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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問快讀:為了讓研究更貼近真實世界,這位神經科學家搭建出一個個“微型自然生態系統”,借此探索動物行為背后的神經機制。
納胡姆·烏拉諾夫斯基(Nachum Ulanovsky)沒有半點遲疑。他縱身跳入坦桑尼亞拉瑟姆島(Latham Island)近岸湍急的海流中,向一只漂浮在海面上的蝙蝠游去,距離足足有40米。
這只埃及果蝠(Egyptian fruit bat)身上安裝著神經記錄儀,并連接了全球定位系統追蹤器。它剛剛被放飛,肩負著采集初步的飛行數據的使命。可當它意外墜入開闊海域時,一同落水的,還有團隊整整五年的籌備心血,以及價值約7000美元的設備。烏拉諾夫斯基無法眼睜睜看著這一切付諸東流。他游到蝙蝠身邊,一只手將它托舉在水面上,另一只手奮力劃水,硬是游回了岸邊。
“我當時根本來不及想自己在做什么。”他回憶道。直到重新站在沙灘上,濕透的衣服緊貼著身體,他才突然意識到,手機還在口袋里泡著。
蝙蝠活了下來,連同它身上的記錄儀,以及里面無比珍貴的數據。至于那部手機,自然是徹底報廢了。
對他來說,這場交易簡直穩賺不賠。
2023年,烏拉諾夫斯基和團隊接管了這座占地7英畝的拉瑟姆島(Latham Island),在那里駐扎近一個月,研究蝙蝠在自然環境中的腦活動。這個實驗背后,是多年的籌備與設計。但即便準備再充分,也無法預見所有情況。
“你可以為動物可能發生的許多行為提前設想方案,”烏拉諾夫斯基實驗室的博士后研究員賽卡特·雷(Saikat Ray)感慨道,“但問題在于,動物是自由的。既然它是自由的,它終究會做它自己想做的事。”[1]
這并不是烏拉諾夫斯基第一次為實驗“打造一個世界”[1]。作為以色列魏茨曼科學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的腦科學教授,他此前就曾搭建過仿洞穴結構的實驗空間,還建造了一條長達200米的隧道。在那條隧道里,蝙蝠可以長距離自由飛行,而他則同步記錄它們的腦活動。
瑞典隆德大學(Lund University)動物學教授埃里克·瓦倫特(Eric Warrant,他也曾擔任國際神經行為學學會主席)評價說,這些早期研究帶來了“范式轉變式”的發現[2]。它們重新塑造了我們對大腦如何在真實世界中進行導航、以及如何與環境建立關系的理解。
不過,在拉瑟姆島開展的研究,是烏拉諾夫斯基迄今為止最復雜、投入最高的一項計劃,總經費超過100萬美元。相關成果發表在《科學》(Science)期刊上[3]。這項研究首次在自然環境中、對自由活動的哺乳動物實現了單細胞神經記錄。同時,研究還表明,蝙蝠大腦中的頭方向細胞(head direction cells)能夠充當一種穩定可靠的“神經羅盤”。除此之外,論文還報告了多項重要發現。
不過,也許更重要的是,這篇論文展示了:當科學真正把追蹤技術帶入野外時,我們究竟能夠學到什么。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動物行為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of Animal Behavior)所長伊恩·庫贊(Iain Couzin)表示,這項研究可能標志著一個全新階段的開始[4]。“我認為,這是一個真正重大進展的起點。我們現在已經能夠做到這一點。”
烏拉諾夫斯基與蝙蝠的結緣,始于他在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攻讀計算神經科學博士期間。他的妻子是一名從事咨詢工作的環境科學家。2002年夏天,妻子告訴他,有一門關于沙漠蝙蝠生態學的課程。烏拉諾夫斯基意識到,這是一個進一步了解這種動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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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之物:烏拉諾夫斯基手持一只埃及果蝠,這種動物是他在職業生涯早期決定專注研究的對象。
