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6日，深圳迎來解放，蘇聯首任駐華大使遞交國書，中、蒙建交，江富考等人駕機起義

1949年10月16日，深圳迎來解放

1911年，廣九鐵路通車，深圳墟成為連接內地與香港的核心樞紐，商貿繁華遠超寶安縣治所在南頭古城，這也為日后深圳取代寶安埋下伏筆。

1946年6月30日，根據國共《雙十協定》，堅持敵后抗戰的東江縱隊主力部隊2583人，在大鵬灣沙魚涌登上3艘美國登陸艦，撤往山東煙臺解放區。不久全面內戰爆發，今惠陽、東莞、深圳一帶黨組織被破壞，革命群眾被逮捕、殺害。

194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對南方各省黨組織發出指示，要求建立游擊根據地。11月27日，廣東區委決定恢復武裝斗爭。

1949年8月下旬，解放前夕。中共寶安縣委和縣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黃永光任縣委書記兼縣長，劉汝琛任寶深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代表江南地委負責寶安縣的工作。

8 月底 寶安縣地方武裝大隊成立，歸縣人民政府直接領導，轄 3個連，周吉任教導員。10 月，縣大隊遷駐縣城南頭，曾發任大隊長。

8 月 29 日 — 9 月 3 日 寶安縣委在烏石巖泥崗村（今深圳寶安區石巖街道），召開第一次縣委會議，學習入城政策，明確縣委分工 。

1949年9月30日，近千名由香港北上準備參加廣州接管工作的進步青年、學生和邊縱部隊干部駐扎在大鵬王母墟。當天晚上，他們接到香港《華商報》轉來的新華社新聞稿，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國旗、國歌、首都和將于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的消息。粵桂邊縱隊參謀長楊應彬組織大家按照電稿說明，制作了一面五星紅旗，準備舉行升旗儀式，以迎接新中國成立。

10月1日早上6時許，近千名部隊干部、學生和群眾在王母墟的光德學校舉行隆重的升國旗典禮。事后才知，北京的開國大典是在10月1日下午3時開始，王母墟的升旗比北京天安門廣場早了9個小時。

10月10日，國民黨廣九鐵路護路大隊、稅警團向人民解放軍表明起義意愿。經布吉上下坪村談判后，人民解放軍順利接收起義，并指令起義部隊退出深圳鎮，遷駐黃貝嶺，聽候改編。

10月13日，寶安縣委書記、縣長黃永光等率領東江第一支隊金虎隊和由龍華、民治、沙河、石巖、固戍等地武工隊組成的新編民兵連，包圍沙井鄉。國民黨鄉長已逃，但他的炮樓雇兵仍在。潛伏在沙井寶民中學的中共地下黨員鄭鑒樞，請來鄉長母親，與黃永光見面。黃永光反復宣講黨的政策。老太太才解散了炮樓雇兵。

10月15日，黃永光、周吉率部開赴西鄉，迫使國民黨縣警第二大隊80余人起義。當天下午，在西鄉舉行軍民聯歡大會。

同日，新華社發表公告，宣布廣深全線解放。

1949年10月16日，黃永光帶領部隊發起解放寶安縣治所在地，南頭古城的戰斗。在潛伏城中的共產黨員溫鞏章、朱東岐的引導下，部隊順利入城，以迅雷之勢，繳械國民黨軍警憲特，控制南頭寶安縣政府（今南頭城九街寶豐押），宣告寶安縣城的解放。

10月19日，駐深圳國民黨稅警二團與護路大隊共 1500余人起義，奉人民武裝命令開赴黃貝嶺接受整編。

1949年10月19日下午4點25分，劉汝琛率領東寶稅務處主任藍杰、副主任譚剛（原名謝楓）、何財，縣公安局長劉鳴周，深圳鎮鎮長陳虹，鎮警察所長蔡達、軍管會秘書曾伯豪等軍管會成員及人民武裝100多人，由軍裝換上警察制服，胸佩徽章，與60多位戴著“政工隊”袖章的干部先行一步，以人民警察（大部分是稅警連指戰員）和藝術宣傳隊的名義，從布吉乘坐貨運火車直落深圳，奉命接管深圳鎮和九龍海關。

