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從搖籃到墳墓”保障？“瑞典也許走過頭了”

【文/觀察者網 柳白】

那個人們熟知的，以“從搖籃到墳墓”保障著稱的高福利國家瑞典，正在悄然發生變化。

“瑞典正在進行一場全球最驚人的資本主義改造。”《華爾街日報》5月11日刊發長篇分析文章指出，過去幾十年里，瑞典大規模推進醫療、教育和養老等公共服務私有化，甚至部分學校運營商已經上市。這種終身福利體系的重構，既壓低了政府開支、激發創新活力，也引發了貧富差距擴大、公共資源失衡、弱勢群體被拋下的擔憂。

批評者直言，瑞典已從“人人互助”的社會，轉向“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模式。就連推動當年改革的部分經濟學家，即使仍主張私有化方向或許是對的，但也承認瑞典“可能走過頭了”。

“瑞典，這個長期被視作集體主義典范的國家，正轉向強硬的個人主義發展路徑。”在作者眼里，瑞典正在從一種國家主導型資本主義，轉向一種更自由、更市場化、私有化程度更高的資本主義。

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文章對此形容，幾十年來，瑞典一直是“高稅收、高支出”政府模式的代名詞。政府通過公立醫院、學校和養老機構，對人們的人生進行“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管理。

但如今，情況已經不同了。如今，瑞典近一半的基層醫療診所為私人所有，其中很多歸私募股權公司控制。三分之一的公立高中由私人運營，而2011年這一比例僅為20%。一些學校運營商甚至已經在證券交易所上市。

瑞典的經歷，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富裕國家都具有借鑒意義——無論是積極還是消極的。比如紐約市長馬姆達尼，目前就希望效仿部分以國家為中心的瑞典模式，例如全民托育和市營商店。

這場資本主義改造，使瑞典實現了許多工業化國家近年來未能做到的事：縮小政府規模。這使政府得以大幅減稅，同時也推動了創業潮和經濟增長。

瑞典公共社會支出總額，包括醫療、教育及所有福利支付，已降至GDP的24%，與美國相近，明顯低于法國和意大利等超過30%的水平。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4月預測，到2030年前，瑞典經濟預計每年增長約2%，大致與美國持平，但約為法國和德國增速的兩倍。

“瑞典是真正充滿機會的地方，”瑞典財政部長伊麗莎白·斯萬特松（Elisabeth Svantesson）表示，“我希望人和資本都留在這里發展。”

在許多歐洲國家提高稅收之際，斯萬特松已連續三年減稅。瑞典最高所得稅稅率，已從1980年代接近90%，降至如今接近50%。

斯德哥爾摩私募股權公司EQT創始人、億萬富翁康尼·約恩松（Conni Jonsson）表示：“綜合整體稅負來看，這里甚至比美國更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批評者則認為，瑞典削減開支的做法矯枉過正。在這個傳統上崇尚平等的國家，不平等現象正在加劇。數十個移民聚居郊區幫派暴力激增，部分地區甚至出現犯罪網絡挑戰國家權威、妨礙警方執法的情況。

圍繞營利性學校的爭議也在升溫。批評人士稱，這些學校通過壓縮操場、圖書館和教師資源來賺錢。

“美國人對瑞典的看法與現實相去甚遠，”瑞典作家安德烈亞斯·切爾文卡（Andreas Cervenka）說道，他最近結束了在加州的生活回到了瑞典。“我們正在從一個‘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走向一個‘人人自掃門前雪’的社會。”

催生創業熱潮

瑞典并非一直擁有龐大的公共部門。

在1970年前的100年間，瑞典曾從歐洲最貧窮國家之一，崛起為歐洲第三富裕國家，而當時并沒有實行高稅收制度。

但從1960年代開始，長期主導政壇的中左翼社會民主黨大幅提高稅收與財政支出，到1990年代，政府支出一度高達GDP的70%。

這些變化導致經濟長期低迷、稅后收入停滯、財政赤字和債務膨脹，并最終在1990年代初引發銀行危機。

在投資者的壓力下，瑞典政府隨后用了二十多年推行大規模經濟改革，包括削減失業補貼和住房補貼、公共服務私有化、減稅，以及養老金制度改革，以降低財政負擔。

政府還對債務設置嚴格限制。瑞典債務占GDP比例僅36%，而美國高達129%。

2000年代中期，瑞典取消了財富稅和遺產稅。

結果是：許多曾因高稅負逃離瑞典的富裕企業家開始回流。

掌控Ericsson、Saab等大型企業股份的瓦倫堡家族成員雅各布·瓦倫堡（Jacob Wallenberg）表示，他小時候的1960、70年代，瑞典人其實并不富裕，當時全國甚至“只有一輛勞斯萊斯”。

