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云飛/文
摘要:王羲之《天鼠膏帖》作為《十七帖》叢帖第九通,雖僅兩行十六字,卻是窺探其晚年生命狀態(tài)與藝術境界的關鍵文本。本文旨在對此帖進行多維度的綜合考論。首先,將結合王羲之尺牘中頻現(xiàn)的疾病敘述與六朝服食風氣,深入考析“天鼠膏”作為治療耳疾藥物的物質(zhì)屬性與文化背景,揭示其書信中“問藥”行為所折射的士人身體觀與養(yǎng)生實踐。其次,聚焦于該帖獨特的書法語言,細致闡釋其以“三角狀主筆”與“直貫到底”的運筆所構建的爽利骨力,以及通過“折圓交替”、“疏密對比”與“弧線調(diào)節(jié)”等手法營造的動態(tài)平衡與內(nèi)在節(jié)奏。進而,將此帖置于《十七帖》的藥物書寫序列(如《藥草帖》、《胡桃帖》)及更廣闊的書法體系(如墨跡本《遠宦帖》)中加以比較,論證其在王羲之晚年書風演變中的獨特地位與技法關聯(lián)。本文認為,《天鼠膏帖》不僅是一件書法杰作,更是一件承載了東晉士人身體經(jīng)驗、醫(yī)療文化及其與書法形式微妙互動的“物質(zhì)性”文獻,其精煉的筆墨形態(tài)是其特定書寫內(nèi)容與生命境遇的直接外化。
關鍵詞:王羲之;《天鼠膏帖》;十七帖;身體書寫;服食文化;筆法;物質(zhì)文化;草書
引言
在王羲之的《十七帖》中,存在著一組內(nèi)容上與藥物、養(yǎng)生密切相關的尺牘,如《藥草帖》、《胡桃帖》以及本文的研究中心《天鼠膏帖》。這些尺牘往往篇幅短小,內(nèi)容具體,與其談論仕隱出處、山水感懷的其他書帖相比,更貼近其日常生活的真實肌理。《天鼠膏帖》全文僅“天鼠膏治耳聾,有驗否?有驗者乃是要藥。”十六字,詢藥之間,關切之情與實用目的躍然紙上。
然而,此帖的學術價值遠不止于此。其簡潔的文本背后,關聯(lián)著王羲之個人長期被耳疾困擾的身體經(jīng)驗,以及魏晉士人階層普遍熱衷的服食養(yǎng)生文化。更為重要的是,這一特定的書寫內(nèi)容與心境,似乎深刻地影響了其書法形態(tài)的呈現(xiàn)——其筆法的爽利勁挺、結字的奇崛對比,皆可視為其內(nèi)在生命狀態(tài)(包括病痛感受與求生意愿)在筆墨層面的投射。目前,學界對《十七帖》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整體書風或如《瞻近》、《積雪凝寒》等抒情性較強的名帖,對《天鼠膏帖》這類“功能性”尺牘的專門性、綜合性研究尚顯不足,尤其缺乏將物質(zhì)文化、身體史與藝術形態(tài)學相結合的系統(tǒng)探討。
有鑒于此,本文擬打破學科壁壘,對《天鼠膏帖》進行一次跨領域的深度解讀。首先,從歷史與文獻入手,考證“天鼠膏”為何物,并將其置于王羲之的個人病案與六朝醫(yī)藥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理解。繼而,轉(zhuǎn)向藝術本體,對其筆法、字法、章法進行精微的形式分析,揭示其技術構成與美學特征。最后,在比較視野中,定位其在與《藥草帖》、《遠宦帖》等作品的互文關系中所彰顯的獨特價值。通過這一系列研究,本文期望能證明,正是這些關乎身體與物質(zhì)的日常書寫,為我們理解王羲之這位“書圣”作為一個活生生的、有痛感、有需求的“人”,及其藝術與生活之間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提供了最為真切動人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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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體與物性:《天鼠膏帖》的醫(yī)學史與文化史語境
要深入理解《天鼠膏帖》,必先穿透其文本表層,進入其所由產(chǎn)生的物質(zhì)與生活世界。
(一)王羲之的疾病敘事與身體經(jīng)驗
王羲之的尺牘是其個人生活的“日記”,其中充滿了對自身病痛的記錄。除了《天鼠膏帖》直接詢問治療耳聾的驗方外,在《告姜道帖》中亦有“吾近患耳痛”的明確陳述。此外,其書信中提及的“頭痛”、“齒痛”、“腹痛”等不一而足。這些碎片化的記錄,拼湊出一個被各種慢性疾病困擾的晚年王羲之形象。尤其耳疾,關乎視聽,對于一位需要憑借敏銳感官進行藝術創(chuàng)造的文人而言,其困擾可想而知。這種長期的身體不適,構成了他頻繁詢藥、求助于各種方劑與養(yǎng)生物品的直接動因。
