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美國制造業回流追蹤

穩創紀錄的投資與關稅加碼之下，美國制造業在2025年依然表現不佳。但可以合理預期，已宣布的投資將在不久的將來轉化為實際產能

文 | Patrick Van den Bossche Horacio Lea Karthik Rai 賀曉青

從2013年開始，科爾尼對美國制造業回流做了13年追蹤，最新報告顯示，在經歷2024年的顯著下滑后，2025年美國制造業回流指數（RI）出現小幅回升，由-115升至-86，但仍處于負值區間。

2025年，美國自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14個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的進口總額增加600億美元（增長6%），而美國國內制造業總產值（MGO）減少280億美元（下降0.4%），整體制造業進口比率（MIR）升至14.15%（見圖1）。

MIR是指美國從14個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進口的制成品總額占美國國內制造業總產值的比率。RI反映的是MIR的同比變化，正值表示凈回流，負值表示凈離岸外包。2025年的RI=2024年MIR 13.29%-2025年MIR 14.15%=-0.86%×100=-86。

從總體數據來看，2024年至2025年期間，美國制造業進口總額增加1330億美元（增長4.6%）。這一數字表明，雖然關稅稅率創了紀錄，但美國對進口的依賴仍進一步加深，從進口產品細分類別來看，進口依賴并非全面加深，各品類之間呈現明顯分化。

來自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的兩大核心進口類別（計算機與電子產品，以及服裝與配飾）進口增速持續快于美國國內生產，對離岸外包的依賴進一步加深；但多數類別呈現出相反的趨勢，釋放出一些雖小但值得關注的回流信號。這一趨勢在2022年和2023年亦曾出現，但在2024年發生逆轉。

不過，過去四年大量資本持續流入美國制造業，年度投資規模已達疫情前的2倍至3倍。目前，這些投資僅帶來有限的產能提升，但可以合理預期，已宣布的投資計劃將在不久的將來逐步轉化為實際產能。

2022年-2023年與2025年的另一個差異，在于政策變化與不確定性的程度。面對大量往往帶有明顯黨派立場且時常被夸大的說法與論斷，市場很難判斷究竟哪些才能真正推動制造業回流。正如科爾尼過去12期《美國制造業回流指數》報告所揭示的，只有深入底層數據、撥開政治迷霧，真實圖景才會逐漸浮現。

2025年的底層數據與分析呈現出較以往更為積極的信號。這表明，至少在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類別中，美國制造業回流或已接近關鍵拐點。

美國制造業產出陷入停滯

2025年，美國制成品進口總額由2024年的約2.85萬億美元增至約2.98萬億美元，增長4.6%，但進口來源結構發生顯著變化。

美國自中國大陸直接進口的商品總額下降近三分之一，減少1350億美元。與此同時，長期承接美國制造業離岸外包需求的其他13個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對美出口規模增加1940億美元（按美元絕對金額計，見圖1）。

在不確定性加劇、成本壓力突出的背景下，企業更傾向于采取可逆性更強的策略。例如，86%的受訪企業表示曾在2025年一季度增加庫存。同時，75%的企業選擇將原產地從中國轉移至其他低成本國家和地區，而僅有20%的企業表示計劃增加對美國本土制造的依賴。

美國自加拿大的進口也有所下降，減少250億美元。而同為《美墨加協定》（USMCA）成員的墨西哥，則繼續受益于供應鏈向中國之外遷移的趨勢。墨西哥對美出口的計算機與電子產品增加470億美元，部分抵消了其他產品類別對美出口的減少，帶動整體對美出口增長8%。

歐洲對美出口增加620億美元，但其中大部分源于第一季度同比66%的階段性激增。在特朗普政府“解放日”關稅推出之后的各季度中，歐洲對美出口增幅逐步回落。不過，截至2025年底，歐洲對美出口整體仍實現正增長。

盡管美國進口規模上升，制造業回流指數的其他關鍵構成要素，如國內制造業總產值（MGO），同比卻未見明顯變化。該指標在疫情后的短暫增長，曾一度被視為美國制造業復蘇的信號。此后，美國制造業總產值已連續三年基本停滯。2025年，用于出口的制造業產值占比小幅上升，相應壓縮了內銷占比。這從整體上表明，美國市場對本土制造產品的需求有所減弱。

從美國國內制造業總產值等以美元計價的宏觀經濟數據來看，通貨膨脹與匯率因素可能掩蓋美國制造業的真實走勢。然而，2025年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同樣顯示，美國制造業整體走勢偏弱，呈穩中下行態勢。該指數在1月（50.9）和2月（50.3）短暫高于榮枯線（50），隨后10個月均低于50，并在12月份降至47.9，創下全年最低水平。

