優待。
1945年春天，雅爾塔會議把未來的滿洲放進了美蘇交易清單，國府再次感受到被邊緣化的寒意。蔣一度想重啟對越南的軍事計劃，在中越邊境屯兵，暗中資助越南獨立同盟。然而4月，羅斯福突然逝世，白宮易主，華府風向丕變，杜魯門優先拉攏法國，一面允諾“支持自由”，一面默認法軍重返東京灣。蔣接到電報，長嘆：“靜觀其變吧。”
8月15日，日本投降。根據盟軍劃區，16萬中國遠征軍南下安南，負責受降。師長盧漢抵河內時，接見越南革命者。對方急切請求協助獨立，他只能含糊其辭：“自立，更生，勿懈。”軍禮完畢，國軍按華府授意，將日俘移交法方，自身撤返廣西。短暫的機會窗口隨即關閉。
回看這一連串波折，琉球終被美國在1950年設為“托管地”，1972年才交日本；越南則在法殖民者重來后陷入更長期的戰爭。國民政府當年幾經搖擺的選擇，既源于實力不足，也折射出在大國角力中的被動處境。有人說蔣介石錯失良機，亦有人認為他別無他法。只不過，當戰火散去，東亞地圖悄悄改色，歷史給出的答案似乎跟他當年的測算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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