攝影:羅嫩·戈德曼(RONEN GOLDMAN)
直到他在馬里蘭大學帕克分校(UMD)師從辛西婭·莫斯(Cynthia Moss,現任教于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心理與腦科學系)時,他才真正開始與蝙蝠打交道[5]。其間,他從零搭建了記錄蝙蝠海馬體神經活動的整套實驗系統,并證明蝙蝠的腦電波特征可能與嚙齒類動物不同[6]。
2007年,他帶著妻子和三個孩子搬到以色列雷霍沃特,入職魏茨曼科學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次回到起點:烏拉諾夫斯基出生僅四個月時,父母就從莫斯科移居雷霍沃特。到了魏茨曼,他終于擁有了把蝙蝠研究真正鋪開的資源與條件。他為實驗搭建了小型暗室,在蝙蝠體內發現了網格細胞;同時觀察到,位置細胞的放電場在三維空間中的形態與二維情境并不相同;他還進一步認識到,頭方向細胞能夠支持三維導航,而社會位置細胞則會編碼其他飛行蝙蝠的位置[7-9]。
隨后,他提出建造一條長達200米的隧道,用來進一步研究位置細胞在更大尺度空間中的活動規律。烏拉諾夫斯基的研究發現,當蝙蝠在更廣闊的環境中活動時,其海馬體會呈現一種“多尺度編碼”(multiscale code):也就是說,同一批神經元可以對應多個位置場(place fields),而且這些位置場的尺度從小到大不等[10]。烏拉諾夫斯基指出,在過去那種相對狹小的實驗室條件下,這一特征很難被觀察到,因此此前的蝙蝠研究往往看不見這種編碼層級。研究還顯示,當蝙蝠在空中遭遇潛在碰撞時,相關神經元會迅速從“編碼自身位置”切換為“編碼自己與另一只蝙蝠之間的距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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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里的新視野:2016年,烏拉諾夫斯基和團隊建成了一條長達200米的隧道,讓蝙蝠得以飛行更遠的距離,也使實驗不再受限于傳統實驗室空間。
攝影:羅嫩·戈德曼(RONEN GOLDMAN)
這些實驗裝置讓他逐漸意識到:實驗室環境的諸多限制,可能會遮蔽我們對“大腦如何運作、行為如何發生”的真實理解。瓦倫特指出,這些發現也凸顯了一個關鍵點,研究大腦時,具備生態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的研究設計至關重要。
但即便如此,動物行為學研究者仍不斷拋給烏拉諾夫斯基同一個問題:既然實驗室會“限制真相”,為什么不干脆到野外,直接記錄蝙蝠的大腦活動?
他說,難點在于:他當時還沒想清楚該怎么做。要把這件事變成現實,他得去澳大利亞跑一趟,學習水肺潛水(scuba diving),還要用將近五年的時間反復推演、周密布局。
烏拉諾夫斯基說自己在實驗室里屬于那種非常實干派的人。“我想和學生坐在一起,看數據、一起討論,”他說,“我不想三個月才碰一次數據、聊一次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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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發現:烏拉諾夫斯基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在非洲東海岸一帶查找時,偶然發現了拉瑟姆島(Latham Island)。
他的團隊成員也都認同這一點。烏拉諾夫斯基的前博士后約西·約維爾(Yossi Yovel,現任特拉維夫大學動物學教授)說,即便已經帶領實驗室運轉了18年,烏拉諾夫斯基仍會親自過問許多細枝末節[12]。約維爾。他形容道:“他真的非常在意細節,甚至可以說,有點太在意了。”
