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挺自傳

我原名鄭慶甡，字毅生，福建長樂人，1899年8月9日(農歷七月初四)生于北京。

父親鄭叔忱是清末科舉時代的一個知識分子。他字扆丹，是光緒十六年(1890)的進士，后在翰林院任職。光緒二十年(1894)做過順天鄉(xiāng)試的同考官，庚子(1900)以后又到奉天（沈陽）做過一年多的學政。后以丁憂回到北京，在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前身)做過很短時期的教務提調(教務長)，于1905年病逝，那時他才42歲，我只有6歲。父親沒有給我留下什么直接印象，我只在親戚談話中和他遺留下來的藏書中，知道他是一個留心新政和愛好文史的封建教育官吏（他臨死前，因見福建省派往留日學生僅50人，全省學堂亦僅20區(qū)，較他省相差懸殊，曾建議由省銅元局籌銀20萬兩，以為擴充學校及添派出洋學生之用）。母親叫陸嘉坤，字荇洲，是廣西臨桂人，1896年和我父親結婚。她亦通經史，熱心于教書。父親死后未留下什么產業(yè)，由于家庭生活，她應傅增湘之聘，到天津擔任北洋高等女學堂總教習。那時女子還沒有到社會上工作的風氣，許多親友不贊成她去。她沒有接受這種保守意見，孤兒寡母毅然相攜來津。不到1年，她也因患白喉病死了，那時她37歲，我只有7歲。接著，比我大2歲的姐姐和1個弟弟又先后病死，家中只剩下我和一個比我小5歲的弟弟——鄭慶玨(字少丹)。由于我們兄弟年齡太小，于是在親友的幫助下，寄養(yǎng)在姨母家中。

我的姨父母也早死，家中有兩位表兄張耀曾和張輝曾。是時耀曾正在日本留學，所以我寄居張家時，由張輝曾教我讀書。他是搞程朱理學的，律己責人都很嚴，我思想上受他的影響很大。

1907年，我年8歲，在北京入閩學堂上學。這是福建同鄉(xiāng)在北京設立的。那時候各省旅京同鄉(xiāng)大都設有學堂，學堂不僅培養(yǎng)本省子弟，外省人也可入學。我入的是初小，僅一年，因班上只有5個人，于是將這一班停辦，又介紹我到江蘇學堂去讀書。那時的學堂是春季始業(yè)。1908年，我在這個學校也讀了一年。

1909年，閩學堂成立高小，我又回到該校讀書，讀了2年。到1910年冬，同鄉(xiāng)會因經費不足停辦了這個學堂，于是又離開。

清朝末年設立的學堂，還是以讀經為主，不過讀的方式與私塾不同了。我在小學的幾年，主要讀物還是《書經》、《詩經》等，另加上修身、作文、算術、史地，都很淺。在這時期的同學中，與我較熟的有楊健(壯飛)、莊紹祖、周一鶴等人。楊是廣東香山人，后入天津南開，與周總理同學。總理到日本前曾去北京，我曾陪楊一起到打磨廠天達店看望過總理。當時由于葡萄牙侵占澳門，許多香山人都印了不少圖片，反對這一侵略行徑。楊也把這些圖片拿來給我們看。莊是福建惠安人，他的親友有許多華僑，傳來了不少反滿的言論。這兩件事在我的幼小心靈中，印象很深，雖然那時還不了解什么是革命。

1911年，我12歲，考入順天高等學堂的中學1年級。同班人很多，都比我年長，同年的只有幾位。當時梁漱溟、張申府、湯用彤、李繼侗等人均在該校上學，除李與我同班外，其它人均較我班次高。所學課程很深。記得修身一課讀的是節(jié)本《明儒學案》，完全不懂。英文、數學程度亦高。當時自己又不用功，喜踢球，所以跟不上班。到了秋天，武昌起義，學校停辦，就不讀了。這一年中，使我印象深的就是練兵操。因為當時列強瓜分中國的活動很盛，所以高班同學發(fā)動課外軍事練習，稱為兵操。我參加了操練，但背不動槍(不是教育槍)，只是隨隊走走。

武昌起義和推翻清朝這一巨大變化，對我家沒有什么影響，而是令人歡欣鼓舞的。因為家中這時沒有在清朝做官的人，我寄居的張家也是如此。張耀曾這時在日本參加了同盟會，編輯《云南雜志》，接受了反滿思想。他經常往家中寄回一些刊物，多是號召推翻清朝的革命書籍。所以我當時年紀雖小，但卻非常興奮。今天還能記得當時剪掉發(fā)辮的快活。當清帝退位，南北統(tǒng)一，我也曾高興得手舞足蹈。

1912年夏，我和弟弟單獨賃屋過活。那年夏天，我考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附屬中學(即師大附中前身)，直至1916年離開。這四年中，學校督促不嚴，家中也沒人管教，自己又喜玩球不讀書，學習成績不好，1915年曾留級一年。經過這一教訓，我才折節(jié)讀書，但所讀又不全依學校規(guī)定，而是喜歡讀父親遺留在家中的文史書籍。

1916年暑假前，楊健從南開中學回京，勸我一同到北京大學補習，準備投考北大預科?？己?，他錄取，我仍須在補習班，很不樂意。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正在進行，金價低落，我同周一鶴曾幻想到德國留學(當時中國尚未對德宣戰(zhàn))。但是我們哪有這個力量，因此念了2個月的德文就算了。

在這四年中學生活中，以1915年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款事件對我刺激最大，印象最深。這時全國掀起反日高潮，抵制日貨，到處將岳飛寫的“還我河山”以及從岳飛所寫《出師表》中輯出來的“勿忘四年五月七日之事”(日本提出最后通牒那一天)的傳單印刷分送。我家的墻上也貼了好幾張，同時也不再購買日貨。那年我有一次和張耀曾到玉泉山去玩，他在塔上題詩，也是罵袁的。

在中學的同學，熟悉的有王鴻翮(翼如)、姚鋆、何秉坤(后名墨，宇秋江)。這幾個人都非常喜歡中國書畫、刻印和古董，我受他們的影響，也喜愛起來。

1916年夏，我17歲。既沒考上大學，也沒有念中學，只在家自學了一年。這一年可以說是閉門專讀中國史籍，不論經史雜書，每天開始一卷卷地讀。開始讀時沒有什么系統(tǒng)，也沒有師承，僅是把家中父親所藏的書胡亂瞎看。后來自己逐步摸索出一條捷徑，給我后來學習文史創(chuàng)造了條件，養(yǎng)成了讀書的習慣，也奠定了后來學習的趨向。

這一年我受同學的影響，有了新的轉變，開始喜歡談論時事了。因為楊健有一個朋友叫陳復光，是清華的學生，這年和我熟起來。他喜歡談論歐戰(zhàn)的情況和一些當時風云一時的人物，當然也孕藏著崇拜英雄的思想。我受他的影響，引起看報的興趣。和楊、陳每次見面，都要就國內外的大事胡亂談起來，有時直至夜深。

1917年夏，我因為理科太差，投考北大預科沒有錄取。這年我考上了中國公學大學部(即中國大學)，也實在不想上。恰值這時北大第二次招生，我就用鄭天挺的名字報考大學本科國文門。當時招考還不限年齡、資格，也不要證書。尤其這次考試不考理科功課，所以被錄取了。事后追想，這是一個錯誤，因為自己許多基礎知識學得不夠，在后來學習上造成一些困難，而且也局限了自己的成就。

北大錄取后，很快就入學。同班32人，年齡參差不齊，有的30多歲。和我同樣年齡的約占一半，最小的只有17歲(羅庸)。這些同學各有所長，大多有“不可一世”之慨。我自知根底差，只有加倍努力，迎頭趕上去。所以這時除學習本系課程外，還要旁聽其它方面知識，并須每天熟讀史書。每天除上課外，天天跑圖書館，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連報紙都很少看了。既或偶爾一看，也是把它當成歷史故事看。

