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克斯丨真正的作家永遠在孤軍奮戰

本文選自馬爾克斯與另一位哥倫比亞作家門多薩的對談，馬爾克斯談到了他的寫作歷程、經驗，以及對自己影響極深的作品。

許多激進的朋友總是覺得有必要給作家們定下許多條條框框，告誡他們應該寫什么和不應該寫什么。這些朋友可能沒有意識到，在他們限制作家創作自由的時候，他們自己站在了一種反動的立場上。我認為，描寫愛情的小說和其他任何小說一樣，都是極有價值的。實際上，作家的責任，以及革命的責任，如果你愿意承擔的話，就是好好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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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1927.3.6 — 2014.4.17），哥倫比亞作家、記者和社會活動家，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代表作有《百年孤獨》（1967年）《霍亂時期的愛情》（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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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偶然開始寫作的，也許只是為了向一位朋友表明，我這一代人是能夠出作家的。從此我就掉進了陷阱，愛上了寫作，而且欲罷不能。后來，我又掉進了另一個陷阱，認為除了寫作，世界上沒有任何事情能教我更加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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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開始的時候，剛剛著手探索寫作的奧秘，心情欣喜愉快，幾乎沒有想到自己要負什么責任。我記得那時候，每天凌晨兩三點鐘，我干完報社的工作，還能寫上四頁，五頁，甚至十頁書稿。我曾經一口氣寫完一個短篇小說。現在一天能寫完一個大段落就算萬幸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寫作已經變成一件苦差。問題很簡單，就是責任心越來越強了。現在我覺得，每寫一個字母，都會引起更大的反響，會對更多的人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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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想法經不起多年的冷遇，我是絕不會有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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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這種打字機，我簡直無法寫作。我認為，一般來說，各種條件舒適，能夠寫得更好。有一種浪漫主義的神話，說是作家要想進行創作，必須忍饑挨餓，必須經受磨難，這我根本不相信。吃得好，使用電動打字機，能夠更好地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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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創作的征途中，作家永遠是在孤軍奮戰，這就像海上遇難者在驚濤駭浪里掙扎。是啊，這是世界上最孤獨的職業。誰也無法幫助一個人寫他正在寫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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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理想的寫作環境是：）上午在一個荒島，晚上在一座大城市。上午，我需要安靜；晚上，我得喝點兒酒，跟至親好友聊聊天。我總感到，必須跟街頭巷尾的人們保持聯系，及時了解當前情況。我這里所說的和威廉·福克納的意思是一致的。他說，作家最完美的家是妓院，上午寂靜無聲，入夜歡聲笑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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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七歲那年讀到了《變形記》，當時我認為自己準能成為一個作家。我看到主人公格里高爾·薩姆莎一天早晨醒來居然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于是我就想：“原來能這么寫呀。要是能這么寫，我倒也有興致了。”……我恍然大悟，原來在文學領域里，除了我當時背得滾瓜爛熟的中學教科書上那些理性主義的、學究氣的教條之外，還另有一番天地。這等于一下子卸掉了貞操帶。不過，隨著年逝月移，我發現一個人不能任意臆造或憑空想象，因為這很危險，會謊言連篇，而文學作品中的謊言要比現實生活中的謊言更加后患無窮。事物無論看起來多么隨意，總有一定之規。只要不陷入混亂，不徹頭徹尾地陷入非理性之中，就可以扔掉理性主義這塊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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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想象只是粉飾現實的一種工具。但是，歸根結底，創作的源泉永遠是現實。