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貧困時代》

（達度）《貧困時代》自2015年問世以來，已經走過了十個年頭，其間經過了兩輪宣傳推介：一是作品研討會，二是專家評論文章在報刊媒體相繼發表和轉載。如今進入第三輪，《貧困時代》在高校研究中形成規模效應，影響力持續發酵。

這與陳忠實的《白鹿原》有點類似，也歷經過十年沉寂。我也希望，拙作能像《白鹿原》那樣火起來，成為經得起時間和讀者檢驗的經典。下面，我從個人經歷閱歷的積淀、知識能力的儲備、寫作階梯式提高、創作成書過程等方面，談談體會。

一、經歷閱歷的積淀

我的人生履歷，近乎與新中國一段特殊歲月同頻共振：出生時遭遇三年自然災害，上小學碰上“文化大革命”，上初中又刮起“讀書無用”之風，生不逢時、命途多舛。從小飽嘗生活艱辛，父親早逝，母親多病，弟妹眾多，家庭重擔早早壓在肩頭。六歲那年，我就牽著牛娃當牧童，天不亮就起床放早牛，風雨無阻，放了學還要去放晚牛，天黑才能歸家。我靠放牛掙的三分工來換取上學機會，并養活自己，不吃閑飯。初中二年級畢業，盡管成績是全校第一名，盡管是貧下中農子弟，但因為父母是老實到地土的農民，連小隊干部都不是，加上當時升高中指標有限，十五歲就回鄉務農，到洪湖水利工地挖河挑堤。可能比《紅燈記》中的鐵梅還要苦，真正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俄國大評論家別林斯基說：苦難是一所最好的大學，我以為，苦難還是一架最好的文學溫床。早年那些刻入骨髓的生命閱歷，成了我積淀最深的文學厚土。我的文學啟蒙，也正是從草垛里、牛背上，小學階段如饑似渴的“偷讀”禁書開始的。武漢大學碩士生李薇研究《貧困時代》所撰寫的論文《“偷讀”與啟蒙》，基本呈現了我這段經歷。如今回望，那段苦難生活的歷練與生命體驗，仿佛與生俱來，為我后來走上文學道路、潛心創作《貧困時代》，埋下了最堅實的文學種子。

二、知識能力的儲備

在那個特殊年代，讀書條件極為艱苦。那時連正規課本都沒有保障，老師管束寬松，課業負擔很輕，學生近乎“自由式發展”。“破四舊”之后，經典讀物大多被禁或轉入地下，書籍極度匱乏。我幾乎是逮到什么讀什么，許多書都是無頭無尾的殘本，只能靠同學間互相交換傳閱，上午換一本、下午又換一本，甚至晚上又換了新的，一旦讀上癮了便著魔一般：在學校避開老師偷看，在家里避開父母躲進草垛里讀，牛背上也舍不得放下，夜晚躲在蚊帳里燃一下手電筒也看。

我廣泛閱讀紅色經典、四大名著、俄蘇文學、馬列著作與魯迅雜文等，正如我在《貧困時代》中所寫：“有《紅日》《紅巖》《紅旗譜》《紅色交通線》《紅旗插上大門島》，有《破曉記》《擒匪記》《西廂記》《西游記》《徐霞客游記》，還有外國的《牛虻》《毀滅》《故鄉》《葉爾紹夫兄弟》《來自窮鄉僻壤的人們》”等等。其中，我讀得最多、受影響最深的，是《毛澤東選集》與魯迅著作。魯迅先生批判國民劣根性的精神鋒芒，深刻影響了我的創作立場與審美追求。后來考上師范，進入大學，我開始系統梳理閱讀譜系，有意識地構建文學、美學、藝術、哲學、歷史、軍事、社會學、高科技等知識板塊，熔鑄起屬于自己的一套知識鏈條，為日后創作儲備了較為扎實的功底。

三、寫作階梯式提高

書讀得多了，自然萌生寫作念頭。開始是抄寫、仿寫、記日記、做資料卡片。我的文學之路，一步一個腳印，由短篇—中篇—長篇穩步進階，也走過瓶頸——迂回——突破的艱難歷程。

我做過多種行業，當過農民、臨時工、水利工程員、中學教師、機關干部等，但這些只是謀生的手段。人除了解決衣食住行外，還應有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于是我“選擇了文學這個發言席”。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不改初心，堅持業余創作四十多年，在寂寞中堅守、在壓力中獨行。具體從1979年我考上師范學校，正式開啟文學之路；1984年在荊州教育學院（后并入長江大學）讀書期間，寫下短篇小說《黃鸝和它的主人》，發表于安徽《希望》文學月刊，這是我在大學讀書期間，發表在省級刊物的小說處女作，也是《貧困時代》最早的序曲。

此后我以短篇練筆，陸續發表了一些作品。2001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說集《直人橫人圓人彎人》，著力刻畫社會眾生相，謳歌真善美、鞭撻假惡丑，語言幽默諷刺，有人說是受了魯迅雜文風格的影響。作品一經推出便廣受關注，《仙桃日報》《湖北日報》《文藝報》接連推介。湖北大學涂懷章教授撰文稱其是“領略民間風情的精神升華”，這部集子還帶動當地掀起了一輪文學熱潮。

