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張保皋，韓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來自韓國張保皋大使海洋經營史研究會的學者們，不遠千里奔赴中國淮安區，只為追尋唐代新羅人在楚州（今淮安）留下的歷史印記，試圖從殘存的遺跡中，還原他們祖先曾在此生活與經營的過往。
于是他們來到了邗溝的終點——末口，這里是歷史的原點：公元前486年，一條邗溝自長江蜿蜒北上，最終抵達淮安的末口，在此與流經中原的淮河相會。江淮在此交匯，使得這片土地一躍成為溝通南北的“天下咽喉”，人流、物流循水道輻輳于此。可以說，正是古末口的興起，奠定了后世淮安城繁榮的基石，整座城市的命運從此與運河、淮河緊密相連。
淮安望云門
時光流轉至盛唐，憑借漕運之利與海運之便，淮安（楚州）崛起成為“淮水東南第一州”的重要港口。奔流入海的淮河，更將淮安與隔海相望的日本、新羅（今朝鮮半島）緊密相連，成為兩國官船、商船赴唐必經的關鍵中轉站與落腳點 。
為適應日益繁盛的商旅往來，眾多新羅人陸續定居于淮安古末口周邊，在楚州城內形成了獨具異域風情的聚居區——“新羅坊 ”。這里不僅是他們在異鄉的安身之所，更是當時中外交流最生動的縮影 。他們還設立了自治管理機構——“新羅所 ”。這份新羅印記延續至北宋，淮安籍詩人、“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張耒，在其詩作《離楚夜泊高麗館寄楊克一甥》中，便記錄了楚州新羅坊內“高麗館”的景象：“客去水關閉，疏燈亦復收。川鳴半夜雨，臥冷五更秋。扁舟已寒暑，冉冉真乘桴。一燈照客睡，短夢良悠悠。”詩中所提“水關”，即淮安老城的水門。因城門依制定時啟閉，為趕乘第二天清晨的舟船，有條件的過往商旅常需提前一日投宿于新羅人開設的高麗館中。
州新羅坊的繁盛景象。書中清晰記載，當年日本遣唐使為籌備歸國事宜，專程從揚州趕赴楚州，在此雇傭了九艘新羅船只與六十余名新羅水手 ；圓仁本人也曾目睹新羅商船滿載木炭駛向楚州的場景。這些細節，無不印證著新羅人在楚州水運及海外貿易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
新羅坊的規模與影響力，更能從僑民管理體系的變遷中得以窺見。圓仁記載，會昌五年（845年），他在楚州遇到的新羅人劉慎言，身份還是一名譯員；而至大中元年（847年）他再度到訪時，劉慎言已升任管理新羅僑民的“總管”。依據唐朝“五千人置總管一人”的制度推斷，這一官職的變遷，有力地揭示出當時楚州境內的新羅僑民數量已頗具規模 。他們保留自身風俗，享有唐朝稅收優惠，更憑借精湛的航海與造船技術，廣泛涉足水上運輸、海外貿易及船舶制造等領域，成為推動楚州走向繁榮的重要力量 。
朝鮮“漢學鼻祖”崔致遠，也曾與友人來到楚州。在楚州與友人分別時，他留下了《山陽與鄉友話別》一詩：“相適暫樂楚山春，又欲分離淚滿巾。莫怪臨風偏悵望，異鄉難遇故鄉人。”楚州作為新羅人重要中轉驛站，人們在此短暫停留、相聚、補充物資、雇傭船只，隨即又各奔東西。
當年這片河海相接、萬商云集的土地，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之一 。一度繁盛的新羅坊，不僅為淮安（楚州）注入了強勁的國際商貿活力，為這座運河名城烙下了獨特而厚重的國際印記 同，也為古末口遺址博物館留下了運河與絲路交匯的千年印記，留下了多元文化交融的鮮活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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