而虛幻，或者說單純的臆造，就像沃爾特·迪士尼的東西一樣，不以現實為依據，最令人厭惡……虛幻和想象之間的區別，就跟口技演員手里操縱的木偶和真人的區別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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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這個詞已經給浪漫主義作家搞得聲名狼藉。我認為，靈感既不是一種才能，也不是一種天賦，而是作家堅韌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們所要表達的主題達成的一種和解。當一個人想寫點兒東西的時候，這個人和他要表達的主題之間就會產生一種互相制約的緊張關系，因為寫作的人要設法探究主題，而主題則力圖設置種種障礙。有時候，所有障礙會一掃而光，所有矛盾會迎刃而解，會發生一些過去夢想不到的事情。這時候，你會感到，寫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這就是我所認為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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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讀者的 理性主義妨礙他們看到，現實并不是西紅柿或雞蛋多少錢一斤。拉丁美洲的日常生活告訴我們，現實中充滿了奇特的事物……只要打開報紙，就會發現我們周圍每天都會發生奇特的事情，我認識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他們興致勃勃、仔細認真地讀了《百年孤獨》，但是閱讀之余并不大驚小怪，因為說實在的，我沒有講述任何一件跟他們的現實生活大相徑庭的事情……在我的小說里，沒有一行字不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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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再次閱讀某一位作家的作品的唯一原因是喜歡他。所以，我喜歡康拉德和圣-埃克蘇佩里是因為他們兩人唯一的共同點：他們平靜地描繪現實，使其顯得詩意盎然，有時候可能有點兒俗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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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盡力使自己不跟別人雷同。我不但沒有去模仿我所喜愛的作家，反而盡力回避他們的影響……他們硬說我是受了福克納的影響，有段時間，竟把我自己也說服了。對此，我倒并不反感，因為福克納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不過，我認為，評論家們所說的影響我有點兒不明白。就拿福克納的影響來說，地理上的相似比文學上的相似更為明顯。我是在創作了最初幾部小說并到美國南方去旅行之后才發現這一點的。那兒的城鎮也是酷熱難當、塵土飛揚，我在那次旅行中所看到的人也是心灰意冷，跟我在我的短篇小說里描繪的十分相像。也許這種相似并非偶然，因為我童年時代生活的那個小鎮阿拉卡塔卡很大部分是由一家美國公司——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建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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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在二十歲的時候沒有讀到《達洛維夫人》中的這段話，可能今天我就是另一副樣子了：“但是，毫無疑問，（車子）里面坐著的是個大人物：大人物遮掩著經過邦德街，凡夫俗子們伸手可及；他們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離英國的君主、國家的不朽象征這么近。等到倫敦淪為一條雜草叢生的道路，這個星期三上午在人行道上匆匆走過的人們全都變成了白骨，幾枚婚戒散落其中，還有無數腐爛的牙齒里的黃金填塞物，好奇的文物學家翻檢時間的廢墟，才能弄清車里的人是誰。”……它完全改變了我的時間概念。也許，還使我在一瞬間隱約看到了馬孔多毀滅的整個過程，預測到了它的最終結局。另外，我想，它難道不是《族長的秋天》的遙遠的起因？而這本書正是描寫人類的權力之謎，描寫孤獨和貧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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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格雷厄姆·格林和海明威那兒獲取的教益純粹是技巧上的，這種價值是表面的。對此，我一直是承認的。但是，對于我來說，一個作家能起到的真正的、重要的影響是他的作品能夠深入人心，改變讀者對世界和生活的某些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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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從詩歌開始對文學發生興趣的，而且還是質量較差的詩歌，刊登在年歷和活頁上的民間詩歌。我發現我很喜歡中學的西班牙語教科書中的詩歌，同時很討厭語法。西班牙浪漫主義詩人如努涅斯·德·阿爾塞、埃斯普龍塞達等令我十分著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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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還有聶魯達，我認為他是二十世紀所有語種中最偉大的詩人，即使在他鉆進死胡同的階段，也就是他寫政治詩和關于戰爭的詩的那段時期，也是如此。