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紀念塔上的中文碑，文字來自福建巡撫，石碑由寧波知府資助

2026年5月，訪華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國宴中提到了一段歷史，那就是華盛頓紀念塔第十級內壁上，鑲嵌著一塊刻著中文的石碑，而這塊石碑來自1853年的中國寧波。

其實，用華盛頓紀念塔中的中文碑文作為中美關系的見證，并不是特朗普的獨創。早在1998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訪華，就曾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發表的演講時提及此事。那么，這塊刻著中文的石碑為何會出現在高達169米的華盛頓紀念塔中呢？其實，在這座方尖形的紀念塔中鑲嵌著188塊由私人、團體及全球各地捐贈的石碑或鑄文石刻，這塊中文石碑只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之所以形成這種局面，其實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缺錢。

1848年，為了紀念華盛頓誕辰100周年，在美國首都開始修建華盛頓紀念塔，結果剛開工不就就發現預算不足，于是開始向美國當時的30個州尋求贊助。讓人沒想到的是，美國個州，乃至有美國人獲得外國地區，紛紛送來了歌頌美國國父華盛頓的石碑或鑄文石刻。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及的刻著文言文的，來自中國浙江寧波的石碑。這塊高1.6米、寬1.2米的石碑，是在清咸豐三年（1853年）六月初七，即公元1853年7月12日運抵美國的。

而將它運到美國的，則是長期在中美進行商貿往來的，，排水量360噸的武裝商船“中國皇后”號。更為湊巧的是，“中國皇后”號將這塊來自中國的，為美國國父華盛頓歌功頌德的石碑運送美國的時候，正好是其首航中國的70周年。不過具體是誰進獻的這塊石碑呢？很多人認為是活躍在寧波和一些在華的美國傳教士。但根據后人的考證，以及碑文落款上“大清國浙江寧波府鐫”的碑文可知，這塊石碑的資助者還有當時的寧波知府畢永紹。

當時，畢永紹剛剛上任寧波知府不到一年，而他也在“辦完贈碑這件事后的九月就離任了”。一個地方官竟然與西洋傳教士串通一氣，“稱頌夷人，獻媚夷酋”，他的結局可以想而知。只不過清廷不敢得罪美國人，雖然當時的美國還沒有成長為世界第一強國，但還是在沒有大肆宣揚的情況下，讓畢永紹悄無聲息的“離任”了。而這位府臺大人居然再沒有史料記載，所以他的籍貫、生卒年或罷官后行蹤都被湮沒在了歷史的長河里。他的名字則因為這一跨文化事件，被載入中美關系史與近代中國思想史文獻中。

當然，與他同時被載入中美關系史的，還有石碑上的文字以及它的作者。這塊石碑上的文字，有人說是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推薦的，當然也有人說是因為聽從了另一位傳教士教士瑪高溫的建議。但不論是誰，他們選擇的文字，都是來自曾任福建巡撫的徐繼畬，所著《瀛環志略》中的一段：“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于勝廣，割據雄于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杰矣哉！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與捐贈石碑的寧波知府畢永紹命運相似，貴為一省巡撫的徐繼畬，同樣也因為編著《瀛環志略》被罷免了巡撫一職。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初《瀛環志略》在福建撫署成書，結果到了咸豐元年（1851年）春，徐繼畬就因為“神光寺事件”被召回京，官職也從二品巡撫被貶職為四品的太仆寺少卿（“副弼馬溫”）。而到了咸豐二年（1852年），徐繼畬由于勸諫咸豐帝“勿大興土木，勿耽于女色，勿偏聽偏信”，結果直接被罷官，他也不得不返回了山西老家。

不過，徐繼畬的命運又要比畢永紹好得多，畢永紹是因為捐碑徹底斷送了自己的官爵，而徐繼畬只是讓自己的仕途充滿了波折。咸豐十一年（1861年）《北京條約》簽訂后，清廷為辦理洋務及外交事務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就是“總理衙門”之后，為重新啟用熟悉洋務的徐繼畬創造了條件。當然，在此過程中，美國人也在在背后發揮出了推手的作用。1862年，美國傳教士伯駕將碑文譯成英文發表，一個消息在美國不脛而走：在遙遠的大清國，有一個官員，因歌頌美國國父華盛頓而被中國皇帝免職。

于是，同治二年（1863年），也就是徐繼畬被免職的10年后，他再度入京為官，以三品京堂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他的蛀牙任務是參通商事務，并協助奕理洋務。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7月，他被授予了正二品太仆寺卿；同治六年（1867）年2月，則改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此時，徐繼畬的仕途可謂順風順水，但是他并沒有貪戀權位。到了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早已年過花甲的他還是借口年老多病而告老還鄉。

當然，在徐繼畬第二次出仕之時，還發生過一件事，那就是來自美國的華盛頓畫像。就在徐繼畬重新入仕的第二年，也就是同治三年（1864年），據說當時的美國總統安德魯·約翰遜委托國務卿威廉·亨利·西沃德，請出了肖像畫家吉爾伯特·斯圖爾特——一美元上的華盛頓肖像就是出自他手——繪制了一幅華盛頓像。到了同治七年（1867年），在當時美國公使蒲安臣親自主持嚇，將這幅畫贈送給了徐繼畬。當時徐繼畬也不管那位高高在上的“老佛爺”和大清皇帝高興不高興，不僅出席了捐贈儀式，并從蒲安臣手中接過華盛頓畫像。

或許徐繼畬想不到的是，他在著述《瀛環志略》時，正經歷著“三年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的工業文明正在掃蕩著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而如今，制造業總產值占比達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世界又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只不過，曾經需要放眼看世界的中國，此次成為立于歷史大潮之巔的弄潮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