五年后我又出版中篇小說集《就這樣把你征服》。在敘事結構、人物塑造、語言功力上持續打磨，逐步形成冷峻凌厲的風格。湖北大學劉川鄂教授評論說：“達度之于新世紀湖北文學的意義，在于現實主義的底層敘事在延伸，在發展。”但是面對《貧困時代》這樣厚重的長篇小說，我始終不敢輕易動筆：三十歲不敢寫，四十歲還不能寫，唯恐火候不到，筆力不逮，糟蹋了理藏心底最珍貴的素材積累。朋友說我是在挖自己的金山銀海，其實我在藏器在身，以待天時。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文學失去轟動效應，創作陷入低谷，我不自覺地轉軌迂回：一邊堅守教育本職，撰寫教研論文，一邊客串報告文學，不斷發表獲獎，是一種鼓勵，更是在另一條賽道上積蓄能量。北京奧運會前的2007年，《北京文學》邀請我參加江南筆會，向我約稿。

于是就有了《體操神話》在《中國作家》《北京文學》兩刊發頭條，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召開研討會，在央視網推出專版宣傳，就有了獲湖北省“五個一工程”獎等等；2012年，我中斷《貧困時代》的創作，應邀前往西藏邊防采風，先后發表《世界屋脊上的鋼鐵長城》《喜馬拉雅山上的格桑花》等作品，后者獲中宣部中國夢征文二等獎，應邀參加了中央電視臺特別文藝節目頒獎晚會，中央電視臺cctv-3頻道實況轉播。

報告文學的影響力超過了小說，卻讓我高興不起來。因為我的主攻目標是小說，我在小說上下的功夫，遠遠大于報告文學，而且一直實行的是精品戰略，怎么小說比不上報告文學的影響呢？有評論家將我定位為“雙棲作家”：以小說冷峻凌厲鞭撻假惡丑，以報告文學激情飽滿謳歌真善美。這段經歷拓寬了我的寫作視野，強化了直面現實、深扎田園、書寫時代的能力，更堅定了我回歸長篇、完成時代史詩寫作的初心。正是數十年階梯式攀登，讓我在五十而知天命之年，終于具備駕馭《貧困時代》這部60萬言長篇巨制的底氣與實力，實現了寫作生涯的關鍵突破。

四、創作成書過程

《貧困時代》成書，是一段三十年醞釀、三年半攻堅、多方扶持才得以完成的艱辛歷程。這部作品的構思，早在三十多年前就萌發了：大學時期二十多歲發表小說處女作《黃鸝和它的主人》之后，我便為這部長篇草擬提綱，最初定名《平原之子》，過一段時間就修繕一遍提綱。只因題材厚重、事關一段歷史的真實呈現，始終不敢輕易下筆，一放就是二三十年。我始終在心里叩問：父老鄉親們終年臉朝黃土背朝天，一生勤勞善良，為何始終擺脫不了貧困？后來我漸漸明晰：貧困既有物質層面，更有精神層面——物質貧困源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口爆增、人民生產生活要求提高等諸多困素，精神貧困則是愚昧、專制、奴性等國民劣根性的慣性存在，這成為《貧困時代》的核心立意。

2012年5月，我從教育崗位退居二線，終于卸下事務羈絆，全身心投入創作，歷時三年半（除去西藏之行，包括2014年在洪湖定點深入生活一年，跑遍江漢平原重點縣市），完成這部全景式反映1964—1976年江漢平原農村生活的長篇力作。創作中，我堅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創作理念，以親歷記憶為內核，輔以長期實地回訪、細節核驗，像人類學田野調查一般，忠實還原生活本真，不虛構、不粉飾、不拔高，把江漢平原的農事勞作、方言民俗、鄉村生態、人性掙扎悉數寫入文本。小說中放牛、挖河、記工分、偷讀禁書、分糧分菜，抓賭打架等場景，均來自我的親身經歷與實地核查；方言、民謠、婚喪禮俗等細節原汁原味留存，就是要讓文本具備可觸摸、可考證的歷史質感。華中師范大學人文數字實驗室居然統計出了317條方言詞匯、54項民俗活動。我始終踐行“文學來源于現實又高于現實”的理念，以有限文本承載盡可能豐富的時代內涵與現實啟迪。

這部作品從選題到出版，得到各級文藝部門大力扶持，被列為2014年中國作協作家定點深入生活項目、湖北省文聯文藝創作扶持重點作品。國家和省里的扶持，為我的創作推進與出版落地提供了重要保障。60萬字篇幅，承載了一代人的困苦與覺醒、一方地域的歷史與風情，幾乎凝聚了我畢生的生活積累、知識儲備與文學追求，成為我寫作生涯中分量最重、用情最深的一部作品。我始終堅信，現實題材寫作難度極高，因為檢驗你作品真偽的人民就在你身邊生活著。這就需要作家深潛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特別需要關注與體驗底層勞動人民與弱勢群體的處境。一個國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標志是每個國民的人格獨立和尊嚴的崛起，他不取決于精英的高度，而取決于每一個草根的高度，正如木桶理論，取決于短板。不僅取決于制度的改變，也有待于每一個人力所能及的“點滴抵抗”和良知堅守。《貧困時代》的創作，正是我對這一理念的踐行與堅守。

藝術界有朋友送了我一副字“甘坐冷板凳”。真是十年冷板凳，一朝見天光。2026年5月1日勞動節在武漢期間，我仔細回顧了我的文學創作之路。《貧困時代》的十年沉潛，是我對鄉土的堅守、對文學的赤誠。未來，我仍將堅守文學初心，以筆為犁、深耕鄉土，繼續以田野式筆法+深描現實主義+人民主體性，為時代立傳、為人民發聲，努力創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精品力作，為中國文學的繁榮發展貢獻一己之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