(二)“天鼠膏”考:名物、功效與服食文化
帖中核心物“天鼠膏”,清人包世臣考其為“飛鼠”或“猞猁孫”(即猞猁)所熬制之膏。無論是何種動物,其共同點在于皆屬當時認為珍稀的野生動物,其皮毛貴重,而其肉體脂肪或骨骼熬制的膏方,則被賦予特殊的藥用價值。以動物油脂入藥治療耳疾,是古代中醫(yī)學中常見的思路,其原理或基于潤滑、滲透等直觀想象。這帖所反映的,正是魏晉時期“民間偏方”在士人階層中流傳與應用的實況。
更為宏闊的背景是六朝盛行的“服食”文化。士人如王羲之,為求長生或精神超脫,普遍服用“五石散”等丹藥。此類丹藥藥性燥熱,服用后需“行散”以發(fā)散藥力,過程中身體會產(chǎn)生發(fā)熱、敏感等一系列強烈反應,同時亦需輔以其他藥物來調(diào)理、抵消其副作用。因此,王羲之尺牘中提及的各類藥物——從天鼠膏到胡桃、藥草、青李、來禽等——構成了一個復雜的“藥石網(wǎng)絡”。它們部分用于治療具體疾病(如耳聾),部分則用于平衡服食帶來的體內(nèi)失調(diào)。梁少膺的研究即指出,王羲之既在山中尋找藥草,亦在園中種植,可見其對醫(yī)藥的依賴與投入。《天鼠膏帖》中的“乃是要藥”四字,語氣急切而肯定,充分體現(xiàn)了其在病痛困擾下,對任何一種可能有效的療法所抱持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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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與勢:《天鼠膏帖》的書法形態(tài)微析
《天鼠膏帖》的書法,以其極簡的篇幅,展現(xiàn)了極為豐富而強烈的形式語言,其筆墨形態(tài)與詢藥之急切心境似有內(nèi)在的呼應。
(一)筆法:爽利勁挺與直貫到底的力感
此帖筆法最顯著的特征是“爽利勁挺”。這種效果主要通過兩種方式達成:
其一是“三角狀”主筆與“直貫到底”的運筆:帖中“天”、“鼠”二字的主筆(如“天”的捺筆、“鼠”的戈勾)均呈清晰的三角形,形態(tài)銳利,骨力開張。資料中特別指出,其用筆“不作掠筆”,“也不作磔筆”,而是“將力直貫到底”。這意味著王羲之在書寫這些關鍵筆畫時,摒棄了通常的波磔裝飾與輕柔收鋒,采用了一種更為直接、果決的“揭腕外旋,覆腕頂筆”的復雜動作,最終以“長點”狀瞬間完成。這種筆法賦予線條以一種不加修飾的、強悍的沖擊力,如同刀劈斧鑿,充滿了內(nèi)在的緊張感。
其二是版本差異中的筆意窺探:不同刻本呈現(xiàn)的細節(jié)差異,恰恰豐富了我們對王羲之筆法的理解。如三井本“鼠”字的戈勾為“圓勢”,而上野本等則為方折;三井本“耳聾”末豎為“弧筆出鋒”,而上野本則為“頓筆出鋒”。這些差異可能源于不同刻工對原跡的理解,但也可能反映了王羲之原跡中本就存在的用筆豐富性——即在總體爽利基調(diào)下,仍有圓轉(zhuǎn)與方折、弧線與頓筆的微妙變化。
(二)字法:疏密對比與折圓互補的智慧
在單字結構的處理上,王羲之展現(xiàn)了其高超的空間調(diào)度能力。
首先是疏密對比的節(jié)奏:“天”、“鼠”二字均采用“上疏下密”的結體,上部空間的疏朗與下部點畫的密集形成強烈對比,視覺張力十足。而緊隨其后的“治”字,則反其道而行之,變?yōu)椤吧厦芟率琛保@種節(jié)奏的突然轉(zhuǎn)換,打破了可能的重復,使一行之內(nèi)充滿了不可預測的變化。
其次是折圓互補的辯證:“膏”字用筆多折,體勢內(nèi)擫,承接了“天鼠”二字的峻峭感。而至“治”字,其右半部分“臺”的處理極為精彩,以寬厚的筆觸,圓弧外拓,一筆書寫,絲毫未作停頓,顯出渾厚態(tài)勢。這一筆圓轉(zhuǎn)、外拓的弧線,與前面多個字的方折、內(nèi)擫之勢形成了鮮明的“互補”關系。這一“治”字,仿佛在緊張的節(jié)奏中注入了一股渾厚流轉(zhuǎn)的生氣,調(diào)節(jié)了行筆的韻律,體現(xiàn)了剛柔并濟的美學追求。
(三)章法:點畫生發(fā)與行氣調(diào)節(jié)