在烏拉諾夫斯基實驗室工作了14年的科研人員莉奧拉·拉斯(Liora Las)也表示,他對細節的執著有時會給人一種事無巨細、層層過問的感覺,烏拉諾夫斯基幾乎總想隨時掌握每項實驗的具體情況[13]。
曾于2019年在烏拉諾夫斯基實驗室工作一年的約納坦·阿爾賈德夫(Yonatan Aljadeff,現任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神經生物學助理教授)也回憶說,兩人共事期間,晚上11點收到他發來詢問某項實驗細節的消息,并不罕見[14]。
阿爾賈德夫認為,這些“高要求”只是烏拉諾夫斯基強烈科學好奇心的自然副產物。對此,烏拉諾夫斯基點頭表示認同。他說,自己的實驗始終跟隨對世界的本能好奇;而有時,這份好奇也會延伸到休閑時光,他曾在巴塔哥尼亞徒步,在希臘和克羅地亞進行海上皮劃艇旅行,也曾在肯尼亞度蜜月;這些行程多少都帶著“去更近地觀察生物多樣性”的目的。2023年夏天,他和家人又前往馬達加斯加,那里約92%的哺乳動物為當地特有,在世界其他地方并不存在[15]。
他們在當地一座州立公園徒步時,一群狐猴忽然齊刷刷地從樹上“嘩啦”一下沖了下來,這顯然出了狀況。烏拉諾夫斯基抬頭望去,只見樹冠層上方的藍天里,一只猛禽正盤旋掠過。可他很快又注意到:并非所有狐猴都落到地面避險;有些仍停留在高處的枝杈間,像“哨兵”一樣盯著上方,防備可能的再次俯沖。這個細節讓烏拉諾夫斯基著迷。
他說:“我就站在那兒,眼睜睜看著這套堪稱教科書級的警戒反應(alarm-call reaction),整個人都看入迷了。你在戴維·阿滕伯勒(David Attenborough)的紀錄片里看到它,或在教科書上讀到它,是一回事;而當它就發生在你眼前,距離真的只有十英尺的時候,那又是完全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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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制軌跡:**加裝全球定位系統(GPS)設備后,烏拉諾夫斯基團隊得以追蹤蝙蝠在拉瑟姆島(Latham Island)上的飛行路徑(白色軌跡)。
攝影:沙凱德·帕爾吉(SHAKED PALGI)
通往拉瑟姆島的探索始于2018年。那一年,烏拉諾夫斯基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參加神經行為學大會(Congress for Neuroethology)時,聽說了一項研究:科學家用島嶼作為場景,考察老鼠如何完成導航[16]。他在飛往澳大利亞近海的萊迪·埃利奧特島(Lady Elliot Island)途中讀完了這篇論文;此行他計劃與約維爾一起進行水肺潛水(scuba diving)。
這篇論文讓他開始琢磨:島嶼或許能同時滿足兩個需求,既讓蝙蝠盡可能自由地飛行,又能把它們活動范圍自然地圈定在可追蹤的邊界之內。接下來的四天里,他在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一帶實地踏勘;到了晚上,他和約維爾坐在酒店酒吧的高腳椅上,看著海浪起伏,一邊聊天一邊推演研究方案。
烏拉諾夫斯基從澳大利亞回來后,立刻著手找島。他先聯系了太平洋上幾個島嶼的政府部門,希望獲準開展實驗,卻接連碰壁。直到2022年初,他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上瀏覽海域時,偶然發現了拉瑟姆島(Latham Island)。這座島幾乎把他列出的條件全部滿足:遠離大陸、無人居住,也未被納入自然保護區體系。不到兩個月,他就從坦桑尼亞教育、科學與技術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拿到了許可,可以把埃及果蝠運到島上并開展研究。
但真正最難的部分才剛開始:實驗落地的后勤與工程細節。比如,試劑和儀器要怎么運到坦桑尼亞?衛星通信怎么接入?又如何在神經記錄儀上集成高精度定位追蹤器和高度計?
