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我們在悖論中前行。
中國的經濟劃分出了三個時代：前三十年，改革開放四十年，以及2018年為分界的新經濟時代。從經濟的增長看，這是三個無縫拼接的時代，但從個人的感受看，特別是從民營經濟的感受看，改革開放的四十年和新經濟時代，可以說是兩個時代。
這是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單純看宏觀文件，這兩個時代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但資本卻做出了明確的市場反應，民間資本投資占比，連續十幾年一路向下，從峰值期的近70%，一直下滑到2025年的48%，這種趨勢性的變化，單純從經濟形勢是解釋不通的。
這就是悖論。
同樣給政策，鼓勵民營經濟投資，在四十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充滿了朝陽，人們唱著崔健的《一無所有》就敢闖天下，現在卻在潤，是因為市場飽和不賺錢了嗎？當然不是，在創新驅動下，市場永遠不會飽和，還是用一句江湖語言能解釋通：只有時代的馬云，沒有馬云的時代。
也就是說時代變了，不完全是經濟本身的冷暖，民營的小老板該做什么繼續做什么，有發財的，就有破產的，有高潮，就有低谷，這是常態。真正變的，是民營的社會身份。
平臺在討論：什么是資本家，什么是企業家。
這本質上是一種身份定位，是一種隱性的身份批判。一切都說得很正義，仿佛只是讓你做個對社會有貢獻，遵紀守法的好老板，其實它的暗面明確無誤的表達出一種歧視：消滅私有制，你們是剝削者。極左的意識形態用企業家的標簽重構了。
那么，馬云的時代又有什么不同？
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公問：雇傭8個人以上就算資本家，有出處嗎？于光遠回答說，在《資本論》中沒找到，鄧公直接擱置了，不受書本的約束，放開了私有制禁區。這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邁出了一小步，卻是文明前進了一大步，從斗爭哲學轉向了包容性，國家也因此而勝利，書寫了一個中國奇跡。
然而，2018年做為一個新經濟時代的起點，這個問題又有人重新提出來了。
2018年9月12日，吳小平的《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一文，具有標志性，說明我們這個社會沒有從傳統理論的封印中走出來。政策提出防止”私人資本無序擴張“，而國企大規模擴張又擠壓了市場的競爭性空間，公眾輿論中出現了以司馬南，昆侖策為代表的對民營經濟和私有制的全面批判，悖論就是這樣練成的。
中國已經進入市場經濟，身體很誠實，沒有外部性力量，已不可能回頭；然而思想又很糾結，一直在計劃與市場，公有與私有之間掙扎，向前是問題，向后也是問題，應然的邏輯與實然的邏輯發生了沖撞；這種沖撞直接表現為經濟出現了長期的系統性問題，我們連續幾年的調整，無法從根本上走出二元悖論所帶來的深刻影響，民營在彷徨。
中國現在解決悖論的方式是“中庸”，這就是國家資本控制下的市場經濟，張維為稱之中國模式，其實是避免了私人資本的壟斷，又走向了國家資本更大的壟斷，最終會失去市場的競爭性，這在2022年達到極限，政策提出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一企一業，一業一企，對中國經濟做公有制的格式化處理。當年GDP增速下降到幾十年的最低點3%，2023年后政策急轉彎，出臺了《意見》，但歷史的記憶是深刻的。
所有這些混亂，還是讓時間給出答案吧，當下的情況是：老九可以走，民間資本不能走。
歷史將證明：改革開放是正確的。
民營作為中國經濟的主體，民生的根基，不能永遠帶著原罪的鐐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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