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部城商行降速了

城商行是銀行成長性最好板塊。2019年-2024年，增速最快的7家上市銀行，有6家是城商行。

不過今年城商行一反常態，罕見拖了銀行板塊的后腿。一季度，上市城商行同比增速環比下降了3.6個百分點，在上市銀行板塊中增速下降最大。

降速趨勢下，頭部城商行也未能幸免。

前幾年以成長性著稱的成都銀行、江蘇銀行、杭州銀行、長沙銀行都有明顯降速。尤其是杭州銀行，一季度，其營收同比增長2.2%，與之前五年復合增長率（12.4%）相差較多。

為什么連頭部城商行也降速了？

本文持有以下觀點：

1、投資收益回撤，城商行最受傷。項目荒中，城商行擴表比其它銀行更依賴金融投資。因此一季度，股市、債市下行，對城商行影響最大。如杭州銀行非息收入同比下降7.1%，是營收降速的核心原因。

2、基建紅利逐漸消失。很多頭部城商行擴張依賴本地基建。但基建建設高峰期已過，抑制了銀行的資產擴張能力。對基建依賴性最強的成都銀行，一季度生息資產同比增速環比下降130bp。

3、高不良率制約擴張。近年來，多家頭部城商行不良生成率高于上市銀行平均水平。原因是過去部分城商行向高風險的零售、小微貸款投放較多。風險暴露后，為控制資產質量，很多頭部城商已調整信貸結構，貸款集中向低風險、低收益領域投放，加劇了息差下滑。

/ 01 /頭部集體降速

回溯往昔，城商行的起點是一場意義非凡的拯救活動。

1995年，為化解全國5200家城市信用社潛藏的巨大風險，中央果斷按下改革鍵，城商行自此踏上歷史舞臺。

之后，通過資產置換、增資擴股、引入戰投等方式，城商行不僅卸下了歷史包袱，也建立了現代化公司治理結構，逐步進入高速發展期。

直到最近，因為屬地經濟強勢，上市城商行也是銀行中增速最快的板塊。2024年，上市城商行營收同比增長6.6%，顯著高于上市銀行大盤（-0.1%）。

不過，今年城商行有了降速苗頭。一季度，上市城商行同比增速環比下降了3.6個百分點，在上市銀行板塊中增速下降最大。

具體到公司，一季度，20家上市城商行有16家同比增速下降。其中，不乏長沙銀行、江蘇銀行、杭州銀行、成都銀行等以成長性著稱的頭部城商行。

頭部城商行增速下降有一定的非業務因素影響。在項目荒中，很多城商行擴表依賴金融投資。但一季度，股市、債市下行，對城商行影響最大。

以杭州銀行為例，其屬地居民富裕、存款多，但產業機構中有大量的互聯網、軟硬件、科創類等金融需求被股權融資滿足的產業，分流了信貸需求。

存款多，項目少，杭州銀行將大量資金投入到了債券投資中，其債券投資占生息資產比重高達45.6%，比貸款占比還多（44.9%）。

金融資產占比高的資產結構使杭州銀行深受金融市場回撤的影響，一季度，其非息收入同比下降7.1%，是營收降速的核心原因。

拋開非息收入的臨時性影響，從資產擴張能力、凈息差水平等更能反映銀行業務擴張的指標中，也能看到很多頭部城商行出現了增長乏力的情況。

從資產擴張能力看，頭部城商行中，成都銀行、上海銀行、長沙銀行增長乏力最明顯，一季度，其生息資產同比增速環比下降130bp、70bp、20bp。

而在凈息差水平上，雖然降息周期下，凈息差下降是正常現象，但很多頭部城商行的凈息差下降幅度罕見高于行業平均水平。

一季度，北京銀行（-0.19%）、杭州銀行（-0.14%）、成都銀行（-0.11%）、長沙銀行（-0.2%）等頭部城商行凈息差同比降幅均高于城商行板塊平均降幅（-0.08%）。

為什么很多頭部城商行遇到了生息資產增長乏力且凈息差降幅高于行業的情況？

/ 02 /基建紅利逐漸消失

不同銀行各有各的經營特點，國有行背靠財政部資源最好，股份行則勝在市場化和經營靈活。

城商行想要過得不錯，則需要在地方發展中充分配合。最典型的就是，地方上城建擴張，城商行就順勢發力本地基建項目。

很多以成長性著稱的城商行也是搭上了基建東風，如成都銀行、長沙銀行、杭州銀行、南京銀行泛基建相關類貸款占對公貸款比例均超40%，最高的成都銀行占比63%。

城商行依賴基建項目也不難理解，在基建大擴張的時代，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連續多年兩位數增長，為基建項目的增長提供了基礎。