在美國制造業總產值（MGO）和PMI小幅走弱，進口規模同步攀升的背景下，2025年美國制造業進口比率（MIR）升至14.15%，高于2024年的13.29%，回歸自2021年疫情后峰值以來的最高水平（見圖1）。

美國自給自足指數（SSI）則持續下滑，從2024年的2.38降至2025年的2.30，為過去十年來的最低水平（見圖2）。SSI指數用于衡量美國市場中，本土生產并用于國內消費的商品與進口并留在美國市場的商品之間的相對關系。

多數行業出現明顯回流跡象

盡管整體回流態勢偏弱，但從細分類別來看，仍可觀察到一定積極信號。來自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的兩大進口類別，即計算機與電子產品（2025年進口額4530億美元，占美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總額的44%）與服裝與配飾（880億美元），其進口增速仍持續快于美國國內生產，進口大增29%，本土產出僅增2.8%。然而，大多數其他類別正出現相反趨勢，制造業總產值增長略快于來自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的進口增長（見圖4）。

食品、飲料與煙草，電氣設備、家電及元件，以及金屬制品等類別的制造業總產值分別較2024年增加300億美元以上。即便是對回流指數形成主要拖累的計算機與電子產品，其制造業總產值也實現了120億美元（約2%）的小幅增長。

事實上，除計算機與電子產品外，目前僅有少數幾個類別仍未出現明顯的回流跡象，且規模都相對較小，包括機械設備（不含電氣設備）、初級金屬制品以及木制品。與此同時，一些歷史上高度依賴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進口的類別，例如紡織品、面料及初級紡織制品、家具與裝置、雜項制成品，以及電氣設備、家電及元件，其分類別回流指數已轉負為正，盡管增幅仍然較小。

這一變化為美國制造業帶來一定積極信號：這些回流指數轉正的產品類別，占2025年美國自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進口總額的約40%，合計4000億美元。不過，要將這一趨勢轉化為真正可持續的回流勢頭，仍有不少挑戰需要克服。

投資增長3倍，產能為何僅增1.5%？

那么，一個關鍵的問題隨之浮現：在過去四年持續有大規模制造業投資計劃公布的情況下，美國制造業總產值（MGO）為何未實現相應增長？

疫情之后，有大量資本持續流入美國制造業已是不爭的事實。如圖6所示，美國制造業資本支出的月均規模已從2022年的約8200萬美元提升至2025年的約2.24億美元。

然而，制造業企業投資的加速并未轉化為產能的同步擴張，同期產能僅增長約1.5%。

當然，這一現象部分源于投資結構本身，即所投入資本并非全部用于產能擴張。歐洲投資銀行（EIB）202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盡管87%的美國制造業企業宣布了投資計劃，但其中近一半（48%）用于更新設備而非新建產能。未來三年內，制造業企業仍計劃將至少三分之一的投資用于設備更新，重點提升生產效率、可持續性及供應鏈可視性，而約40%的投資將用于產能擴張。

自2020年以來，美國制造業累計投資達到11.3萬億美元。即便其中只有一半用于新增產能，仍然引出一個關鍵問題：為何這些資本未能顯著提振美國制造業？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一些最受關注的投資項目集中于半導體、醫療產品和制藥等行業，而這些項目從開工到實際投產往往需要數年時間。同時，部分項目面臨額外障礙，如原材料保障問題、熟練施工勞動力供應不足，以及審批與驗收流程冗長等，進一步拉長了項目周期。

即便在建設周期較短的其他行業，產能擴張同樣未見明顯提升。ConstructConnect發布的項目壓力指數（PSI）為理解這一現象提供了參考。該指數按月跟蹤美國非住宅建設市場在開工前階段的壓力水平。

2024年，在利率上行抬高融資成本以及項目終止趨勢加劇的背景下，非住宅建設市場壓力開局即處于高位，并成為后續走勢的先行信號。2025年一季度，電動汽車及電池制造商取消的項目數量已超過此前兩年的總和；同時，原計劃于2025年投產的清潔技術工廠中，近一半面臨延期或取消。

2025年年中，隨著關稅引發原材料成本沖擊以及聯邦資金中斷，項目延期與取消的現象顯著增加，PSI指數再次達到高點。至2025年末，市場壓力有所緩解，但仍略高于基準水平。在關稅波動持續，且聯邦稅收抵免政策與能源部資金撥付時間表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未來或出現更多項目被取消的情況。

即便部分新增產能已開始兌現，另有一項指標仍令人擔憂。2022年至2025年間，制造業產能利用率不升反降，由約77.6%降至約75.4%。這或許既是投資公告未能如預期轉化為實際產能的原因，也是其結果。新增產能未能及時投入使用，或將抑制企業未來投資意愿。