1918年，我19歲。這時北大的同學很活躍，有3種不同方面的刊物出版，《新潮》、《國民》、《國故》，但我們班的同學卻仍然各自埋頭讀書，很少參加活動。記得有一人給《國故》送了一篇稿子，受到同學的揶揄，大家都自命清高，認為投稿是自己炫耀才識，頗不以為然。我很受這種思想影響，后來不敢、也不愿以自己文章就正于人，因而亦就很少寫文章。班上的其它同學，也多如此。

在北大同學中，這時較熟的有鄭奠、羅庸、張煦、羅常培(長我一班)等人，他們都是異常用功的，給我鼓勵很大。此外還有鄧康(中夏)、許寶駒、楊亮功、蕭稟原、王友颙、許本裕(惇士)、彭仲鐸等。

這年開始，我又在貴州老學者姚華先生家聽他講文章，講金石文字。同聽講的有俞士鎮(zhèn)、王翼如、羅承僑(惠伯)、汪謙(受益)、周一鶴等十幾人，每周末晚間一次。后來我曾為老先生的《蓮華盦書畫集》寫過序。

這年冬天，我的監(jiān)護人梁濟(巨川)先生死。我外祖母姓梁，梁濟是我的表舅。我母親臨終前曾委托他照顧我們，他有兩個兒子即梁凱銘及梁漱溟，是我的表兄。

1919年，我20歲，仍在北大學習。這年5月爆發(fā)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在這次運動中，我也走出了書齋，參加了學生會的工作。我曾代表北大到天津南開中學聯(lián)系了一次，并走向街頭，作了一些宣傳活動。到了12月，日本帝國主義在福州殘殺中國人民，并派海軍陸戰(zhàn)隊登陸威脅。當時福州的學生曾憤怒地舉行示威游行，北京的福建學生也起而響應，組織旅京福建學生聯(lián)合會，抗議日本的暴行。我當時也積極參加了這一運動，到街頭講演，宣傳不買日貨，并為學生聯(lián)合會募捐籌款，舉辦游藝會等。當時會中還出版《閩潮周刊》，我曾用“攫日”筆名寫文章，宣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當時限于認識水平不夠，會中還曾向北洋政府外交部多次請愿。

“五四”運動及福建學生運動(即“閩案”)時，和我常在一起的有郭夢良(弼蕃)、徐其湘(六幾)、朱謙之、鄭振鐸、黃英(廬隱)、許地山、龔啟鋈(禮賢)、張忠稼(哲農)、劉慶平、高興偉等人。大家都是福建人，其中鄭振鐸還是我的本家侄子，以后過從亦多。

1920年春天，福建學生運動仍在進行。這時有十幾個福建學生在北京組織了一個S.R學會(Social Reformation，意即社會改革)，除了朱謙之、許地山外，前面說的那些人都參加了，另外還有女高師幾個人。記得北大有郭夢良、徐其湘和我；高師(師大)有張哲農、龔禮賢、劉慶平；女高師有黃廬隱、王世瑛、高奇如、何彤；清華有王世圻；師大附中有高仕圻；鐵路學校有鄭振鐸；匯文中學有林昶，共14人。這個會并沒有公開，大家原想共同學習些社會改革的新思潮和新東西，但因為很快即到暑假，大多數人都畢業(yè)四散了，無形中就瓦解了。這個會沒有組織形式，沒有負責人，僅是各人按姓名筆畫用英文字母排列個次序。朱謙之也是北大的福建同學，頗有才氣，看書也多，他當時是無政府主義者，連畢業(yè)考試都不參加，不談社會改革問題，所以沒有加入。郭夢良后來與黃廬隱結婚，在上海政治大學任過教務長，1925年即病故（郭與黃于1924年1月13日在上海結婚。月初他曾來信告我，我也曾撰聯(lián)向他倆祝賀。聯(lián)曰：積三載同心宿愿始償，趁吉日良辰一罄衷素；結百年好合舊盟重瀝，正新梅艷雪交映園庭。蓋他們兩人三年前以文字訂交，久欲婚而未果，此聯(lián)則全悉紀實）。

這年暑假大學臨畢業(yè)前，同班鄧康(中夏)曾來信，鼓勵我研究社會主義，我曾復信表示同意。但當時研究社會主義的人五花八門，我的認識也很模糊。在復信中我批評一些假社會主義者，如羅家倫等人。我說：“羅還動手打拉洋車夫耳光，這算什么社會主義！”我當時只看到了貧富的懸殊，同情貧者，但并沒有研究社會主義走上革命的路。

1920年夏，我在北大畢業(yè)。我父親一個老朋友張元奇在北洋政府經濟調查局任職，叫我去當編輯科科員。不到一個月，這個局就解散了。后來我的表姐夫柴春霖在北京辦了一個《中國民報》，拉我去幫忙，我去了幾個星期。這時陳嘉庚托鄧萃英籌備廈門大學，龔啟鋈將我介紹給鄧去教書。因為學校年后才能開學，我在京準備功課。這年秋，我在北京右安門外買了墳地葬了父母。我父母死了已十幾年，始終未下葬。按照當時傳統(tǒng)，人死要歸葬原籍。我這時才自己決定葬在北京，當然還是有人很不贊成。

1921年陰歷正月，我離北京南下到廈門。這是我第一次到南方，第一次看到長江，又第一次航海，一切給我以新印象，思想上也有些變化。我在集美的住地面臨大海，到處是來往的帆船，汽船都很少。記得當時只陳嘉庚是坐汽船。

這時廈大還在集美，尚未招生。我到校后就幫助招生和其它籌備工作，并設置圖書室，整理圖書。四月初，學校開學。記得是在演武亭舉行的廈大奠基典禮。演武亭是當年鄭成功操練水軍閱兵的地方，頗具盛名。當時在這里還搭了一個牌樓，是我寫的橫書和對聯(lián)。橫書是“南國啟運”四字，對聯(lián)已記不起來了。上課后，我教國文課，還在圖書館兼任主任。這時在廈大的同事有何公敢、鄭貞文、朱章寶、周予同、劉樹杞等人，常在一起的是周和劉。劉30年代任北大理學院院長，旋即病故。這時廈大的同學，我僅記得有劉思職等。劉后來學生物化學，后在北京醫(yī)學院任教授。

是年6月，廈大更換校長。暑假時，一部分教師表示辭職離校，我也表示下學期不再來。但是別人事前已聯(lián)系好工作，大多去商務印書館了，而我沒有。這件事對我教訓很深刻，說明自己太幼稚了。

回京后，我曾到《京話日報》幫作編輯。這個報是通俗性小報，為彭翼仲所辦。彭是梁凱銘的岳父，是年正死，由梁續(xù)辦。他找我?guī)兔⒓?，同時參加的還有鄧康。我去了一個月。

這年秋天，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后改文科研究所)成立，我和張煦、羅庸都入所作研究生。我的研究題目是“中國文學音義起源考”，由錢玄同先生指導。當時研究所很自由，不必常來，也可以在外工作，在校也只是看書而已。每隔一段時間，研究生和導師集會一次，大家見見面，談談。當時陳垣先生也是導師之一。一次在龍樹院(一座古剎，在宣外南下洼，介于窯臺和陶然亭之間)集會上，陳先生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日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這幾句話當時對我影響最深。陳老大我19歲，以后過從很多。我每稱他先生時，他總是遜謝，表示了一位受人尊敬而又謙虛的學者風度。

我在作研究生期間，在研究所加入了“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整理會”，參加了明清檔案的整理工作，這無論對國家，對我個人都是一件大事情，從而奠定了我以后從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礎。

明清檔案原存故宮內閣大庫，清末因大庫失修滲漏，屢經遷移。民國初年，教育部設立歷史博物館于國子監(jiān)，將大庫遷出而未送還的檔案交其保藏。1916年歷史博物館移至午門，此項檔案也移于該處。1921年，教育部與歷史博物館因經費困難，將這批檔案之完整者保存一部，其余約八千麻袋全部賣給西單大街同懋增紙店，代價4000元。紙店打算將這些檔案送到定興縣紙坊重造粗紙。此事為羅振玉所知，于1922年2月，用12000元將它買回。與此同時，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知道歷史博物館還保留有一部分，因此于是年5月呈請當時的政府，命歷史博物館將這些沒有賣掉的檔案撥給北京大學，交研究所國學門同史學系組織委員會代為整理。5月下旬得到允許，幾經交涉，7月這批檔案才由歷史博物館陸續(xù)移運到校，共計62箱又1502麻袋。我于這年7月下旬參加了這一有意義的工作，感到收獲特別大。但為時不太長，就為別的事情所代替。