2023年2月,團隊飛往坦桑尼亞,在當地捕獲了10只埃及果蝠,并為它們裝上記錄器。隨后,他們乘船航行了五個多小時才抵達那座島:途中,海豚不時在船旁破浪而出。臨近島岸時,烏拉諾夫斯基遠遠看見島上幾乎沒有樹木,心里以為會是一片荒寂。可真正登島后,眼前卻是另一番景象:島上螃蟹密密麻麻,鳥群一次次騰空又落下;地貌也并不單調,既有小型潟湖,也有嶙峋的巖石峭壁。“我被這里的美震住了,”烏拉諾夫斯基說。
他們搭起“野外營地式”的帳篷用來遮陰,又在立柱之間掛起吊床。補給按計劃每三到四天送達一次。他們架設發電機,用來做飯并為設備供電;同時還雇了當地團隊協助打理營地,讓整套運轉盡可能順暢。
實驗一啟動,團隊白天的任務就是給當晚要研究的蝙蝠安裝并校準電極。傍晚,他們喝著咖啡,耐心等到午夜。凌晨1點,一切準備就緒:他們放飛第一只蝙蝠,讓它在夜空中飛行一小時后再將其收回。隨后是第二只、第三只……直到四只蝙蝠依次被放入夜空、再被順利回收時,地平線上已隱約泛起晨光。
如果當晚進展順利,團隊就會在睡前倒上一杯阿瑪魯拉(Amarula,一種產自南非的奶油利口酒)慶祝。隨后,他們才抓緊睡上幾個小時。
團隊原本已經預想過許多麻煩,比如,他們會用封口膜(parafilm)把電子設備包好,防止海水飛沫侵蝕。但即便如此,小故障還是接二連三地冒了出來。
他們從以色列帶來的轉接頭(adapter)與當地能找到的氧氣瓶接口不兼容,只好委托坦桑尼亞的一家工坊現做一批新的。除此之外,團隊幾乎還得“靠一個人救急”:他們依賴一位在坦桑尼亞的聯系人,隨時幫忙送來臨時急需的物品——從一副眼鏡,到一部新手機(用來替換烏拉諾夫斯基在海里弄壞的那部)。
“幾乎每時每刻都在解決問題。”烏拉諾夫斯基說。他也逐漸明白:要把這樣量級的研究真正做成,“你必須始終繃著一根弦,隨時準備應對突發情況。”
島上的日子充滿干擾與變數,再加上始終不知道實驗到底能不能跑通,足以讓烏拉諾夫斯基感到焦慮。可他想在野外研究蝙蝠,幾乎想了整整二十年。他只能相信,這一切折騰終究會有回報。
天氣轉差后,他們收拾裝備撤離,回到實驗室整理數據。但因為當時把記錄分散在三個不同腦區,團隊擔心:單就任何一個腦區而言,數據量都可能不夠,難以得出可靠結論。事實也確實如此。于是,2024年2月,他們再次返回拉瑟姆島,又連續工作了三周,終于補齊了所需的數據。
他們首先分析的是前下托區(presubiculum)。結果顯示,這一區域約有25%的神經元具有頭方向調諧(head-direction tuning):當動物頭部指向某個特定朝向時,這些神經元就會更強烈地放電。這個比例與實驗室條件下的研究結果相近,說明至少有一部分神經編碼特征,在實驗室與野外環境中都同樣存在。
神經科學家早就猜想,頭方向細胞也許能充當大腦里的羅盤。但也有研究提示,這類細胞的調諧會受到空間線索(spatial cues)的影響而發生漂移;如果真是這樣,它們在野外導航時就可能沒那么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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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朝向:頭方向細胞會對特定朝向呈現選擇性調諧。比如圖中這個細胞:當蝙蝠沿白色軌跡在島上探索、頭部朝向南方時,它最常放電(彩色點標示放電發生的位置)。
不過,這項研究反而支持了大腦羅盤的設想:無論蝙蝠位于島上的哪個位置,頭方向細胞都會對同一個頭部朝向做出放電反應,說明這種調諧在大范圍空間內具有全局一致性[17]。更關鍵的是,這種調諧在月出前后都保持穩定,在有云和無云的條件下也同樣穩定。換句話說,這些細胞的方向信號并不依賴月亮、星空等天體線索,因此很可能可以作為一種相對可靠的神經羅盤。
由于這些蝙蝠并非拉瑟姆島的原生動物,這次實驗也意外提供了一個窗口:方向地圖究竟是如何建立起來的。最初的一兩晚,相關神經元的放電似乎還沒對上方向。不管蝙蝠頭朝哪兒,它們都在放電;但隨著夜晚推移,神經元的反應逐漸變得更挑剔,越來越穩定地對應某一個特定朝向。這提示,方向地圖會在學習過程中逐步穩定下來。目前,團隊正在分析其余兩個腦區的數據。
拉瑟姆島項目的代價并不低昂,它需要多方資助支持,其中包括歐洲研究理事會(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以色列科學基金會(Israel Science Foundation)和魏茨曼科學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等機構。盡管如此,庫贊認為,烏拉諾夫斯基的新發現揭示了導航過程中的一些關鍵特征;更重要的是,這種更貼近自然情境的研究方式,或許能帶來新的機會,讓我們更接近一個根本問題:大腦為什么會被組織成現在這個樣子。
當然,關注動物自然行為的神經科學家遠不止烏拉諾夫斯基一人。但辛西婭·莫斯(Cynthia Moss)指出,神經行為學(neuroethology)曾經一度被看作“有點老派,像是上世紀60年代留下來的東西”;而正是烏拉諾夫斯基,幫助把這一方向重新帶回現代的研究語境之中。