如今，國際民調顯示，瑞典人對財富的接受度，高于法國、德國、西班牙和意大利民眾；除波蘭外，他們對市場經濟的支持度也高于其他歐洲國家。

現在瑞典的勞斯萊斯數量已超過800輛。2016年，當勞斯萊斯決定在北歐開設首家展廳時，選擇的就是斯德哥爾摩。

隨著國家角色后退，私營部門迅速擴張。

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今年4月的一項研究發現：2005年瑞典取消遺產稅和贈與稅后，那些有家族繼承人的私營企業增長更快、投資更多、繳納的企業稅也更高。

企業界還積極推動新技術應用，在一個長期由傳統產業主導、對科技態度猶豫的歐洲，瑞典出現了少見的高風險創新浪潮。

互聯網通信公司Skype創始人尼克拉斯·曾斯特倫（Niklas Zennstr?m）表示，私有化改革幫助推動了電信等行業創新，而這些行業正是瑞典科技繁榮的基礎。

他說：“瑞典很早就普及移動電話，3G覆蓋率高，移動網絡競爭激烈。當時社會上存在一種創業氛圍。”

根據前歐洲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2024年關于歐洲經濟的重要報告，瑞典在截至2024年的十年間共出現500多起IPO，數量超過德國、法國、荷蘭和西班牙總和。

《我的世界》是由瑞典團隊于2009年開發的沙盒游戲

依托蓬勃發展的科技初創企業與游戲產業，誕生《我的世界》《糖果傳奇》等爆款作品，瑞典如今人均億萬富翁數量已超越美國。

“花更少的錢，辦更多的事”

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圣約蘭醫院，放射科醫生卡琳·登布羅沃（Karin Dembrower）正盯著電腦屏幕，指出影像上顯示癌癥的細小亮點。

“我們肉眼其實看不出來這里有問題，但人工智能（AI）有時能識別出來。”她說。

近三年來，登布羅沃一直在推動醫院利用人工智能篩查乳腺癌。

AI對每年8萬名接受篩查女性的病例識別既快速又準確，導致放射科等待名單大幅縮短。

她和同事已經無需再上夜班和周末班，也有更多時間對確診癌癥患者進行高級診斷。

人工智能改變了登布羅沃和她在圣約蘭醫院的同事們的工作方式，幫助檢測癌癥并節省時間。

圣約蘭醫院如今還經常接收其他沒有AI系統、且已超負荷的醫院轉來的病人。

和所有瑞典醫院一樣，圣約蘭醫院由公共資金支持。但它歸私人醫院運營商卡皮奧集團（Capio）所有，醫院CEO曾在McKinsey & Company接受培訓，日常管理強調KPI和豐田精益管理模式。

這種理念，也是醫院比國有醫院更快采用AI等提高生產率工具的原因之一。

“我們用更少資源做更多事情。”醫院CEO古斯塔夫·斯托姆（Gustaf Storm）表示。

他估算，治療闌尾炎等疾病，瑞典公立醫院的成本比這里高15%至20%。

負責瑞典斯德哥爾摩地區醫療事務的中左翼政治人物艾達·哈季阿利奇（Aida Had?iali?）對此表示認可。她認為，與公立體系相比，圣約蘭醫院在獲得更低補償的同時，能更高效地產生更好的患者結果。

私營競爭也讓整個醫療行業受益。

在全球老齡化不斷推高政府醫療成本之際，2014年至2024年間，瑞典經通脹調整后的人均醫療支出年均增長約1%，僅為英國的一半、美國的三分之一。

如今，在圣約蘭醫院，工作人員拿著iPad mini實時追蹤病患數據，數字系統監控成本，患者生命體征自動上傳中央系統，交通燈式系統幫助醫護決定優先級。

醫院還測試了一種AI病患監測系統，當老年患者有跌下病床風險時會自動報警，以避免住院時間延長。

基層醫療變化更加明顯：如今近一半診所已私有化，科技新創企業也在沖擊這個行業。

批評人士認為，這同樣在破壞醫療公平——私人診所往往集中在富裕城區，因為這些病人服務成本較低，而貧困或農村地區的公立機構則被迫承擔更復雜、更昂貴的病例。

但對許多患者來說，科技化醫療體驗確實更方便。

居住在斯德哥爾摩的英國人本·庫珀（Ben Cooper）最近因哮喘復診時，甚至無需出門，只需通過手機App視頻連線醫生即可。

這款應用由本地公司Kry于2015年推出，如今在瑞典用戶數甚至超過Netflix。

它提供24小時在線問診，醫生還能講包括阿拉伯語在內的多種語言。

庫珀坦言：“你打開App，輸入癥狀，它就給你預約時間。我從沒遇到醫生遲到。”

他說，這與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經常延誤形成鮮明對比。

Kry公司CEO卡勒·康納里德·隆德格倫（Kalle Conneryd Lundgren）表示，私有化讓公司能夠提高效率、節省成本并服務更多患者。

數字化問診通常時間更短，節省醫生和病人雙方時間。

過去一年，公司利用AI自動生成病歷和醫療證明，使行政時間減少40%。

有贏家，也有輸家

斯德哥爾摩進步派智庫“理念競技場” （Arena Idé）研究員埃莉諾·奧德貝里（Elinor Odeberg）表示，瑞典改革的贏家主要是擁有房產的中產家庭，他們從收入增長和房價飆升中受益。