他的詩質量總是很高。我說過好幾次，聶魯達簡直是彌達斯王，他能把所有他觸摸過的東西變成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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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長篇小說感興趣）稍晚一些。那是在大學一年級讀法律的時候（那時我大概十九歲），我讀到了《變形記》。這個情況我們已經談到過了。我至今還記得開頭第一句是這樣寫的：“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他媽的，”我想，“我外祖母不也這么講故事嗎？”我就是在那個時候對小說發生興趣的。當時我立志閱讀人類有史以來所有重要的長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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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教會我從另一種角度來觀察現實，把超自然的現象看作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加勒比地區是一個同別處截然不同的世界，它的第一部魔幻文學作品是《克里斯托弗·哥倫布日記》，這本書描述了各種奇異的植物以及神話般的世界。是啊，加勒比的歷史充滿了魔幻色彩，這種魔幻色彩是黑奴從他們的非洲老家帶來的，也是瑞典、荷蘭以及英國的海盜們帶來的。這些海盜能在新奧爾良辦一個歌劇院，能讓太太小姐們的牙齒上鑲滿鉆石。加勒比地區集中了各色人等，相互之間有很大差異，這在世界上別的地方是見不到的。我熟悉它的每一個島嶼：那兒有膚色像蜂蜜那樣金黃、眼睛碧綠、扎黃色頭巾的黑白混血女人；有混雜了印第安人血統的洗衣服和賣護身符的華人；有從他們所經營的象牙商店里出來到馬路當中拉屎的、皮膚發綠的印度人；還有塵土飛揚、酷熱難當的小鎮，那兒一邊是不堪風暴侵襲的小屋，一邊矗立著裝有防曬玻璃的摩天大樓；那里還有七種色彩的大海。得了，我一說起加勒比就沒個完。它不僅是一個教會我寫作的世界，也是唯一不讓我感到自己是異鄉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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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一個作家只能寫出一本書，不管這本書卷帙多么浩瀚，名目多么繁多。巴爾扎克、康拉德、梅爾維爾、卡夫卡都這樣；自然，福克納也不例外。有時，一個作家的某一本書比他的其他幾本書顯得更加突出，因而使人以為他此生只寫了一本書，或者說，只寫了一本重要的書。有誰知道塞萬提斯的短篇小說？我們不妨舉個例子，有誰知道《玻璃學士》這個短篇？盡管時至今日這個短篇像作家的其他優秀作品一樣，讀來依然饒有興味。在拉丁美洲，羅慕洛·加列戈斯由于他的《堂娜芭芭拉》而飲譽文壇，其實這部小說并不是他最優秀的作品。而阿斯圖里亞斯 則因其《總統先生》而聞名遐邇，但依我看，這部小說糟透了，遠不如他的《危地馬拉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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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唯一的書是）描寫孤獨的書。請你注意，《枯枝敗葉》中的核心人物一輩子就是在極端孤獨中度過的，可謂是生于孤獨，死于孤獨。《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中的人物也是孤獨的。每個星期五，上校和他的老婆，還有他那只斗雞，眼巴巴地等著有人給他送退伍金來，可總也等不來。《惡時辰》里的那個鎮長也是孤獨的，他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飽嘗了權力的孤獨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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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激進的朋友總是覺得有必要給作家們定下許多條條框框，告誡他們應該寫什么和不應該寫什么。這些朋友可能沒有意識到，在他們限制作家創作自由的時候，他們自己站在了一種反動的立場上。我認為，描寫愛情的小說和其他任何小說一樣，都是極有價值的。實際上，作家的責任，以及革命的責任，如果你愿意承擔的話，就是好好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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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技巧和語言都是工具，它們取決于作品的主題。在《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惡時辰》以及《格蘭德大媽的葬禮》中的幾個短篇里，我使用的語言簡單明了，樸實無華，講求效果，那是我寫新聞報道時使用的語言。而《百年孤獨》則需要一種更加豐富多彩的語言，使另外一種現實得以入駐，這種現實，我們一致同意稱之為神話現實或魔幻現實。

▲ 馬爾克斯與門多薩。

文字丨選自《番石榴飄香》，[哥倫比亞]加西亞·馬爾克斯&[哥倫比亞]P.A.門多薩 著，林一安 譯，南海出版公司&新經典文化，2015-1

圖片丨Picture@Jilson Tiu, Joakim Mo?ller, Olivier Lei, Matt

來源丨楚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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