同時，政策助力也來得恰如其時。很多省市在基建投資中確立了撥改租模式，即不再使用財政資金撥款來做基建項目，而是由地方基建平臺如成都交投等作為項目業主進行投資建設，引入信貸資金與社會資金，使地方城商行充分享受到了成都市的基建增長。

受益最明顯的是成都銀行，2016年之后，成都實現了從二線城市向準一線城市的跨越，GDP從2016年的1.19萬億增長到2023年的2.21萬億。

隨之而來的是，成都基建明顯發力，其基建、公共服務類項目合計投資從2015年的899億元累計增長169.3%至2020年的2421億元。同期成都銀行，基建項目中的租賃與商務服務業貸款占比從8.29%提升到44.51%。

但問題是，基建擴張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已經從2017年的6.2%下降到2024年的3.1%，2023年一度下降到2.8%。

即使是屬地經濟強勢的省市也面臨固定資產降速的情況，2024年杭州竟然罕見出現了固定資產投資負增長的情況（-2.9%）。

基建退潮，頭部城商行的基建貸款增長也出現乏力。2024年杭州銀行基建貸款中的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同比增速不到1%。到今年一季度，成都銀行、長沙銀行整體生息資產同比增速環比下降130bp、20bp。

除了基建退潮的難題，很多頭部城商行也被高不良率影響了擴張步伐。

/ 03 /高不良率制約擴張

近幾年，城商行是上市銀行中風險上升最快的板塊。

北京銀行、南京銀行、上海銀行、江蘇銀行、長沙銀行等頭部城商行的不良生成率均在0.74%以上，高于上市銀行平均水平（0.64%）。

頭部城商行不良生成率高于行業的原因是，很多城商行在資產擴張中加大了高風險的零售、小微貸款比重。

例如，長沙銀行零售貸款比重從2014年的29%逐漸提升到2022年的40%。江蘇銀行小微貸款從2021年的4800億增長到2023年的6200億。

加大零售、小微貸款的好處是，這類貸款市場需求大，收益率也高，能夠與收益較低但風險低的基建類項目形成搭配，使頭部城商行保持可觀的凈息差。

但問題是，一旦來到經濟下行期，個人貸款、小微貸款風險也會變高。

例如，2月份，江蘇銀行以起始價3.47億元掛牌轉讓總規模70.9億元的個人不良貸款資產包。資產均為網貸產品，逾期時間約3年，涉及借款人33萬戶，平均未償本息余額約2.15萬元。

不良貸款轉讓是行業慣例，不必過分解讀。但多少說明，過去城商行高速發展的零售、小微業務，有一定的資產質量挑戰。這也是近年來頭部城商行不良生產率高于行業的原因。

頂著高風險，城商行的擴張也變得更謹慎。

最直接的體現是，城商行開始調整信貸結構，壓降高風險的零售貸款，提高風險相對小的對公貸款占比。一季度，上市城商行對公貸款占比同比增長3.2個百分點，零售貸款占比同比下降2.3個百分點。

頭部城商行中，江蘇銀行信貸結構調整的力度頗大。江蘇銀行降低了收益率更高的個貸的比例，增加了對公貸款比例。2024年其對公貸款占比從56.88%大幅上升到62.90%，個貸從35.83%下降到了32.21%。

而在對公貸款中，江蘇銀行降低了批發零售業、房地產、建筑領域等風險頗高領域的貸款。

整體向低風險、低收益但增量逐漸達到瓶頸的基建領域集中。曾以不偏科著稱的江蘇銀行，基建相關類貸款占對公比重已經大幅提升到了40%。

長沙銀行信貸結構調整亦較為明顯。2024年，長沙銀行壓降了部分高風險零售貸款，其信用卡貸款、住房貸款規模同比下降12.8%、3.6%。低風險的對公貸款同比增長19.2%。

城商行貸款結構向對公傾斜，雖然會降低風險，但也會拉低收益率，出現上文提到的頭部城商行凈息差降幅高于行業的情況，最終影響的是銀行的成長性。

當基建紅利逐漸消失，信貸風險逐漸暴露，城商行的挑戰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