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卷，本質上是“全控機構”的延伸｜文摘

IPP評論是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導語：六十多年前，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在《收容所》中提出“全控機構”這一概念，用來解釋精神病院、監獄、軍營等機構如何通過剝奪身份、重塑行為和制造依賴，將個體納入高度控制的秩序之中。今天再讀這本書，人們會發現，戈夫曼描述的并不只是精神病院的封閉世界，也是一種更廣泛的現代社會機制：它可能出現在寫字樓的工位上，出現在學校、家庭、平臺算法和社交評價中，出現在那些以“效率”“文化”“上進”“正常”為名的日常管理之中。

《收容所——精神病人及其他被收容者的社會情境》

*本文參考歐文·戈夫曼《收容所——精神病人及其他被收容者的社會情境》一書寫作而成。

“上班哪有不瘋的？硬撐罷了。”

“確診為‘工位監獄’晚期，建議永久休假。”

“春天這么好，我應該在花海，而不是在打工的苦海。”

打開社交媒體，你會發現“打工人發瘋文學”已經成了一種集體自救。

我們一邊自嘲，一邊疑惑：為什么上班會讓人這么痛苦？為什么越來越多的公司，讓人感覺像一座精神病院？

有一個人，六十多年前就給你說清楚了。

他叫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55年，他以工作人員家屬的身份，悄悄潛入美國最大的精神病院之一——圣伊麗莎白醫院，在里面待了整整一年，用社會學家的眼睛，記錄下了一切。

1961年，他把這些觀察寫成了一本書：《收容所》。這本書后來入選國際社會學協會"20世紀最具影響力社會學著作"，并直接推動了全球精神病院的改革運動。

今天回頭看這本書，讓人脊背發涼，因為他描述的精神病院的那套邏輯，就活在今天的生活里。

戈夫曼給這類地方起了個名字：全控機構

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這是戈夫曼在《收容所》里提出的核心概念。

它指的是那些將個體的睡眠、工作、娛樂全部納入同一時空管理的地方：統一著裝，嚴格日程，成批管理，隔絕外界。精神病院是原型，但監獄、軍營、寄宿制學校，乃至某些軍事化管理的企業、某些極端宗教團體——都有這個影子。

戈夫曼在書里說得很清楚：全控機構的核心功能，從來不是"治愈"或"關懷"，而是控制。

它的運作，分三步走。

第一步：剝奪身份。

新病人入院，首先被"清零"。上繳個人物品，換上統一病號服，被編號而非被稱名。戈夫曼把這個過程稱為“入院剝削”（admissions procedures）。那些代表“你是誰”的一切，職業、社會關系、個人物品、著裝風格，被系統性地抹除。

入職第一天，你被要求填寫N張表格，照規格照片，換上工牌。你的名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工號。

第二步：重塑自我。

剝奪之后，機構開始對人進行“規格化”。這里有一套精密的獎懲體系：服從規則就能獲得“特權”多一點煙草，多一點活動自由；一旦越軌，就面臨懲罰和羞辱。久而久之，人的行為被規訓成機構期待的樣子。

你熟悉這個節奏嗎？加班換晉升，服從換年終獎，質疑換"態度有問題"的評語。

第三步：制造依賴。

最隱蔽的一步。在全控機構里待久了，人會發展出"機構化"（institutionalization），離開這個環境反而無法適應。外面的世界變得陌生，機構內的規則反而成了唯一熟悉的“家”。

《肖申克的救贖》里，那個在監獄里待了五十年的老布，出獄后在超市當了個收銀員，卻始終無法融入外面的世界，最終選擇了自殺。他不是沒有能力，是他的自我，已經被那堵墻徹底收編了。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么那么多人裸辭后反而焦慮，在家待著比上班還難受？

01從精神病院到寫字樓：換湯不換藥

一位大廠員工在社交媒體上寫道："我們公司每天早上開晨會、喊口號、拍打卡照片發群里，晚上九點還有'自愿'的夜宵局。我知道這不正常，但我不知道該怎么抵抗，因為大家都這樣。"

這條帖子引來數萬人共鳴。

戈夫曼會怎么解讀這個現象？他大概會指著書里的那段話說：你描述的，正是全控機構的"地下生活"與"順從表演"共存的張力。

全控機構的管理者從不承認自己在“管控”——他們說這是“凝聚力”“企業文化”“為了你好”。被管理者也往往說服自己“這沒什么”“大家都這樣”。但在這層自我欺騙之下，一種更深的異化正在發生。