輸家則包括：大城市外的租房者、公共服務不斷縮水地區的人，以及長期依賴國家福利的低收入移民社區。

由于住房成本上漲，20至27歲仍與父母同住的瑞典年輕人比例，已從1995年的15%升至2023年的26%。

與此同時，收入再分配減少，也讓馬爾默等地的地方政府財政承壓。

馬爾默市長卡特琳·斯捷恩費爾特·賈梅（Katrin Stjernfeldt Jammeh）表示，中央政府撥款減少，使地方政府更難維持教育等公共服務。

過去二十年，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不足，也導致鐵路系統延誤嚴重、服務不穩定，而低收入群體受到的沖擊最大。

私募股權企業家約恩松說：“他們從原本應保護社會的領域抽走了資源。但當然，這對經濟活力來說是好事。”

經濟學家、前財政部官員斯特凡·福爾斯特（Stefan F?lster）則認為，大多數瑞典人實際上從改革中受益。

他說，自1990年代以來，瑞典家庭經通脹調整后的收入平均翻倍，而在1970和80年代高稅收時期，這些收入幾乎停滯。

不過，政府如今也開始回應外界擔憂。

去年11月，議會投票決定取消長期維持財政盈余的要求，改為更寬松的預算平衡規則。

政府還推進改革，加強對營利性學校的監管，希望只保留長期、高質量運營者。

“走私有化道路是對的，但我們可能走過頭了。”曾參與瑞典經濟改革設計的知名經濟學家拉爾斯·卡爾姆福斯（Lars Calmfors）總結道。

學校改革的利弊博弈

也許最能體現私有化“機遇與風險”的領域，就是教育。

瑞典如今在教育市場化上的程度，甚至超過美國。政府越來越多地允許學校由非營利組織或營利性企業運營。

如今，大約每10名瑞典高中生中，就有1人在上市教育集團AcadeMedia旗下學校就讀。

這些學校按學生人數獲得公共資金，但如何使用這些資金，很大程度上由學校自行決定。

瑞典南部城市馬爾默的布格里耶茨高中，由當地滑板協會牽頭以非營利模式運營。學校為每位學生配備蘋果MacBook Air筆記本（優于瑞典多數高中標配的中端電腦），校內坐擁大型室內滑板場，食堂免費供應午餐，每班配備兩名任課教師，遠高于常規每班25至30名學生配一名教師的標準。

布格里耶茨高中坐擁大型滑板場地

校長瑪麗·斯文松（Marie Svensson）甚至親自動手維修校舍燈具，她通過壓縮運維和行政開支，將資金投入師資擴充、藝術展覽及影視拍攝器材購置。學校選址廢棄啤酒廠低價租賃場地，容納191名在校生。

從瑞典中部往返通勤兩小時就讀該校的學生約翰·維福斯倫（John Wiforsen）表示：“這里氛圍自由，能盡情探索興趣。”甚至有丹麥學生每日從哥本哈根跨海前來求學。

私營學校決策也更加靈活。

當公立學校預算被削減時，布格里耶茨高中迅速擴招、拆分班級，穩住運營收支；斯文森曾任職公立學校，她坦言，同樣的調整決策，公立體系往往需要耗時長達一年。

即便如此，馬爾默市長等人依然對營利性學校心存擔憂：逐利屬性使其天然有縮減辦學成本的動機。她指出：“這類辦學機構通過篩選劃分生源層級牟利。”

私營學校更容易吸引最優秀學生和最富裕家庭，資源虹吸效應明顯；剩余弱勢生源只能留在辦學條件落后、運營成本更高的公立學校。這類公立學校需承接大量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以及母語非瑞典語的移民子女，辦學負擔進一步加重。

布格里耶茨高中距離足壇巨星茲拉坦?伊布拉希莫維奇成長的羅森加德貧民住宅區不足一英里，校長斯文森坦言，該片區極少有孩子前來就讀，當地家長更偏愛傳統保守的教學模式。

瑞典最近在國際教育排名中有所下滑，擇校自由的支持者將這一變化歸咎于大量移民的涌入。而私立學校的批評者則認為，當把成績優異的學生集中在一所學校，而把學習吃力的學生集中在另一所學校時，國家的整體平均教育水平必然會受到拖累。

擇校制度如今在瑞典已根深蒂固，這凸顯了該國社會心理的轉變。這一制度不僅在家長中獲得廣泛支持，也得到現任中右翼政府和中左翼反對黨社會民主黨的認可。

但在9月大選即將來臨之際，圍繞營利性學校以及社會轉型的分歧正浮出水面，預計這將成為競選中的重要議題。社會民主黨承諾將禁止學校牟利。該黨還呼吁加大對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投資，并批評了過去針對富人的減稅政策。

“這個系統對某些人來說確實很有效，”前學校行政人員奧薩·普萊斯納（?sa Plesner）說，“但這無疑打破了瑞典傳統的普惠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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