當日下午，深圳鎮解放后的首任鎮長陳虹、副鎮長莊澤民隨即帶領50多名武裝人員接收了國民黨的地方政權——深圳鎮公所。在鞭炮聲和歡呼聲中，陳虹把“深圳鎮人民政府”的牌子莊嚴地掛在深圳當鋪“共和押”前門，宣告深圳鎮正式解放，人民政權已經誕生。

1949年10月19日晚7點30分，深圳各界人士千余人在東門老街的民樂戲院（后改為人民電影院）召開歡迎解放深圳的解放軍官兵和政府人員群眾大會。陳虹主持，劉汝琛致詞，他興奮地宣告：“深圳鎮今天解放了！”

10月21日，原國民黨政府九龍關一千多名愛國員工，順應歷史潮流，宣布起義，沙深寶軍事管制委員會順利接管了九龍關緝私總部，總部和邊境各支關同時升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1950年1月28日，根據海關總署決定，九龍關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九龍海關。

1950年4月1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步兵390團解放伶仃島，宣告寶安縣城全境解放。

1953年底，縣委、縣政府遷往深圳。

1979年3月5日，經國務院批復同意，原廣東省寶安縣改設深圳市。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九龍海關更名為深圳海關。

1949年10月16日，首位蘇聯駐新中國大使羅申遞交國書

1949年10月2日晚，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發來電報，表示蘇聯政府決定建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關系。收到電報后，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第一時間復電蘇聯政府，表示同意中蘇建交。

1949年10月4日清晨，一架飛機從莫斯科起飛。飛機上正是蘇聯派往新中國的首位大使羅申。其曾為民國時期，蘇聯駐華大使，有少將軍銜。

從莫斯科到北京將近六千公里的路程。羅申先是坐飛機到達赤塔，再轉乘火車，10月7日清晨到達滿洲里，經哈爾濱到沈陽，9日傍晚從沈陽出發經天津到達北京。

10月10日下午4時18分，羅申乘坐的專列緩緩駛入北京前門東站。

10月13日，羅申拜會周總理，就呈遞國書事宜進行商談。

1949年10月16日下午，羅申在外交部交際處處長閻寶航陪同下，乘禮車一路從使館接至中南海勤政殿。

下午17點整，國書呈遞儀式正式開始。毛澤東主席身著深色的中山裝禮服，神情莊嚴，肅立在典禮廳的中心位置。羅申大使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簽署的國書雙手舉起，恭敬地呈遞給毛澤東主席。

在國書的首頁上方正中，凸印著蘇聯國徽。俄文印刷的國書內容長達兩頁，其中寫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切望始終不渝地促進鞏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所如此幸福地建立起之友好關系，并深信鞏固蘇中之間的友誼，符合和平與國際安全之利益。”

在這份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什維爾尼克親筆簽署，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副署的國書中，還寫著“請您，主席先生，惠然賜見，并信賴其（指羅申）榮幸地代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向您所陳述之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在檔案館留存的這份國書的中文譯本，采用的是繁體中文楷體橫排的手寫方式，而其后，中國首任駐蘇聯大使王稼祥遞交給蘇方的國書則采用繁體中文楷體豎排的書寫方式，二者相映成趣。

儀式中，毛澤東和羅申緊緊握手之后，蘇聯大使館的參贊、秘書、武官一一與毛澤東握手，毛澤東還微笑著親切詢問著他們每一個人的身份、姓名……

據外交檔案記載，羅申在祝詞中說，以蘇聯大使的資格向毛澤東主席呈遞蘇聯政府所授予的國書，令他感到“十分榮幸”。

毛主席在答詞中說：“我相信，中蘇之間的友誼，將因貴國政府的這一決定，日益發展和鞏固起來。我熱烈地歡迎貴大使出任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任特命全權大使。”

