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挺：漫談治史

中國的歷史很長，地域廣袤，社會發展的狀況也不盡相同，經常有新的東西出現。因此，研究和學習歷史，一定要有重點，靠一個人的力量要兼顧各方面是不可能的，必致掛一漏萬。

歷史研究和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的研究一樣，也有一個科學方法問題，要從自然科學的研究中找出可以用之于社會科學的規律。過去，愛因斯坦曾告訴他的學生三句話：一、因果律不能顛倒；二、時間不能倒過去；三、將來不能影響到現在。凡是搞科學研究的人都要牢牢掌握這三點。我想學歷史也是這樣：

一、因果關系不能顛倒；

二、時間先后不能錯亂；

三、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不能用后來的發展附會當時。

在技術科學中，某些方法，在歷史研究中也適用。如在技術改革和研究中，每討論一個問題，都要從對你的整個事業有無作用著眼，然后把問題分成若干小的單元，再從三方面加以研究；一、這個選題是否必要，能否取消它?二、能否和別的題目合并?三、能否以別的東西取代它?研究歷史，這個方法也適用。如研究明末農起義時的“滎陽大會”,這就要先看如果不搞它行不行?如果行就不必搞了；如果不行，那就要再看能不能和別的題目合并起來搞?如果認為也不行，那么再看能否用其他更寬的題目或更細的題目取代它，從而就可以證明“滎陽大會”對明末農民起義的發展是個關鍵。應當廣泛聯系，從各個方面都來比較一下，然后決定是否研究這個問題和怎樣研究。研究歷史，要多問幾個為什么。問得越多，解決問題越徹底。應當一個問題扣一個問題地追下去，找到問題的根本性原因和規律。

我建議同志們研究問題應做到深、廣、新、嚴、通五個字。

深：包括事實，多問幾個為什么,深入追下去。

廣：要求詳細占有材料，還要廣泛聯系。

新：要求不斷提出新資料、新問題、新見解，核實新資料，解決新問題，證明新見解。

嚴：要嚴格，不虛構，不附會，要事事有來歷，處處有交代，要說清楚，不回避問題。

通：找出規律，前后一貫。

要詳細占有材料，擴大眼界，廣泛聯系。研究問題不能光靠別人已整理過的間接材料，主要是掌握直接材料，特別是新材料。考古發現、檔案材料等就是直接材料。民間傳說也是材料來源之一，但要考證是否確實。只有詳細地占有材料，才能有所突破，弄清問題。擴大眼界，就是不僅收集材料時要注意各方面的來源，也要注意別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外國人的研究成果。過去我們知道日本人很注意中國歷史，近幾年通過同美國的交往，才知道美國人對研究中國歷史也很重視。我們也要注意他們的研究成果，并注意他們的研究方法。廣泛聯系，就是在研究問題時，要對有關的材料，有關的方法，其它學科與此問題有關的研究成果等，多方面地聯系起來加以考察。比如清代的人口問題，乾隆時的人口比康熙時多了10倍，時間才過了80年。有的人認為在80年間人口增加這么多是不可能的。有的經濟學家從當時的生產水平考察，認為當時的糧食產量養活不了增長這么多的人口。但也有人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他們只看到了當時水稻和小麥的產量，而沒有看到自明朝以來，中國從國外引進了許多雜糧品種，不是光靠吃米和面。咸豐、道光時有許多記載，說明當時吃雜糧的占人口的多數，吃米面的是少數。雖然當時糧食還不太充足，還有挨餓的，但還是渡過了人口膨脹的大關。

既然要詳細占有資料，這就需要讀書。陶淵明有幾句詩：“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圣賢留余跡，事事在中都(長安)。”前兩句說明書的重要；下兩句是說實際考察的重要，這和我們今天的要求相差不遠。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不是不主張讀書，而是說要對書中說的進行分析，要比證，要思考，不要盲從，孤證要存疑。