看看今天的職場：

“內卷”，本質上是全控機構在無形高墻之外的延伸：沒有鐵門，但競爭壓力形成了一道無形的圍墻，讓你不得不參與這場永無止境的排名博弈，稍一松懈就會被甩出賽道。

“職場PUA”，是全控機構“身份剝奪”邏輯的精確復制：先讓你覺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再告訴你只有留在這里，你才有價值。

“狼性文化”，是全控機構“集體規訓”的變體：用“團隊精神”的名義，消除個體的邊界感，將個人意志熔鑄進組織的意志。

戈夫曼在1961年精神病院里發現的那套邏輯，在今天的一些寫字樓里，找到了它完美的同構物。精神病院的鐵窗不見了，但那套吞噬自我的機制，一點都沒變。

02誰有權定義"正常"？

這本書第二個尖銳追問：誰說你病了？

在戈夫曼調查的那個年代，大量人被強制送入精神病院，并不總是因為他們真的“病了”——很多時候，只是因為他們的行為讓家人或社會感到"不方便"。而一旦被貼上“精神病人”的標簽，就很難撕掉了。你哭了，“情緒不穩定”；你憤怒了，“攻擊性強”；你沉默了，“自閉癥狀”。你的任何反應，都成了“病情”的證據。

戈夫曼把這套機制稱為“污名化”（stigma）——他另一本名著《污名》里對此有深入分析。一旦被標記為異類，這個人的所有行為都會被放進“病理化”的框架里重新解讀。這套邏輯的恐怖在于：它不需要證據，只需要被足夠多的人重復，直到連被標記的人自己都開始懷疑。

今天，這套“標簽機器”以新的形式在我們身邊運轉：

拒絕加班的員工，被標簽為“不夠拼”“沒有上進心”。

質疑學校政策的學生，被標簽為“問題學生”。

選擇“躺平”的年輕人，被說成“廢物”“失去斗志”。

《飛越瘋人院》里，麥克·墨菲不過是個活得太自由的人，他進了精神病院，不是因為他真的瘋了，而是因為他讓機構無法控制。拉契德護士用的正是這套“標簽邏輯”——只要你不服從，你就是病人；只要你是病人，你的反抗就是“癥狀”。

精神病院最大的控制工具，不是鐵窗，而是讓你相信：你確實有病，你的不滿是病，你的疲憊是矯情，你的質疑是問題。

03那些"看起來瘋了"的人，其實是最清醒的

但戈夫曼不是悲觀主義者。

《收容所》真正令人動容之處，是他對被收容者“反抗策略”的細膩描繪。他把這些策略命名為“地下生活”（underlife）——那些在正式規則之外，被收容者用來維護自我的微小抵抗。

在精神病院里，有人把香煙當貨幣，建立起院內的"黑市經濟"；有人在查房時裝出最乖順的樣子，背后卻我行我素；有人用看似"瘋癲"的行為，保留一塊屬于自己的私人領地——不是因為他們真的失控，而是因為那是他們唯一擁有的自主空間。

《飛越瘋人院》里，麥克·墨菲正是這樣的人。他帶著病友們打牌、出逃、釣魚，他的每一個“出格”行為，都是在一道密不透風的系統里，為眾人搶回一口人的呼吸。

戈夫曼寫道，那些“看起來異常”的行為，有時恰恰是個體在極端壓力下守護尊嚴的方式。

這句話，讓我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那個在全公司大會上當眾摔了廠牌離職的程序員——大家說他“太沖動”，但也許他只是不肯再把自己塞進那臺機器里。

想起那些明明能“卷贏”，卻選擇躺平的年輕人——他們被說“沒有斗志”，但也許他們只是在拒絕一場自己不認可的游戲規則。

想起那些在相親市場被催婚、卻堅持不將就的人——他們被說“太挑剔”，但也許他們只是在守衛自己對“正常生活”的定義權。

在全控機構的邏輯里，不服從就是病。但在人的尊嚴的邏輯里，不服從有時恰恰是清醒。

04沒有鐵門的全控機構：數字時代的新形態

讀到這里，你可能會說：那畢竟是精神病院，是極端案例。我們的日常生活沒有那么夸張。

然而戈夫曼的鋒芒恰恰在于，"全控機構"這個概念從一開始就指向了超越具體場所的社會機制。

今天，數字技術正在制造一種沒有圍墻的全控機構。你的手機就是那扇永不上鎖的門。算法知道你幾點刷視頻、喜歡看什么、點贊了什么、忽視了什么；它知道你是否“上進”，是否“符合平臺文化”，并據此決定你的內容能被多少人看見。