我于1921年秋天和周俽(稚眉)結婚，添了家庭負擔，這時的生活更加困難，因而必須找到兼職工作，以補家用之不足。正好這時張耀曾作法權討論委員會會長，于是在1922年9月讓我去當他的秘書。

法權討論會是當時政府籌備收回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的機構，會中曾保存了大批中外文獻及一些外交檔案。當時主要工作在翻譯中國法典為英法文。當時真正干事的都是年青的秘書，有張志讓、戴修瓚等人，后來陳復光也來了。他們外文都好。我外文不行，只好編寫漢文資料。我從閱讀這些文獻中，增加了許多知識，擴大了視野。我特別注意到領事裁判權的問題。于是乃以該會名義撰寫了《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志要》一書，于1923年8月正式出版。這部書是我編撰的第一部學術著作，是在張耀曾指導、鼓勵下完成的。書中開首，先就帝國主義在我國設立領事裁判權的侵略行徑加以揭露，認為外國人對此問題的著述，大多為在中國設立領事裁判權進行辯解，沒有涉及到實質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除表明系“強者(帝國主義)蔑視弱者(殖民地國家)一語而外，殆更無重大之根據也”。此外，該書又就帝國主義在華領事裁判權之沿革、內容及中國撤廢領事裁判權之經過，作了相應的論述。書中指出，領事裁判權明確確定而立于條約中，系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中英五口通商條約第十三款，但語意尚較為含混。隨后又與英、法、意等國訂約，則領事裁判制度已于此時明確確立。這時“我國已全失其治理外人之權”。書中第五章還列舉種種事實，揭露領事裁判權侵害中國主權、紊亂中國之治安秩序、輕視中國人民權利，妨害經濟及一切文明事業(yè)之發(fā)達，等等，主張領事裁判權必須撤廢。該書出版后，曾獲得當時一些法學家的好評，劉師舜并曾撰文，稱道過此書。當然，事實上該書亦有不足處。我在會中，張耀曾還讓我編寫《中國司法小史》，初稿已成，后因我南下工作，該會亦取消，遂作罷。

當時法權討論會的薪水很少，不足以養(yǎng)家，只好到各校兼課。1922年，經鄭奠介紹我到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簡稱女高師)教書，同時還在北京法政大學、市立一中、春明公學、私立華北大學、勵群學院兼課。當時課兼得很雜，主要是因為生活負擔加重，只好如此。到1924年夏，我到北大作講師，有了固定收入，這種到處兼課的情況才減少了。

1922年10月，福建發(fā)生政變，驅逐了北洋軍閥的督軍，由廣東軍政府的北伐軍進入福建。當時張哲農任福州第一中學校長，找?guī)孜槐本┑母＝ㄈ巳兔Α?1月底，我和郭夢良、朱謙之一起回福建。這是我第一次回到家鄉(xiāng)，見到了伯母、嬸母和堂兄等人。我們住在第一中學(舊風池書院)，但沒有上課。不久北伐軍退回廣東討伐陳炯明，政變失敗，我也就離閩回京。一共在閩僅呆了一個月。

1926年春，那時北洋政府財政異?；靵y，特別是教育經費更加困難，經常欠薪。每月經費不過發(fā)一成余。高等學校經常罷課，表示抗議。這時北洋政府有人提議把教育經費是否獨立核算，另作計劃。于是當時的教育部曾一度成立一專門機構，名教育特稅公署，進行管理，由馬敘倫先生主持。馬先生是我在北大時的老師，當時任教育部次長。他找到了我班同學許寶駒，許又把我介紹給他，成了他的部下。但這個機構，僅是北洋軍閥政府的一個騙局，只存在了一個月，曇花一現就完了。我和許曾擬定了幾個計劃書，完全成了一堆廢紙。我受知于馬先生，實始于此。

這年3月，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釗非法解散北京女師大，全校師生大憤，進行抵制。當時魯迅先生和許壽裳等人曾覓定另一校址為學生上課。我這時仍在女師大上課，曾參加了他們的行動，并抗議解聘。這年3月18日，執(zhí)政府衛(wèi)隊一手制造了對廣大學生的血腥屠殺，即“三一八”慘案。當時北大學生死3人，其中兩個是我的學生；女師大所死2人，也是我的學生。女師大劉和珍同學，家極貧窮，上有母，下有弟，一衰一幼，頗值同情。3月25日上午，我參加了全校師生為死難學生召開的追悼會。會上師生均異常憤慨，對執(zhí)政府制造流血事件表示抗議。會后，我曾給鄭介石（奠）寫信，發(fā)動一些教師對死難家屬募捐。當時許多人都表示支持此議。記得當時鄭介石、張怡蓀、李仲侃等均各助十元，我也捐了二十元。

1927年上半年，我仍在北大教書，并在法權討論會工作。當時北洋政府欠薪更為嚴重，有時僅能拿到月薪的十分之一二，家中生活也異常困難。是年5月，馬敘倫先生任浙江民政廳長，許寶駒來電約我去杭州。6月底，學校課程結束后，我即由海道經大連南下。7月初到杭州，和羅常培、章廷謙（川島）同住一起。馬先生初發(fā)表我為科長，因我晚到，且沒有實際行政經驗，到廳之后改任秘書。8月，馬先生辭職，令我代拆代行，負責移交。我替他到處奔走、周旋，是月底我也辭職。許多朋友勸我不辭，留在杭州，但9月我仍從海道回到北京。這時北洋軍閥合并了北京的幾個大學，北大舊人多數離校，我也再沒有回去教書。法權會也于此時改組，機構撤銷，我失業(yè)了。

1928年2月，表兄梁漱溟在廣州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任職，邀我去廣州協(xié)助他工作。我也感到在北方甚煩悶，想去南方工作。這時羅庸約我再赴杭州，那邊幾位老同學也敦促前往。我們遂于3月中南下，下旬到達杭州。這時蔣夢麟任浙江大學校長，他讓我暑假后到浙大任秘書。在假期前的幾個月，又把我推薦到浙江禁煙局當秘書，以為過渡。蔣夢麟原是我北大時的老師，此前并無深知。主要還是通過馬裕藻先生及北大幾位老同學的介紹。但是，在杭州并無適當的工作好做，于是是年5月到了廣州。是時梁漱溟任建設委員會常務，我任秘書。

建設委員會的工作本極無聊，事情亦不多，每天或草文件，或任會議記錄，開起會來大多議而不決，全系空談。加以當時官場各種關系異常復雜,而我亦不精于此道，所以決心早日離去。幸而當時羅常培、丁山等均任教于中山大學，得以每日談論學問，由于他們的鼓勵，我才開始寫作。不久，朱謙之亦來廣州，有時一起辯論問題幾至通宵達旦。記得有一次我和他就中國史料的問題展開討論。他認為：中國史料無一可信。我則認為：在未發(fā)現新史料之前，只能勉強用之。他又認為，舊史以本紀為綱，視皇帝過重。我說，這是古人無法編排年代之故。他還認為，甲骨文字可為史料。我則認為，其材料雖然豐富，但時代尚難斷定。當時兩人觀點均相持不下，爭得面紅耳赤。及今思之，還是滿有趣的，但也表現出某種幼稚。是時朱的夫人楊沒累剛剛病逝于杭州肺病療養(yǎng)院。楊是學音樂的，遺作有《沒累文存》。在廣州，我們還經常去看望黃節(jié)先生。他是我在北大時的老師，當時任廣東教育廳長。

我在廣州先后3個多月。梁漱溟所以從政的意思在于推行鄉(xiāng)村自治。但因當時派系復雜，梁的計劃未獲通過。就在這時，蔣夢麟屢電給我，約去浙江大學，我遂于8月中乘船轉道上海復至杭州。