讀書時要勤查、勤翻，首先是字書，所謂讀書必先識字。過去讀書時離不開《說文》和《廣韻》,整天自己翻，往覆查閱，查后不懂再找別的書。今天方便多了。有字典，有辭典，有年表，要勤查勤問，問題就逐步解決了。現行字典查不到，可查《康熙字典》和《經籍纂詁》。

歷史書早出者接近真實，價值高；晚出者詳細。讀書，我們建議做到“博、精、新”三個字。“博”是博覽勤聞”,這樣可以“多聞闕疑”,要反對“孤陋寡聞”。過去說“閉門自精”是不確切的，無選擇、無目的泛覽，是不易于精的。

“囿于一隅”固然不對，但也不應當亂找書，這樣不能集中。過去說：“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方之明”(《淮南子·說林》),就是這個意思。

學習歷史的目的即在于：一求真，二求用，三真用結合。求真就要詳細占有材料，研究事件是怎樣發生的，經過及結果如何。不是想象，不是道聽途說。歷史總有前因后果，有來龍去脈。要弄清一個歷史事實的來龍去脈，就要根據當時真實情況的材料一點一點地核實了，把事實真相反映出來。求用，是指研究歷史要有用，不是為研究而研究，而是為了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作為解決現實問題的向導和借鑒。要研究歷史事件對社會發展、生產發展的影響和作用，從歷史事件的教訓中吸取經驗。求真和求用兩者是統一的。要求事件經過真實，時間、地點、環境真實，因果先后真實。在方法上則要求多看、多想、多聯系、多比較，找出規律，以便實用。顧亭林講的“經世致用”,就是“真”和“用”都求。乾嘉時史學家的求真，往往鉆牛角尖了，錢大昕還是強調求真和求用結合。

我們提倡求真和求用相結合，就是說，要根據真實的客觀歷史事實，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孤立地為求真而求真，不找出它們的規律，就不能為現實服務，求真就失去了意義，那就會走上舊中國考據學派的老路。但如果片面地求用，看到一點材料，不問它的真偽，就忙于用來說明問題，那就可能做出錯誤的結論，造成有害的結果。事實是最有力量，也是掩蓋不住的。不符合客觀歷史事實的結論總是站不住的。所以我們研究歷史一定要把求真和求用結合起來。否則，歷史學也就不成其為科學了。

在真用結合的問題上，還應當注意到精。精是精密，精深通貫，詳明嚴密，反對“淺嘗輒止”,也反對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讀書目的在求用，這就要求新方法、新研究、新努力、新結論、新見解的“五新”,反對固步自封。人云亦云。

讀書要選擇讀好書，讀有用的書。中國過去的史書有其傳統的體裁，大致有三種類型，各有其優缺點：

一是編年體。以年為主，先后次序清楚。但重點不易突出。

二是紀傳體。以人為主。詳盡，但難免重復，時代先后亦不鮮明。

三是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時間明確，重點突出，但有時不免煩瑣，系統不分明。因此，我們應當以時為經，以事為緯，以人物、制度貫穿其間。仿佛看圖畫和地圖那樣，先找出上下，定出方向，然后山川原隰錯列其間，才更為清楚。

看二十四史，不妨先看一下“本紀”的贊語，再看“志”,最后看“傳”。因為“傳”中材料比較多，但較雜亂，不用時代穿起來不行，所以后看較為便利。

一個人的時間是有限的，中國史籍浩如煙海，當然不可能都讀，因此一定要縮短戰線。戰線太長容易流于泛泛，讀書如此，寫書亦如此。過去一寫就是通史，這要付出很大勞動，時間也太長，又不容易深入。要深入就要縮小范圍，各個擊破。美國一位教授說中國的歷史太長了，他想只研究明清史；但明清一段的史事仍很多，所以就專門研究這一段的農民起義；明清時期農民起義的次數仍不少，人物也多，最后決定研究明清之際李自成起義軍中的重要人物李巖。這樣戰線就縮短了，就容易有所突破。我們研究學問必須有淵博的知識；但要取得新的成果，卻必須由博返約，也就是對一個一個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為了深入系統鉆研古漢語并和中國歷史結合起來，最好選擇一部史書精讀。