平臺不需要明令禁止你說什么——它只需要在你"不合適"的時候悄悄降低你的曝光率，讓你的聲音消失于無形。這比任何有形的管制都更高效：沒有哪道命令，卻有一套無處不在的激勵機制，讓你自覺地生產符合規范的內容，構建符合期待的"人設"。

從"職場PUA"到"內卷"，從"雞娃"到"人肉搜索"，從"狼性文化"到算法對"人設"的收編——戈夫曼60多年前在精神病院里發現的那套機制，以新的面貌精準地剖析著今天每一個被制度化、被污名化的自我。

當人的生活被統一納入單一權威的管轄，某種根本性的自我侵蝕就會發生，無論這個權威的名義是"治療"還是"效率"，是"企業文化"還是"算法推薦"。

戈夫曼給我們留下的那個問題

1961年，戈夫曼在《收容所》的結尾，沒有給出答案，而是留下了一個問題：

當環境剝奪了你的姓名、衣物、社會關系，乃至一切定義"你是誰"的東西時，你還剩下什么來維系自我？

他的觀察揭示：人，具有驚人的自我保護能力。哪怕在最苛刻的機構里，人也會發展出微小的抵抗——香煙、幽默、私語、小小的越規行為。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舉動，是人維持"我還在"的證明。

他在書里引用了這樣一個細節：一個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找來一塊鏡子，反復照自己。工作人員說，這是"自戀癥狀"。但也許，他只是在確認：我還在這里。我還是我。

《收容所——精神病人及其他被收容者的社會情境》

作者：[美]歐文·戈夫曼

ISBN:978-7-5217-7240-1

出版時間：2026年4月

定價：79.00元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內容簡介】

本書是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學術生涯的代表作之一，1961年出版后即引發廣泛關注，不但為理解權力運作、身份建構及邊緣群體的真實處境提供了經典分析框架，更推動了全球精神衛生領域的“去機構化”運動。書中，戈夫曼將“擬劇論”從日常社交舞臺推向精神病院、監獄等極端制度環境，揭示了令人震驚的社會真相。

在這些“全控機構”中，戈夫曼發現所謂“正常”與“瘋癲”的界限并非天然存在，而是由一套精密的制度體系建構和維持的。這些機構通過嚴苛的身份剝削手段——收繳個人物品、清除社會身份、集體管制、系統性羞辱——瓦解個體的自我認同，將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納入標準化秩序中，重塑為溫順、沉默的“被收容者”。由此，機構的核心功能在于控制，而非對外宣稱的治愈或關懷。當名字被編號取代，當行為被病理化為“癥狀”時，我們還能確信自己是“正常”的嗎？又該如何抵抗，哪怕只為一縷尊嚴的微光？

本書從微觀層面撕碎了現代社會圍繞“正常”編織的迷思并發出拷問：究竟是那些被貼上“瘋子”標簽的人病了，還是這個急于將他們分類、隔離、改造的“健全世界”本身，陷入了一種更隱蔽的集體瘋狂？

【作者簡介】

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加拿大裔美國社會學家。符號互動論代表人物，“擬劇論”開創者，美國社會學協會第73任主席。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賓夕法尼亞大學。其社會學研究觀察細致、分析入微，集中關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面對面互動，呈現出諸多經典研究。著有《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日常接觸》《公共場所的行為》《污名》《框架分析》等，引用率高居不下。被《泰晤士報》譽為“當代最為杰出、最富有洞見的社會科學學者之一”。

【譯者簡介】

劉海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傳播系主任，《國際新聞界》雜志主編。研究領域為傳播思想史、政治傳播、傳媒文化等。

黃雅蘭，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女性主義媒介研究、傳播思想史等。

方惠，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數字文化、傳播思想史、戲曲文化等。

IPP評論熱門文章

CSIS重磅報告：伊朗戰爭給對中國經濟帶來的四重挑戰｜IPP編譯

關于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