我到浙大時，蔣夢麟已到南京作教育部長，浙大校務由秘書長劉大白負責。這時我作浙大秘書，同時還在該校文理學院任講師，并在浙江省立高中及浙江自治專修學校兼課。省高校長是林曉，專修學校負責人是馬巽，他們與我都很熟。那時在杭州還舉辦過西湖博覽會，我也參加一些會務工作。1930年2月，蔣夢麟和劉大白（當時任教育部次長）因為要在是年3月召開全國教育會議，要我去幫忙，我就到那里任秘書，主管審核公文。

這幾年我在南方工作，家眷仍居北京，只春節(jié)回家探望一次，感到很不方便。是年夏，我決定回北京工作，已接受了北大的聘書，但走不脫。這時，山東大學校長楊振聲也約我去到歷史系教書，我也無法去。直到11月，蔣夢麟到北大做校長，我遂于12月也回到北大。

我到北大仍然不能擺脫行政事務，蔣讓我在校長室當秘書。同時，我還在預科擔任國文課，一直延續(xù)了幾年。

北大當時除校長及三院院長（文、理、法）外，另設有秘書長（總務）及課業(yè)長（教務）。1933年暑假，秘書長王烈（地質系教授兼）辭職，由蔣夢麟暫兼。到了是年10月，由于不應有的過失，學校浴室倒塌，不幸壓死同學1人，重傷2人，引起了學潮。蔣夢麟大懼，急忙物色專職秘書長，以便應付。開始時他屬意法學院長周炳琳，周不就，反推薦由我繼任。蔣又征求了劉樹杞、胡適、馬裕藻、劉半農等人的意見，就這樣決定了。當時我明知困難很多：例如一上任首先碰到的是為同學開追悼會的問題，頗感棘手。其次還有許多人事上的困難：因為論資歷，自己不是留學生；論關系還有許多人與蔣的關系更密；何況還有一些校方負責人愿意擔任此職。后來經過反復協(xié)商，再加上許多人的鼓勵，我就同意了。從此我就擔任北大的秘書長，一直到1950年5月為止。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前，我一直在中文系任教。當時每天行政事務冗雜，占去了每天的大部分時間，我只好利用晚上從事備課和進行科研工作，我這時為同學開設過古地理學及?？睂W等課程。曾編輯古地理學的講義，由北大出版社印刷。為了配合?？睂W的課程實習，我只能利用晚上的零碎時間，每天校勘《世說新語》數頁，假日亦不間斷。與此同時，我還利用?？钡姆椒?，寫出了《杭世駿 <三國志補注> 與趙一清 <三國志注補> 》、《張穆 <?齋集> 稿本》等論文?！昂嘉摹毕低ㄟ^杭、趙有關《三國志》的兩書進行校勘比證，證明“趙書”所征引的文獻，多于“杭書”七八倍，而雷同者則少，從而證明趙一清是清中葉一位“捃摭益富，考訂綦詳”的學者，而不是“攘美竊名之流”的文抄公。“張文”則利用稿本中的三類文字，加以?？北茸C，證明稿本中有何秋濤、何紹基二人的批注，后之刻本與此稿本多有不同，有依“二何”之意見改正者，亦有“付刻時亦未能盡從”者。

1936年，因為歷史系蒙文通教授離校，我又到歷史系兼課，講授魏晉南北朝史。但我的志向和興趣還在清史。我出生于清末，人在北京長大，從一些親友中耳聞目睹了許多清人掌故，一直到我工作后，許多北洋政府的官職稱呼還受清代的影響。例如我初到法權討論會時，我的名義不叫助理秘書，而叫“秘書上辦事”。因此我對清史有濃厚的興趣，非常想研究清朝歷史。恰在這時，范文瀾主持北平女子文理學院，他和李季谷約我去該校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史。于是我又開始對清史進行研究。我覺得清初攝政王多爾袞是一個值得研究的人物，他是滿洲入關后的實際統(tǒng)治者，也是清朝統(tǒng)一中國的奠基人。于是我先后寫出了《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等幾篇論文，從此為我致力于清史研究，奠定了基礎。

我在這一期間還有一事可提，就是參加了1933年春天北平市各界市民為李大釗同志的安葬儀式。李大釗同志也是我在北大的老師，蔣夢麟等人也都和他同事。送殯的那天，一齊去了不少人。我們都看到了地下黨以北平市民革命各團體名義送給李大釗同志的那塊碑，碑的正上方還刻有斧頭鐮刀。當時大家感到，如果不把這塊碑妥善處理，必然會遭受國民黨當局的干預，反而會給安葬儀式造成麻煩，于是決定把這塊碑埋在地下了。

1937年春節(jié)，別人都愉快地過節(jié)，而我家卻出現了不幸。我的妻子周俽因難產病逝于北京德國醫(yī)院。她是江蘇泰州人，我6歲時父母已給我們訂了婚，但相隔太遠，從未見面。1920年我大學畢業(yè)后，她家多次催促結婚，于是在1921年9月我們在北京結了婚?；楹笏龑ξ谊P懷備至，我們倆人一直感情極好，從未吵過嘴。我自幼喪失父母，缺少天倫之樂。成家后，添人進口，經濟雖時有拮據，但卻感到了家庭的歡樂。她長我2歲，逝世時也不及40歲。家中遺下了5個兒女，長女不過13歲，幼子年僅3歲，因此她的去世，給我精神上極大的打擊。我痛苦萬分，但又無處傾訴，有2個時期，我甚至經常念經以悼死者，藉以消除心中的煩悶。在此之后，有人也曾多次勸我續(xù)娶，但我見到一些友人重建家庭后帶來的矛盾和不安，我私自下定決心，一定要以學業(yè)為重，決不以家事干擾自己的事業(yè)。從此以后，我就一直未再產生結婚的念頭。

1937年夏，我任中文系教授。

是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這時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長胡適等人全不在北平。此后不久，學校其它負責人亦紛紛南下，于是北大的事情全由我來負責。那時北京各大學負責人每天都在北大開會，研究如何應付新的情況；北大幾位老教授如孟森、馬裕藻等人，天天來一起商議對策。當時北平在日寇包圍下，情勢危急，而留校的學生都是經濟極困難的。一位姓劉的同學和我商議，在校中學生款內每人發(fā)給20元，使之離校。所以到7月28日北平淪陷時，北大校內已無學生。但是蔣夢麟離開北大后久無來信，對學校如何處理，大家都不知道，只得臨時應付。當時許多人為我的安全憂慮。是年8月9日為我的38歲生日，姑父董季友先生來家看我。我正在學校各處奔忙。他在我的案頭寫上“鴻冥”二字，促我遠走。未過幾天，表姐夫力舒東大夫傳聞日本人要逮捕我，急忙雇輛汽車強拉我到他的尚志醫(yī)院（在西長安街）三樓病房躲避。我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又背著他回到家中。結果因為一夜未返，倒使另外許多人為我擔驚。8月某日，日本憲兵搜查北大辦公室，發(fā)現了抗日宣傳品。他們問是誰的辦公室？我說是我的。他們似乎不大信，因為當時各處的負責人早已逃散一空。這月月底華北漢奸維持會派人接收北大，從此我就不再到校，而有事同人還來家找找。當時國民黨政府對北大的善后如何安排，沒有正式通知。在私人信中和從清華得來的消息，才知道學校決定遷往長沙，改為臨時大學。于是大家想走，又無路費，同時我還需要把一些遺留的事全部妥善處理完畢。這時胡適忽然從九江來信給我和羅常培、魏建功等人，勸我們留在北京讀書，大家有些猶豫。但是我感到這么大的學校，同人的生活實在無從設法維持。10月，學校派教務長樊際昌北上接各教授南下。而他又停在天津不敢到北平，又未帶經費。同人十分懷疑，謠言很多，怕我也溜走，置同人經濟困窘情形于不顧。我于是托心理系教授陳雪屏到天津和樊（二人同在一系）見面，催長沙迅速匯款。十月底款到，分送同人，陸續(xù)南下。11月17日，我離別了5個幼兒，只身和羅常培、魏建功、羅庸等同車赴津，次日又有幾人走，就是北大的最后一批了。臨走前，我2次到協(xié)和醫(yī)院看望了史學系孟心史（森）先生，他當時已患胃癌，生命垂危，但他見到我，尚以病榻日記相示。日記中無時不以國事為念，并以詩諷刺鄭孝胥。臨別時尚執(zhí)手殷殷，潸然淚下。我往日所作清史論文，頗得先生獎飾，已感不安。今見先生如此如此，我亦深受感動，為之動容。2月后，孟先生即遽歸道山。我還到輔仁大學向陳垣先生辭行，他在辦公室見到我，并親自將我送出至校門口，長揖惜別。此外還向余嘉錫先生處辭行。