這一態勢已開始對中小企業產生影響，中小企業在推動美國就業及整體經濟發展中一直發揮關鍵作用。2025年歐洲投資銀行調查顯示，盡管大型企業仍在持續釋放投資擴張信號，中小企業卻已開始減少在美國新增或擴張產能的投入。

一個關鍵問題隨之產生：即便這些延期或新宣布的投資最終能夠轉化為實際產能，它們是否足以讓美國制造業重新恢復活力？

關鍵障礙：勞動力短缺、產業生態欠佳、政策不確定

在科爾尼2026年美國制造業回流指數調研中，受訪CEO（首席執行官）仍將勞動力成本、基礎設施、勞動力供給視為制造業回流的結構性約束。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NAM）亦指出，審批制度改革、電網可靠性以及移民政策同樣是影響美國制造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而這些均非關稅手段所能解決。

盡管這些都是美國制造業體系長期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但其背后的驅動因素正在發生變化。以勞動力為例，2025年，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由2024年的1280萬下降至1260萬，崗位空缺由49.3萬個減少至42.1萬個。這似乎表明，隨著企業在機器人及AI等自動化領域的投入增加，實現同等制造業總產值所需的勞動力規模有所下降。然而，生產一線勞動力短缺問題依然突出，55%的受訪者將其列為主要挑戰。

此外，本次調研也顯示，企業所需的勞動力類型也在發生改變。61%的受訪者表示，技術崗位存在明顯人才缺口，包括機械操作工、技術員、維修專員等崗位。與此同時，人才短缺已由一線崗位向管理層蔓延。36%的受訪者表示，一線以上主管及中高層管理人員同樣開始面臨能力升級壓力。該群體需要熟練運用數字化工具，管理AI驅動流程，分析解讀數據，并統籌高度自動化的生產環境，以充分釋放投資價值。這也導致相關能力需求快速上升，供給約束進一步凸顯。

持續加劇的人才競爭，解釋了為何91%的受訪企業選擇通過上調薪酬吸引并留住員工。同時，87%的受訪者指出，即便能夠招聘到合適人才，企業仍需持續加大培訓投入。

本土產業生態體系的不完善，尤其是供應鏈中能夠提供半成品和原材料的二、三級供應商的短缺，也是一個長期制約因素。在本年度回流及近岸外包挑戰排名中，這一問題的關注度較往年有明顯上升。尤其是在美業務主要集中于最終組裝環節、但零部件和組件仍主要依賴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進口的企業，在關稅影響下面臨超預期的成本上升壓力。

這也與其對回流或近岸外包布局能否實現預期回報的信心顯著下降密切相關。上一年度調研中，47%的CEO表示對回流或近岸外包布局能夠實現可接受的投資回報“非常有信心”，而在今年的調研中，這一比例已降至18%。

美國政府的政策變動也令企業更加審慎，并重新評估其回流與近岸外包戰略，即便部分企業已開始將產能向美國本土附近轉移。今年的報告數據顯示，計劃將更多產能回流美國的企業與上一年度報告基本持平，均為15%。與此同時，今年有57%的CEO表示需要對既有回流或近岸外包戰略進行重大調整，甚至重新制定整體方案。

過去一年，美國政策的變化確實改變了企業高管對制造業回流與近岸外包的判斷，但尚未形成實質性轉向。盡管部分產品類別已顯現出積極的回流信號，但企業高管在短期內仍以觀望與重新評估為主。

那么，美國制造業回流指數若想保持在正值區間，還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從積極角度來看，即便不進一步擴大投資，美國仍存在一定規模的閑置制造產能可供釋放。截至2026年2月，美國制造業產能利用率較長期平均水平低3.1個百分點。這意味著，美國制造業具備在較短時間內提升產出的潛力，而無須完全依賴尚未落地的大規模投資項目。如前文所述，這些大規模投資項目潛力的釋放仍需要時間。

在更理想的情形下，若要推動企業在美國進行更長期的制造業布局，成本壓力仍需進一步緩解。其中，勞動力成本方面，企業已通過提升自動化水平逐步應對；而更為關鍵的是原材料成本。原材料通常占據產品總成本的主要部分，而當前多數產品類別仍高度依賴進口原材料和半成品，且其中相當一部分受到關稅影響，材料成本承壓明顯。

當下最為迫切的，或許是政策的清晰性與穩定性。盡管理念上并不難實現，但在過去12個月中卻始終難以落實。

在這一背景下，盡管仍存在諸多可能擾動美國制造業復蘇進程的因素，報告中多項指標仍顯示出一定的積極信號。正如本年度調研中一位CEO所言：“我們的制造體系已基本就緒，但仍需要一個更加穩定且明確的方向。”

（作者Patrick Van den Bossche為科爾尼全球合伙人，Horacio Leal為科爾尼公司董事，Karthik Rai為科爾尼公司顧問，賀曉青為科爾尼大中華區總裁、全球合伙人；編輯：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