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淡出，是一場漫長公共性退潮的開始

今天想聊微博的淡出，并沒有冒犯的意思，因為這個世上并沒有什么不朽之物，淡出是萬事萬物都會經歷的一個過程。微博上線都十六年了，即便不如當初熱鬧，但在今天的簡中互聯網，也投射了極為恢弘的余輝。況且，這個黃昏還可能很漫長。

起因是我之前關注的一個X博主Manya Koetse，她是波蘭人，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她在2013年做了一個網站，名字叫“微博趣聞”（whatsonweibo.com)，就在前不久，她在X上發了一篇很長的文字，說她的網站要更名為“聚焦數字中國“（eyeondigitalchina.com），大意是十幾年起的這個名字如今已經配不上她的初衷。

Koetse還算是對華友好派，做這個網站目的是，通過搜集微博熱帖，幫助西方人克服那些刻板印象，去了解真正塑造當代中國的社會潮流、對話和情緒。但這樣一個知中派，也開始意識到，作為一面映照中國的鏡子，微博開始變得殘缺、模糊。我可以直接搬運一段她的原文：

“自2010年代末以來......人工智能驅動的系統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用戶獲取信息的方式，抖音、快手和小紅書等平臺比微博更能根據用戶行為定制信息流，因此廣受歡迎。這催生了一個復雜的網絡媒體生態系統，其核心不再是微博，而是微社區”。

老外對中國互聯網的感知，時差還是挺大的。在鼎盛時期，大約2008到2015年，憑借開放的時間線和熱搜機制，微博成為一個接近公共廣場的網絡空間。從溫州動車追尾到烏坎村民維權，從郭美美到“表哥”楊達，所有用戶，無論職業、階層、地域，都暴露在同一套議程和同樣的言論之下，用圍觀改變中國。

但這一切在十年前就戛然而止。隨著外部一連串外部環境變化，微博失去了觀察中國社會的樣本意義，一個以批判、監督、辯論為底色的公共輿論時代，就已經開始退潮。

新一代的產品又如過江之鯽，魚貫而出，先是2014年微信上線，熟人社交就開始從微博剝離，在那之前連我自己都會在微博上發布徒步活動的通知，分享私人照片，但之后就轉移到朋友圈了。接著，2016年抖音上線，進入全民抖快的短視頻時代，微博的娛樂屬性和高頻次打開的優勢也不復存在。

不過，微博影響力的相對衰落，反映在數據上則要滯后好幾年，有意思的是，微博的用戶增長一直延續到去年，月活躍用戶從2018年的4.62億增長至2024年的5.90億。日活躍用戶則從2018年的2億增長至2024年的2.6億。

只是，營收的曲線和用戶增長曲線并不吻合，微博的營收在2018年至2021年間整體呈現增長態勢，并在2021年達到峰值（約22.6億美元），但此后開始緩慢持續回落，到2023年總營收逐步降至17.5億多美元。

許多用戶的使用習慣，已變成刷一下熱搜就走。雖然用戶數在增長，但停留時間大幅減少，由此拖累了廣告收入。對于廣告主來說，微博基于熱搜和話題的品牌曝光模式，相比抖音、快手等能提供從“內容到交易”閉環，已經代際落后，而微博過于依賴的阿里等超大客戶的投放并不穩定，從而導致了商業化失速。

在經歷一連串環境變化后，微博被迫蛻變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形態：

有時是官方公告欄，遇到重大社會事件，微博成為了官方發布藍底白字通報的渠道，以及網民單方面接收信息的場所，而非互動的平臺。評論區往往開啟了“精選”或僅允許特定賬號評論。

更多時候變身情緒角斗場，正常的理性討論空間被壓縮，取而代之的是極化的情緒。性別對立、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飯圈互撕成為了流量的主導。理性的聲音因為容易被扣帽子、被舉報或被淹沒在謾罵中，從而選擇了自我噤聲。