我到天津住六國飯店，這里是南下的交通站。當天下午錢稻蓀從北京趕來，勸我不要走，說一走北大就要垮，要為北大著想。我正詞拒絕，并辯論了很久。錢是北大日文系教授，與日本關系密切，后來當了偽北大校長。

過了幾天，我們搭“湖北”輪南下，同行的有羅常培、羅庸、魏建功、邱椿、陳雪屏、趙迺摶、周作人、王烈等教授。經過青島，我們本想由膠濟線轉隴海到平漢路，及至下船訪問山東大學，方知膠濟線已斷，只好乘船一直到香港上岸。到香港，因粵漢路敵機轟炸，于是坐船到梧州，取道貴縣、柳州轉桂林，由公路入湘。12月14日，好容易經衡陽到了長沙,才知道南京淪陷，學校又準備遷移。不久我弟弟鄭少丹也由南京逃難經蕪湖來長沙。他的衣物行李在途中已付之一炬，狼狽不堪。次日他來辭行，兩人欷歔而別，未想到竟成永訣。

長沙臨時大學系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借湖南圣經學院上課，位在長沙韭菜園。圣經學院校舍寬大，每逢飯后可在庭園中散步5圈，每圈500步。

我在長沙時，已改任歷史系教授，講隋唐五代史。當時長沙已遭轟炸，學校乃決定遷往昆明。在長沙時，我行政事不多，得以安心讀書授課。但蔣夢麟仍然不時促我兼管行政，我都盡力設法避開。2月中，學校師生決定遷滇，我乃與周炳琳、趙迺摶、章廷謙、張佛泉、周作人、勞干等人，于15日乘車出發(fā)，經衡陽、桂林、龍州，出睦南關到越南諒山、河內，然后乘滇越路車于3月1日到達昆明。其它兩部分人以及由黃子堅、聞一多等人組成的師生步行團，亦先后陸續(xù)而至。師生步行團的精神最值稱贊。他們一行，經貴州凡行3500余里，時60多天始勝利到達昆明。這是西南聯(lián)大師生團結的開端，同時也是一次很好的鍛煉。

到昆明后，學校改稱西南聯(lián)合大學。因昆明校舍尚未建造，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各派2人到蒙自籌設分校，清華派了王明之，南開派了楊石先，北大派了我?；I備完備，我就留在蒙自，專在史學系教課。同時在蒙自還有北大辦事處，也由我負責。當時聯(lián)大文法學院已決定暫設在蒙自，理工學院設在昆明。

蒙自是滇南一個重要縣城。自滇越路經碧色寨而不經蒙自后遂日漸衰落。原法國在這里設立之領事館及歌臚士洋行亦已遷出。我們大隊師生來到蒙自，轟動了整個縣城，該地商人遂乘機提價。原來在長沙時，學生包飯每月僅5元5角，且午餐、晚餐可3葷2素。及至蒙自，商人卻將學生包伙提至每月9元，教師包伙每月12元。而是時云南本地各局之三等辦事員，月薪不過12元（滇幣120元），是教職員一月之伙食費已與該職員1月所入相等。這不僅增加師生負擔，也覺得愧對當地父老，于是協(xié)議未洽。至于以后，則是另外一種情況了。

我在蒙自分校半年，除了講授隋唐五代史外，還注意到對西南邊疆史地的研究。我曾注意南詔史，曾擬草南詔疆域方面的論文，未能實現。后來又注意西藏的問題，先后寫出《發(fā)羌之地望與對音》、《〈隋書·西域傳〉附國之地望與對音》、《〈隋書·西域傳〉薄緣夷之地望與對音》、《歷史上的入滇通道》等一組文章。其中《發(fā)羌》一文，系我在讀《新唐書·吐蕃傳》中，發(fā)現發(fā)羌很可能即是西藏土名Bod之對音，于是用唐代有關史籍，以地理證發(fā)羌之地望，以古音證發(fā)字與Bod可相對，從而得到發(fā)羌即Bod對音之結論。我寫完此文后，曾向陳寅恪、羅常培、魏建功、邵循正諸人請教。他們除對我鼓勵外，陳先生曾為之訂正梵文對音及佛經名稱；羅曾就音韻學方面提供了有關證明；邵又據伊蘭語為之補充譯文，他們的幫助，使我非常高興。當時蒙自雖地處西南一隅，比較偏避，但有這些師友聚集一堂，每日數見，大家一起對學術問題時有磋商，這對遠離家鄉(xiāng)的我來說，真是一種極大的安慰和鼓勵。

在蒙自時，史學系師生還召開過幾次會議，紀念孟森教授。我曾寫《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一文，發(fā)表在北大史學系主辦的《治史雜志》第2期中，以對已故著名明清史學家孟老的緬懷。

在蒙自我在報中看到表兄張耀曾病逝的消息。他那些年一直在上海當律師，身體很好。這次突患傷寒，為庸醫(yī)所誤。臨終前尚關心漢口情況，詢問戰(zhàn)情。后來我收到電報，曾到上海吊唁及處理喪事，及時2月而未能回家省視。

是年9月，蒙自分校的師生又遷回昆明。這時西南聯(lián)大已正式成立。學校沒有校長，由三校校長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任常委，采取常委共同負責制。但張伯苓一直留在重慶；蔣夢麟亦不常在校，對一些事也不大管；學校一般事情多由梅貽琦處理，是沒有名義的常務校長。

1939年5月底，北大決定恢復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主持。傅原是北大國文系1919年畢業(yè)生，與羅常培同班。留德回國后曾在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長、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這時史語所亦在昆明，所以與北大形同一家。第2年史語所遷往四川李莊，傅也離昆至渝。傅事情很多，難以全面兼顧。他拉我作副所長，協(xié)助工作。我覺得自己無論從學識、年齡及資歷上都差之甚遠，沒有同意。后來許多同事也來敦促并加以鼓勵，我才勉為其難。6月中，北大正式通過設立文科研究所。所中分設宋史工作室及明清史工作室，分別由姚從吾及我負責。是年暑假正式招生。以后又陸續(xù)招過幾次。

北大文科研究所設在昆明北郊龍泉鎮(zhèn)（俗稱龍頭村）外寶臺山響應寺，距城20余里?？歼x全國各大學畢業(yè)生入學，由所按月發(fā)給助學金，在所寄宿用膳，可以節(jié)省日常生活自己照顧之勞。所中借用歷史語言研究所和清華圖書館圖書，益以各導師自藏，公開陳列架上，可以任意取讀。研究科目分哲學、史學、文學、語言四部分，可以就意之所近，深入探研，無所限制。

研究生各有專師，可以互相啟沃。王明、任繼愈、魏明經從湯用彤教授；閻文儒從向達教授；王永興、汪篯從陳寅恪教授（我亦在其中）；李埏、楊志玖、程溯洛從姚從吾教授；王玉哲、王達津、殷煥先從唐蘭教授；王利器、王叔珉、李孝定從傅斯年教授；陰法魯、逯欽立、董庶從羅庸教授；馬學良、劉念和、周法高、高華年從羅常培教授。其后，史語所遷四川李莊，也有幾位（任繼愈、馬學良、劉念和、李孝定）相隨，就學于李方桂、丁聲樹、董作賓諸教授。