烏拉諾夫斯基在新書(Natural Neuroscience: Toward a Systems Neuroscience of Natural Behaviors)中,對這些想法做了系統梳理[18]。瓦倫特認為,這本書已經是一項重要貢獻:它一方面鼓勵神經科學家跳出慣常思路,另一方面也給出了相對可操作的路徑與方法。
不過,烏拉諾夫斯基并不把自然化研究當成唯一正確的道路。“看起來好像我在宣講:每個人都應該走到戶外去做實驗,”他說,“但其實并不是這樣。”他仍然強調更可控的實驗設計同樣重要,并補充道:“哪怕只是在實驗室條件的限制之下,朝著更自然化的實驗邁出一小步,人們也會發現非常有趣的東西。”
烏拉諾夫斯基已經在魏茨曼的隧道裝置里再加一層難度:在隧道內部布置了迷宮,用來研究蝙蝠在真正復雜情境下如何行動與決策。不過,他仍計劃在2026年重返那座島嶼,研究兩只結伴、或多只成群的蝙蝠在野外如何協同行動。他說:“你可以想象,要做我們這樣的事,建隧道、去島上研究蝙蝠,你既要是個樂觀主義者,也得是個現實主義者。你不能只會做夢;光靠夢想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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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引領者:烏拉諾夫斯基的前導師辛西婭·莫斯表示,他將神經行為學帶回了“現代”。
攝影:羅嫩·戈德曼(RONEN GOLDMAN)
譯者后記
本文以烏拉諾夫斯基的研究歷程為線索,講述他如何從實驗室走向島嶼與隧道,在更接近真實世界的情境中記錄蝙蝠大腦活動:頭方向細胞在大范圍內保持穩定、并隨經驗逐步“定向”,也讓我們看到實驗室條件可能遺漏的編碼層級與行為機制。更重要的是,這個故事提醒我們,科學并非在“可控”與“真實”之間二選一,而是不斷尋找更好的折中,既保留嚴謹的因果推斷,也把生命置回它本來的環境里。
https://www.thetransmitter.org/neuroethology/diving-in-with-nachum-ulanov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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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s://www.weizmann.ac.il/brain-sciences/labs/ulanovsky/group
[2]https://portal.research.lu.se/en/persons/eric-warrant
[3]http://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dw6202
[4]https://www.ab.mpg.de/person/98158/2736
[5]https://pbs.jhu.edu/directory/cynthia-moss/
[6]https://doi.org/10.1038/nn1829
[7]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35338
[8]https://doi.org/10.1038/nature14031
[9]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o3474
[10]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g4020
[11]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2-05112-2
[12]https://en-lifesci.tau.ac.il/profile/yossiy
[13]https://www.weizmann.ac.il/Staff_Scientists/liora-las
[14]https://biology.ucsd.edu/research/faculty/jaljadeff
[15]https://www.worldwildlife.org/places/madagascar/
[16]https://doi.org/10.1016/j.anbehav.2009.10.020
[17]http://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dw6202
[18]https://www.thetransmitter.org/systems-neuroscience/natural-neuroscience-toward-a-systems-neuroscience-of-natural-behaviors-an-excer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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