全帖雖僅兩行,但點畫布置與行氣貫通極具匠心。上下部分的點畫多勻稱疏朗,儀態(tài)自如;而中間部分則通過“長線開合”(如“有驗否”的連貫)來貫通氣息。尤為巧妙的是對重復字的處理,兩個“驗”字,一開一合,一左低右高,一左高右低,姿態(tài)各異,完全是“盡視行氣,隨意生發(fā)”的結果,毫無雷同之感。此外,“要”字下部的“女”旁,其反手作“勒”的筆法,與墨跡本《遠宦帖》中“安”字的“女”旁技法如出一轍,證明了此類筆法并非摹刻之誤,而是王羲之成熟的技法體系的一部分。這種弧線轉(zhuǎn)折,在行書中起到了關鍵的“調(diào)節(jié)閥”作用,使行氣在疾速行進中得以緩沖與延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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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文與定位:《天鼠膏帖》在王羲之書帖序列中的意義
將《天鼠膏帖》放回《十七帖》乃至更廣泛的王羲之書跡中,能更清晰地界定其價值。
(一)作為“藥物尺牘”序列的一員
在《十七帖》中,《天鼠膏帖》與《藥草帖》(詢問對方是否需要藥草)、《胡桃帖》(寄送胡桃、青李)等共同構成了一個“藥物尺牘”的序列。這些書帖的存在,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于王羲之晚年生活的認知。它表明,退隱后的書圣,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便是與友人交流藥物、探討?zhàn)B生。藝術創(chuàng)作與身體養(yǎng)護,在其生活中是并行不悖、甚至相互滲透的。這一序列的尺牘,因其內(nèi)容的實用性與私人性,其書風往往更為率意、直接,較少修飾,反而呈現(xiàn)出一種“無意于佳乃佳”的真率之美。
(二)筆法技巧的跨帖呼應
《天鼠膏帖》中展現(xiàn)的某些特定筆法,并非孤例。如前文所述,“要”字與《遠宦帖》“安”字在“女”部寫法上的高度相似性,表明這是一種穩(wěn)定存在于王羲之技法庫中的筆法語言。這種跨帖的技法呼應,不僅為鑒定王羲之書風提供了內(nèi)在依據(jù),也說明其晚年書風雖總體趨向渾穆,但在具體技巧上仍保持著高度的復雜性與穩(wěn)定性。同時,其爽利勁挺的用筆,與《喪亂帖》等中期作品中的方筆特征一脈相承,但又在晚年更為簡凈的草書語境中,得到了新的提煉與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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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通過對王羲之《天鼠膏帖》從歷史語境到藝術本體的層層剖析,本文得以揭示這通短小尺牘所蘊含的豐厚內(nèi)涵。
在歷史與文化的維度上,此帖是研究王羲之個人身體史與六朝士人服食養(yǎng)生文化的珍貴個案。它生動記錄了書圣為耳疾所困的切身經(jīng)驗,及其在醫(yī)藥文化網(wǎng)絡中積極尋求解決方案的努力。這使得我們得以超越“書圣”的神壇形象,看到一個更為真實、充滿生命痛感與求索精神的王羲之。
在書法藝術的維度上,《天鼠膏帖》以其極簡的篇幅,展現(xiàn)了王羲之晚年草書高度純熟的形式語言。其“爽利勁挺”的筆法、“疏密對比”的結字與“隨意生發(fā)”的章法,共同塑造了一種骨力洞達、節(jié)奏鮮明而又渾然天成的藝術效果。其筆墨形式與詢藥問疾的急切心境之間,存在著微妙而深刻的內(nèi)在關聯(lián),是“書為心畫”理論的又一絕佳例證。
在比較與定位的視野中,此帖作為《十七帖》“藥物尺牘”序列的重要一環(huán),豐富了王羲之尺牘的內(nèi)容譜系。其與《遠宦帖》等墨跡在筆法上的呼應,則證明了王羲之晚年書風在豐富性中保持著高度的技巧統(tǒng)一性。
綜上所述,《天鼠膏帖》的價值,在于它完美地融合了“文”與“書”、“藝”與“人”。它既是一件關于疾病與藥物的“物質(zhì)性”文獻,又是一件凝聚了至高書法技藝的藝術珍品。在這十六個字中,我們看到的是一位老人對健康生命的渴望,而這份渴望,通過他那支如椽巨筆,化作了紙上這些既峻利又渾融、既急切又從容的線條。這些線條,也因此超越了簡單的通信功能,成為其生命狀態(tài)與藝術靈魂最本真的寫照,歷經(jīng)千年,依然散發(fā)著動人的光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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