寶臺山外各村鎮(zhèn)，有不少聯(lián)大教授寄寓，研究生還可以隨時請益。清華文科研究所在司家營，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在落索坡，都相距不遠，切磋有人。附近還有金殿、黑龍?zhí)吨T名勝，可以游賞。每當敵機盤旋，轟炸頻作，山中的讀書作業(yè)，從未間斷。這里確實是個安靜治學的好地方。英國學者李約瑟、休士到昆明，都曾在所下榻。

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一個愛國分子，不能身赴前線或參加革命，只有積極從事科學研究，堅持謹嚴創(chuàng)造的精神，自學不倦，以期有所貢獻于祖國。寶臺山的研究生（或稱寶臺山士）就是這樣的。

傅斯年除主持文科研究所外，還對研究明史有興趣。我當時正為同學講授明清史，涉及明史有關問題亦多。是年夏，在一次閑談中，傅說要纂輯《明編年》及《明通典》，我說想別撰《明會要》，而毛子水教授勸我編輯《續(xù)資治通鑒》續(xù)集。過了幾天，傅又來找我，勸我一起搞個東西不叫《明通典》和《明會要》，而叫《明書》。遂共同擬24目。后來傅斯年又將二十四目增為三十目。即歷法志、皇統(tǒng)志、祖訓志、地理志、京邑志、土司邊塞志、氏族志、禮樂民風志、學校選舉志、職官志、刑法志、兵衛(wèi)志、財賦志、河渠志、商工志、儒學志、文苑志、典籍志、書畫志、器用志、宦官志、黨社志、釋道志、朝鮮安南志（琉球附）、韃靼西域志、烏斯藏志（喇嘛教附）、倭寇志、南洋·西洋志、遠西志、建州志。他并留信給我：“前所談明書三十志，茲更擬其目，便中擬與兄商榷其進行之序。果此書成，益以編年，《明史》可不必重修矣。弟有心無力，公其勉之”。次日我們就擬定分工。其中歷法志，此中有二綱：1.明人如何承用元人歷法（尤其是回回歷）？2.崇禎新歷。其二是皇統(tǒng)志，此中應論歷世之繼承，而以宗室表附上。至于祖訓志，此中應載太祖寶訓而申述其義，實關系有明一代之開國規(guī)模。在京邑志中，以南京、舊北京、中京、京師為敘述內容，包括宮闈、衙市。氏族志中應仿宰相世表，但此志較難作，因明代不尚門第。在職官志中，則尤應注重其實質之變遷，《明史》原式不可用。商工志則難作，且無人作，只能暫闕。典籍志情況亦同。黨社志重點放于晚明、南明，應加詳敘述。釋道志擬由湯用彤擔任，南洋西洋則由陳受頤主之。其它各志則由兩人分任。我當時很以書名與傅維鱗所著《明書》相同而以改為《明志》為好，但傅斯年以為并不相礙。此書原擬5年完成，后來因為戰(zhàn)爭緊迫，事務冗雜，傅又遷往重慶，計劃因之擱淺。

是年8月，我整40周歲。深感30年來百無一成，徒賴師友獎掖致僣清位，遂作詩一首以為留念。詩曰：

“讀書學劍兩無成，浪得浮生才士名；

四十已來應不惑，好從中道覓中行。”

1940年初，西南聯(lián)大總務長沈履去川大離校，清華梅貽琦、沈履諸人推薦由我繼任，讓湯用彤來探詢我意。我表示行政事務絕不就，還是專心教書，致力研究明清史，湯亦以為然。羅常培也勸我不就，并說：“君欲為事務專家乎？為明清史專家乎？”更堅定了我的決心。但聯(lián)大常委會議已通過，聘書已送來。梅多次找我，我盡力躲避。校方領導黃子堅、查良釗、馮友蘭、楊振聲諸人也來勸駕，且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句。我雖多次上書，說明不就任的原因，“并非謙讓，亦非規(guī)避，更非鳴高，誠以學殖日荒，思自補益”,希望以后專事學問。事情雖經往返周旋多次，仍然無效，北大領導又以照顧三校關系為言，于是在是年2月，遂應允就職。

1940年暑假后，因中日戰(zhàn)爭緊張，聯(lián)大曾在四川敘永設立分校，由楊振聲前往負責。次年5月，梅貽琦約我和羅常培到敘永視察，并決定分校取消。我們三人曾在四川呆了2個多月，先后到了重慶、瀘州、敘永、李莊、嘉定、峨嵋、成都等處，飽嘗了戰(zhàn)時“蜀道難”的滋味。后來羅常培專門寫了《蜀道難》一書，就是敘述這次到四川參觀的情形。此行參觀了武漢大學、四川大學及華西、齊魯、金陵大學，會到了許多同行。

我在1939年后，在聯(lián)大即講授明清史及清史研究、中國目錄學史等課程。當時年青的學生激于愛國熱情，都要更多地了解中國的近世史，尤其囑目于明清時期，故每次選修該課的多達一百數十人，情況前所未見。清代的滿洲發(fā)祥于我國的東北，而這時東北早已淪陷，且建立偽滿洲國。為了針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三省而制造的“滿洲獨立論”等謬說，我在這一時期先后寫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1943）、《滿洲入關前后幾種禮俗的變遷》（1942）等論文，用許多歷史事實，證明清代皇室包含了滿、蒙、漢三族的血統(tǒng)，早在入關前就和關內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我在《血系》文中一開始即寫道：“近世強以滿洲為地名，以統(tǒng)關外三省，更以之國名，于史無據，最為謬妄。滿洲出于建州左衛(wèi)，為女真支裔，即唐之靺褐，周之肅慎，乃中華歷史上宗族之一，清朝入關后散居中原，更不可以一省一地限之也”。至于入關后滿、漢兩族的文化互相調融，相互影響，更使兩族人民間的關系日益密切，這決非政令強制所能造成的。此后我又寫出一些清史方面的論文，合為一集，名《清史探微》，于1946年初在重慶出版。

抗戰(zhàn)中期后的昆明，日機時常轟炸，幾乎天天要跑警報。加以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教授中大多入不敷出，更不必說職員和學生了。那時聞一多和我們這些人，曾聯(lián)名出示告白以賣字、刻印取酬，以補助生活費之不足。1943年夏，我的長女鄭雯由北平遠道來昆明念大學，走到洛陽被困。我于是向獨立出版社盧逮曾借了一些錢，寄她以佐路費?！肚迨诽轿ⅰ芬粫某霭?，也是為了償還這筆欠債。我在書中的敘目中，談到了抗日期間在昆明的情況。其中道：“右近年讀史所作雜文12篇，次為一集以求正于當世。天挺早失怙恃，未傳家學，粗涉秘籍，遠慚博貫。比歲僻居無書，蓄疑難證，更不敢以言述作。獨念南來以還，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間恒在警報迭作、晨昏野立之頃，其文無足存，而其時或足記也。通雅君子原其‘率爾操觚’之妄，有以匡其違誤，斯厚幸矣?！边@是我在昆明8年的真實情況，別的人也和我差不多。遺憾的是，此書出版不久，即1946年7月12日，我的長女在上完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3年后，于北上復校中因飛機失事死于濟南，時年23歲。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zhàn)爭勝利，這給西南聯(lián)大的師生帶來了希望，昆明街頭的市民到處游行歡呼，鞭炮齊鳴。像我這樣遠離家庭8年只身來昆明的人，其內心之喜悅，更不待言。正在這時，北大人事上發(fā)生了一些變化。

原來北大校長蔣夢麟在這年四五月份曾到美國考察教育，北大教授們曾希望他能到美國有所洽商，物色新教授，以為勝利復員中的北大建設有所裨益。不料他這時卻被國民黨行政院長宋子文找去作行政院秘書長，并于6月就職。此事他事前并未能與同人商量，事后又不來信與教授們解釋，而且自美回國經過昆明也未下機而徑飛重慶，因而引起北大一些人的不滿。法學院長周炳琳對此事尤為憤慨，感情異常激動，溢于言表。當時一些教授主張，既然作官就不能兼任大學校長，而應由在美國的胡適繼任北大校長。但胡適一時也不可能回國，因此必須有1個代理校長。9月初，當時的教育部發(fā)表胡適為北大校長，傅斯年為代理校長。就在這時，學校派我北上去籌備復員。教育部還組織了一個平津區(qū)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由沈兼士領導，約我也參加。原來這個委員會都是各校的代表，每校一人，后來又加入一些我不認識的人。當時清華參加的是鄧以蟄，北大是我。那時交通工具異常緊張，我9月初到重慶，等候飛機就呆了1個月，只好先到南京。10月份又在南京候機，到處托人，終于在11月3日到達北平。這距我離開昆明已整整2個月了。