根據保存至今的集體合影位置圖，１８名出席儀式的人員分兩排而立，毛澤東主席在前排中心，周恩來和羅申分列主席左右，除周恩來外，主席左手向外依次站列中央人民政府林伯渠、聶榮臻、王炳南及閻寶航，右手邊則依次還有蘇聯駐華使館的兩名參贊和兩名館員，其他蘇聯駐華使館館員和中方翻譯則位列第二排。

值得一提的是，在毛主席身后立有一塊屏風，一大批即將派往國外，擔任大使的將軍們正在學習呈遞國書的流程。

1949年10月20日晚10時，北京前門火車站。周總理等送別新中國第一位駐外使節、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

10月31日清晨，7時30分，莫斯科火車站。歷經十一天，新中國第一位大使，終于到達了蘇聯首都莫斯科。

王稼祥走下火車，與早已等候在站臺上的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莫斯科蘇維埃主席波波夫等蘇聯黨政軍官員一一握手。

1949年11月3日中午12點半，蘇聯外交部交際司官員乘坐最高蘇維埃主席的汽車駛抵中國大使館，迎接王稼祥大使前往克里姆林宮。

按照禮賓程序，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什維爾尼克在距王稼祥大使四步之遙的地方站下，由交際司代理司長布舒耶夫上前將王稼祥大使介紹給什維爾尼克主席。

隨后，王稼祥開始宣讀國書。

他沒有講精通的俄語，而是用中文宣讀國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伊始，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首先與我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中國人民對此極感欣慰。”

（新中國第一份國書）

毛主席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信里就講，王稼祥有三項任務。一個是擔任駐蘇大使。第二個就是他作為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指導中國駐其他東歐國家使館的工作。第三個他又是中央委員，他需要擔負中共和蘇共之間的交涉往來的一些事情。

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前排左三）在我國駐蘇使館門前合影

1949年10月16日，中、蒙建交

1949年10月6日，蒙古首腦喬巴山致電周恩來，表達與新中國建交的意愿。

10月16日，周總理復電同意。

1950年7月3日，毛主席接受蒙古呈遞國書。1959年，經雙方磋商，確認10月16日為兩國建交日。

1911年，武昌起義，蒙古上層王公在沙俄的攛掇下，發起獨立運動。

1915年，袁世凱政府簽訂《中俄蒙協約》，蒙古取消獨立，但取得自治地位。

1924年，在蘇聯的支持下，蒙古建國，但中、英、美等主要國家皆未承認。

1944年，豫湘桂戰役潰敗，國府顏面掃地。

1945年《雅爾塔協定》簽署，以外蒙古維持現狀為條件，促使蘇聯出兵對日作戰。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前夜，在以“不援助中共”等條件下，承認外蒙獨立。后國民黨當局敗退臺灣，以蘇聯未做到不援助中共等條件，拒絕承認外蒙獨立。

1954年9月29日，赫魯曉夫訪華，毛主席提及蒙古問題，但蘇聯態度強硬，拒絕進一步討論，只能留待后世。

1949年10月16日，江富考等人駕機起義

1949年10月16日，蔣介石、宋美齡結束對菲律賓訪問返臺，飛機降落在嘉義機場，機場人員全被吸引。國民黨空軍第10大隊上尉飛行員江富考、機工長周震南、機械兵陳尚明、石建儒等四人，趁機潛入一架C-47運輸機，當著蔣介石的面駕機起義。

起飛30分鐘后，兩架P-51戰機追擊，在夜色掩護下，成功擺脫追擊，飛抵南京明故宮機場，宣布起義，此為新中國成立后的架機首義。毛主席批示嘉獎。四人受到粟裕、許世友等首長的接見，后赴北京加入人民空軍。

后江富考為四川政協委員、周震南為湖南政府參事，陳尚明、石建儒轉業地方，獲得補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