雖然有種拾荒的感覺，但我現在每天還會刷一刷微博。畢竟很多時候，只有在微博上才能知道，韓松老師又點了哪家的重慶小面，郝倩老師傳來了怎樣毀三觀的歐洲衰敗的第一現場，王小峰老師搬運的洋甘菊對腫瘤的最新抑制研究，特別是轉世過多次如今叫“做個烏鴉也好”的木老師展望樓市后續，諸如此類的光怪陸離，在微博還是有很多。

我手癢在微博上搜了下“微博冷清了”，微博智搜幾乎在數秒之內就給出了答案：

“微博的活躍度下降是近期多個用戶觀察到的現象，表現為博主停更、互動減少、內容冷清。其背后原因復雜，主要包括：明星與飯圈文化式微，微博賴以生存的熱搜生態受到沖擊，明星發聲減少，飯圈爭議被監管收緊，導致內容吸引力下降；平臺內容生態惡化，爭議性話題和評論區戾氣影響用戶體驗，用戶因懼怕言論風險而“只看不說；用戶分流至其他平臺，如小紅書、抖音等短視頻或生活方式平臺吸引了大量活躍用戶，形成跨平臺遷移；此外，算法推薦機制不夠精準，信息流中充斥營銷號與舊內容，削弱了用戶參與感。盡管如此，仍有觀點認為微博的競爭壓力減小為堅持輸出優質內容的博主帶來了新機遇，只要內容扎實，仍能留住核心用戶。總體來看，微博的‘冷清’是結構性變化的結果，而非單一因素所致。”

用更簡潔的人話來說，現在的微博之所以顯得冷清，是因為有質量的討論消失了，大V們結伴而來，又結伴而去。留下的只有娛樂八卦、官方通報、極端情緒的宣泄以及飯圈控評。因此，現在的冷清不是公共性崩塌的開始，而是崩塌后的殘余。

盡管如此，微博依然是中國有影響力的公共輿論場，你要想圍觀昨天羅永浩和華與華未遂的約架，最佳觀賞機位還是在微博。微博在快速事件傳播、名人熱搜、品牌公關和公共危機反應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公共討論并沒有完全消失，而是更為碎片化和影像化。微博曾提供了一個不可替代的公共廣場結構，而取代它的新平臺正在將這個廣場分解為無數相互隔離的、算法驅動的興趣圈層。

在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算法主導一切，復雜的社會議題被壓縮成15秒的情緒宣泄或反轉劇本，被快速切換和碎片化中被溶解，淪為情緒的素材或簡單的口號。當公眾失去耐心進行論證時，深度思考被感官刺激取代，公共討論也就失去了其嚴肅性，公共輿論的土壤被娛樂化徹底沙化。

小紅書的崛起，代表了另一種趨勢。人們更關注具體的、個人的生活方式，用露營、穿搭、職場吐槽、旅行攻略回避宏大敘事，甚至以反消費主義的姿態滑入消費主義的無盡循環。這也許是年輕一代網民溫和的逃避，但也未必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當一代人的公共記憶隨著微博淡出而淡出時，那并非只是流量統計上的一次下滑，而是社會公共性結構的再一次蛻變。那個試圖通過網絡圍觀、理性辯論，來推動社會進步的理想主義階段，已經結束。

這提示著人們，網絡公共性不像網絡連接那樣自動維持。它需要刻意的設計、制度的保護與文化的培養。

人們習慣把技術看作進步的同義詞，忽略了所有技術系統都在塑形我們的社會結構。今天，用戶從一個共同的中心廣場，撤退到了各自私密、分散的小院子和娛樂場，當用戶習慣了算法投喂下的沉默，圈層內的自嗨，跨越階層、跨越圈層進行對話的能力和意愿也不復存在。

當我們再一次面臨重大沖擊時，人們必將為因缺乏共識機制而付出代價，再一次地表現為茫然與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