回到北平，知道我弟弟鄭少丹已于是年春天病逝，我感到萬分悲痛。他和我自幼一起寄居在親戚家中。抗戰(zhàn)中他為了照顧我的兒女，雖年已40有余，卻始終未結婚。及至兒女均已長成，勝利在望，沒想到他卻先我而去。

我到北平后，情況與我們在昆明的想象不同。這時北京各大學正在上課，不能接收。而教育部又派陳雪屏為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主任，故學校先由補習班接管，原校中人員亦大多未動。

敵偽時期亦成立個北京大學及北京師范大學。北大校長是錢稻蓀，文學院長是周作人，下分文、理、法、農、工、醫(yī)六院。其中醫(yī)學院設備最好，教授陣容整齊。于是補習班即以這個學校的理、文、法、農、工、醫(yī)為第一至第六分班，第七分班是師大，第八分班是藝專。陳自兼第一分班主任，第二分班是邱椿，由我先代理。第三分班是張佛泉，第六分班是馬文昭，第八分班是鄧以蟄。這時補習班的總務長趙迺摶尚未北上，也暫由我兼。

1946年1月后，北大積極籌備復校，又加派曾昭掄、楊振聲、鄭華熾、俞大紱來平工作。不久趙迺摶、邱椿均先后來，我乃專在北大辦事處，負責復校。

這年春，當時在平的一些文教界知名人士，曾上書國民黨政府，為文化漢奸周作人緩頰。有人也讓我簽名，我未同意。我在北大上學時，周是我的老師，以后周又任北大日文系教授，與我亦時有聯(lián)系。在周任敵偽北大文學院長時，也確實為該校圖書館弄來不少善本珍籍。但我覺得，教授應當有起碼的民族氣節(jié)，周曾任偽教育總署督辦，這是不能原諒的。事后聞知，陳垣老亦未簽名。

這年夏天，昆明的北大師生陸續(xù)北上，胡適也回到北京就校長職。未幾天，我拿著一本《清史探微》求他指正，并說：“我仍希望搞學問”，向他辭職。他未接書，而說：“書我已看過”，意即不準我辭，于是我仍然兼學校秘書長。這年冬天，史學系主任姚從吾到開封去做河南大學校長，我又代理史學系主任。名義上的系主任陳受頤，一直在美國未回。

這些年，我行政事務冗雜。當時國民黨政權瀕于垮臺，經濟崩潰，物價一日數變，每天找我簽名向金城、大陸銀行借款的人絡繹不絕，我的研究工作幾乎完全停頓。但課還是要教的，我仍授明清史、清史研究、清代史料、歷史研究法等課。

1948年12月中旬，我人民解放軍已包圍平津，國民黨軍隊囿于城內一隅。12月14日中午，胡適給我電話，有事讓我去。到了東廠胡同，知他要走。他的汽車去接陳寅恪。我們看到他異常匆忙在收拾行裝。大家一齊送他到中南海（當時傅作義司令部設此）。不料因飛機未洽好，天色已晚，未能成行。胡適異常焦躁地說：“今天走不成，我就不走了?！钡?天，他還是走了。

他臨行前在案頭放著兩個條子，一是學校校務由湯用彤代理，湯未同意。另一條子，是托湯用彤、周炳琳和我維持北大校務。湯當時也說：“還是人多一些好?！苯又鴩顸h派飛機接北平教育界文化界的人南下，名單是傅斯年開的，理工醫(yī)的較多，文科極少。均由傅斯年出面寫信和電報催促，并托清華校長梅貽琦、師大校長袁敦禮和我代為接洽。梅、袁兩人天天來北大，并在我的辦公室放一個本，愿走者自由簽名。前后來過兩次飛機，走的人極少，只有梅貽琦、袁同禮、毛準、錢思亮、劉崇鉉等人和一些眷屬。

這時，傅作義經常派人在御河橋召集各高校代表開會，北大多由周炳琳和我參加。

12月17日是北大50周年校慶，學校仍舉行了紀念會。過了幾天，學生自治會以全體學生名義送給我一面錦旗，題了“北大舵手”4個字，我非常高興，受到鼓舞。這時華北城工部發(fā)給各機關人員文告，讓大家好好保護人民財產，北大在全校師生保護下，也未受到損失。同時，石家莊的北大同學也給我寫信，鼓勵我看好北大的家。

1949年1月，鄧寶珊托大公報徐盈約北大教授座談北平局勢，湯用彤、周炳琳、楊振聲和我4人均參加。大家都說必須保全北平，以民意為依歸（意即和平解放），鄧亦表示了相同的意見。過了幾天，傅作義又約了更多的人在中南海座談，大家表示都差不多。這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當天下午，傅作義召集各大學及其它機關負責人宣布此事，并說第2天早晨有飛機飛往南京，愿走的仍可以走。我當然不走。

2月，解放軍入城，軍管會召集各校代表開會，北大由湯用彤和我參加。5月，文管會接管北大，成立校委會，任命我為委員兼秘書長，并指定為常務委員會書記。仍兼史學系主任。

1949年，我整整50周歲。這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我參加了國慶大典，內心非常喜悅?；仡櫸疫@50年，東奔西跑，忙于生活，沒有認真讀書。現在對我來說，要學的、應當學的太多了。我有了如今天這樣安定潛研的讀書環(huán)境，這遠遠不是當年所能想象比擬的。因此我要充分利用這一好時機，認真學習，為新中國發(fā)展，作出一定的貢獻。解放以后，我一直講授元明清史及中國近代史。當時已成立教研組，我是中國史教研組負責人。中國通史由先秦到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共分四段：張政烺教第一段，即先秦；余遜教第二段，即秦漢、魏晉南北朝；鄧廣銘教第三段，即隋唐五代、宋遼金；我教第四段。我教中國近代史，聽課的人很多，當時剛成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一些中青年都來旁聽。是時清華的邵循正也在北大兼課，他曾提出兩人合作教這門課，我講內政，他講外交。這個倡議極好，可惜由于我很快即到天津，未能實現。

1950年5月，我辭去秘書長工作。當時學校常委會曾表彰我作十八年行政工作的成績，我也表示今后要為母校的教學和科研工作繼續(xù)貢獻力量。那時我除任史學系主任外，還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負責。北大存有明清檔案甚多，歷年都在陸續(xù)整理。當時所長羅常培對工作要求很嚴格，鼓勵整理后公開出版。由于這時我們正好舉辦了一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的小型展覽，由孫鉞、于石生、張懷禮、藍文卿主持。通過這次展覽，外界反映很好，使我們對整理檔案有了信心。我們工作集中在下列幾項：

一、已清繕的明題行稿，分類整理印行,未抄齊的補抄。

二、整理題本的摘由，凡不明確、不詳細的加以補充，并盡可能的指出每件內容的特點。

三、過去整理題本，全按內容分類，有許多混淆不清，現在改按機關的職掌從新分類。

四、系統(tǒng)地整理、研究本所所藏黃冊——報銷冊及其他檔案。

當時研究所內還設有民國史料整理室，由金毓黼負責。我們分頭輯錄了許多史料，有10種之多，但后來公開印行的僅有《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宋景詩起義史料》、《太平天國史料》等數種。

1951年，我先后兩次參加土改運動。一次是這年2月，教育部門組織的中南區(qū)土改參觀團，由我任團長，清華政治系主任曾炳鈞任副團長，團員有楊人權、張維、柴德賡、胡庶華等人。這次我們僅到了長沙、衡山等地，歷時1月余。由于大家都有教學工作，即匆匆而返。另一次是這年10月底，我率領史學系三、四年級同學一齊到江西泰和縣參加土改，歷時3個月，我就因三、五反運動被召回。我自幼生長城市，未接觸過農村。這兩次活動，盡管時間并不長，而且未深入基層，但思想上收獲還是很大的。

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我奉調來南開大學，任歷史系教授，中國史教研組主任、系主任。這決定在我思想上頗有波動。第一，我50多年基本在北京生活，熱愛北京；第二，我中年喪偶，一直和子女一起生活，而他們也都在北京，到天津后我必然又如在昆明一樣，過孤單的生活。第三，我多年從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學，北大及北京其它各單位的清史資料浩如煙海，絕非其它地方所及。但是經過鄭重考慮后，我決定不考慮個人的生活及其它方面的變化，愉快地只身來津任教。我知道如果當時我提出任何要求，會引起許多不同反應的。

來南開后正值教學改革高潮。當時一切均無經驗，一切需從頭搞起。甚至教研室內教師講課，都要先試講，然后互提意見，往返多次；而教研組主任則凡逢教師上課，都必須親自聽課，不時指導。因此，這一時期我除了忙于行政性的開會、談話外，精力大多用于教學方面。我在南開為同學講過隋唐史、明清史、明史專題、清史專題、史料學等課程。我在教學過程中，盡量向同學進行愛國主義教育。1953年，我根據古代史籍中有關石油的記載，認為說中國沒有石油是無根據的，為我國發(fā)展石油工業(yè)，提出一些膚淺的歷史根據。其它涉及與鄰國的爭端，我也結合史實加以講述。

1962年3月初，我和楊生茂參加了教育部的文科教材工作。關于教材問題，1953年9月的綜合大學會議、1954年7月的文史教學研究座談會、1956年6月的教材會議都有過不少討論，這些會我都參加了?，F在教育部下決心，決定要大搞。當時歷史組組長系北大歷史系翦伯贊，副組長是尹達、周一良和我，秘書是田玨。會議決定由翦和我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由我主編《史學名著選讀》，并告我要在北京集中。于是我從1961年夏常川在京，直到1963年夏，工作基本完成。在這段時間，《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印行6冊，《史學名著選讀》印行5冊，其它亦接近完成。

我在北京編選教材期間，與其它院校史學家一起，共同工作，關系極為融洽；經常促膝談心，交換看法，其中往返探研學術的信札很多。這部分信札，大部分都在“文革”中散失了。與此同時，我還不斷到北京各高校歷史系講課或作報告，其中以去北大最多。當時歷史系學生看書很少，尤其對原始史料接觸更少。因此我到處強調要認真讀書，要做到“博、精、深”3字，即“博覽勤聞”，“多聞闕疑”。同時我還強調要精讀一本書。我覺得“精讀要一字不貴，即一個字，一個名詞，一個人名、地名，一件事的原委都清楚精讀是細讀，從頭到尾地讀，反復地讀，要詳細作札記；精讀一書不是只讀書，是同一時間只精讀一本，精了一書再精一書；精讀可以先讀書的某一部分；精讀的書可以一人一種?！薄熬x與必讀還有不同，精讀的書不一定人人必讀，如有人可以專讀《山海經》，但《山海經》不一定人人必讀；必讀的書可以精讀而不一定人人精讀，如《通鑒》?！?962年，我還到中央黨校講授過清史。因為該校學員與大學要求不同，我只能簡明扼要地介紹清朝入關后到鴉片戰(zhàn)爭前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情況。后來我根據記錄稿加以整理，以《清史簡述》為名，于198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1963年3月，我擔任南開大學副校長。這年9月，我又到中華書局參加《明史》標點工作。由于事實上我一直未在學校，所以我就在1964年夏天辭去歷史系主任。校中的工作我也未過問。這種情況，一直到1966年6月我回校均如此。

1978年，我雖已年近80，但心情舒暢，身體健康，尚能從事教學及科研工作。這年夏天，我又開始招收明清史研究生。回憶起40年前在昆明，我雖主持北大文科研究所，但卻未招過明清史研究生。來南開后，雖也招過幾次研究生，但并不經常。這次公開招生，通過全面測驗，考生質量也有所提高。而我也非常高興，決定在我有生之年，再為國家培養(yǎng)出更多的有用人才。這年以后，我連續(xù)招了3年研究生，并為他們開設《清史概論》、《清代制度》、《明清史研究》等課程。這些課，有的每周一次，每次兩小時，也有時多增加一次。

1979年9月，我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在南開主辦明清史進修班，主編《明清史資料》作為教材。這個進修班人數不多，來自全國高校。他們除了聽各種課程外，還組織到沈陽、承德、西陵等地參觀。西陵過去我沒去過，這次和他們一齊去，感到很高興。

這一年，我還應中華書局之約，把我多年的一些論文，匯為一集出版，名日《探微集》。該書是以《清史探微》為基礎，加上其它有關清史著述，合計43篇。其中僅《清入關前滿族的社會性質續(xù)探》一篇，是那一年夏天所寫，這是繼1962年所寫《清入關前滿洲族的社會性質》一文，在理論上及史實上的補充。當我看到書的篇目后，深感自己學識之不足。我在書的后記說:“五十歲全國解放，才能安心學習，但要從新學起的東西太多。今天的成果，只這樣一點，真是慚愧之至”。該書于1980年出版。

這一年我還擔任了中國歷史大辭典的總編工作，這項工作是極有興趣的。本來我在解放前就有意編纂一部中國歷史辭典，但當時條件不足，難以實現。1958年，我在南開歷史系又提出過建議，并得到了熱烈響應。但隨著情況的變化，工作搞了一部分就擱置了。去年，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的領導又倡議此事，我遂積極支持。這年11月，召開第1次編輯工作會議，與會人都興致勃勃，認為只要史學界同人團結一致，通力合作，這項巨大的工作是可以如期完成的。后來在太原（80年8月）及上海（81年5月）的編輯會議，我也都參加了。我深知自己年邁體衰，力不從心，但還愿意為這項工作出把力。

1980年3月，中國史學會恢復活動，并在北京召開代表大會，選舉領導機構。我被選為常務理事、主席團成員。次年5月，接任主席團執(zhí)行主席。

這年夏天，學校委托我主辦明清史國際討論會。應邀參加會議的有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瑞士、聯(lián)邦德國、民主德國、香港等八個國家、地區(qū)及國內的代表共100多人，提交大會的論文70余篇。會議一共開了4天。我在會上以《清代的幕府》為題，作了扼要的發(fā)言。內容就幕府的來源、地位、政治作用及發(fā)展狀況，都作了說明。這個題目是我多年感興趣的問題之一。記得1930年時，我和劉大白同在浙江大學及教育部任職。劉是浙江紹興人，是出“師爺”的地方。他經常說起清末幕府的情況，說得津津有味。不久我回北平，他也很快病逝。這次會議開后，我讓年青同志將論文匯為一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這年10月，我以81歲高齡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入黨是我的夙愿，我引以光榮。

1981年夏天，我參加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會議，我是歷史組的主持人。在會上評議出全國第1批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學者，希望他們盡快招生。

我在1979年10月，又被重新任命為南開大學副校長。當時我年已80，深感力不從心，因此多次請求辭退這一職務。1981年10月，教育部同意我的請求，免去副校長職務，改任顧問。這時，南開大學曾為楊石先校長和我舉辦了執(zhí)教業(yè)跡慶祝大會，并請教育部領導及西南聯(lián)大、南開校友參加。我深深為這次大會對我的鼓勵所感動，決心“身處第二線，心懷第一線”，把南開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搞得更好。當時校中正醞釀設立明清史研究中心，我和年青人一起起草計劃，力促這一工作早日實現。

回顧我80年來所走的道路，真是感慨備至。我一生熱愛教育事業(yè)，希望為祖國的富強作出些貢獻。今天我雖為祖國的教育盡了自己一點微薄的力量，而國家和人民卻給我熱情的贊譽，我實在受之有愧。今后我只有以我的有生之年，和大家一起，為祖國的教育事業(yè)和四化建設貢獻出力量。（完）

原載馮爾康、鄭克晟編：《鄭天挺學記》，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