要精讀一部書，就要了解這部書的資料來源，觀點如何，與其它同類書的不同之處，以及后人對這部書有哪些研究成果。中國古代史書中，當然以《史記》和《資治通鑒》最負盛名。《通鑒》包括的時代更長，事跡更多，文字也是經過錘煉的。雖然多數取材于原來諸史，可是并不盡同諸史，而是有剪裁，有組織，兼采筆記雜說而又不囿于筆記雜說(可參見《通鑒·考異》)。《通鑒》的文字簡潔，層次井然，容易抓著重點，沒有蕪雜、造作或生硬的地方，也沒有文學家的調子和套頭，比其它史書——如《明史》——更有文學味(指刻畫或描寫、渲染方面);比《史記》《新五代史》等書更多史書味(指記實、樸素方面),閱讀《通鑒》不僅學習了歷史，同時還可以從《通鑒》的文字中學習如何修辭、選字，如何安排寫作，如何句讀等等，所以比較深入地閱讀較好。

在閱讀史籍擇取史料時，必須防止粗暴武斷，而不求其解。如在談到王安石時，有人說：“蘇洵《辨奸論》是假的，這是常識”;而不去分析何以假，更不去分析假使是真的，哪些地方和王安石的品質不相符。因此必須說理，粗暴是不能服人的。同時，對于史料還要善于比較、分析和綜合。下面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

一、關于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年代。

明人陸深《平胡錄》中說：“乙未，(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帝，國號宋，改元龍鳳，都亳。七月，我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這條材料出于《元史·順帝紀》。其實朱元璋起兵于至正十二年(1352),不在十五年，其自序《皇陵碑》《紀夢》記之甚詳。此蓋明初人諱言太祖曾從紅巾之郭子興，有意以渡江為起兵年月。其后已不復諱。陸深雖生較后，仍襲其說。

二、關于歷史上的傳統故事。

歷史上的傳統故事很多，應用時，需要鑒別。《明史·外國傳·呂宋》條：“時佛郎機強，與呂宋互市，久之見其國弱可取，乃奉厚賄遺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而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屬至數千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可奈何，遂聽之，而稍征其稅如國法。”此牛皮故事，《大唐西域記》中首見之，后人對澳門、臺灣亦有此傳說。此類資料蓋傳聞，不足信。果有之，何能再三?又如《三國志·魏書·鄧哀王沖傳》記曹沖稱象事：“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曹操)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成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這個記載在印度故事中亦有，究竟誰在先?何以三國時已傳入中國?如傳說甚廣，何以無人知，均可疑。此事可以兩存，不必一定說誰抄誰。

此外，朱元璋起事前占卜事，所記與宋太祖同；紅巾起義“石人一只眼”事，與黃巢起義時所記同。前者記朱元璋欲以趙匡胤事自神，不足據；后者是農民起義鼓動群眾的傳統手法，見于元末各種記載，確。

三、關于風陽花鼓的傳說。

俞正燮的《癸巳類稿》,謂鳳陽花鼓為明太祖時移富戶往鳳陽，因思鄉乃冒為逃荒者，乞食以歸。此記載不盡可信。太祖時路引甚嚴，無引決不能遠行；若在后世弛禁之后，則亦不必冒為逃荒者。

四、關于劉基之死。

《明史·李仕魯傳》:給事中陳汶輝疏言：“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從這段史料看，似劉基已為朱元璋所忌。但祝允明的《野記》卻說：“御史中丞涂節信：‘(劉)基以遇毒死，(汪)廣洋宜知狀’。上召問廣洋，對：‘無之。’上怒，以為欺罔，貶之。則誠意之歿，未得其實也。”然后再看《明史·劉基傳》,中曰：“其后中丞涂節首惟庸逆謀，并謂其毒基致死云。”從而肯定了劉基系被毒死。同時，再參照《誠意伯文集》卷1,所記朱元璋接見劉基子劉璩的談話，其中說道：“劉伯溫，……他吃他每(們)蠱子”,肚子“脹起來緊緊的，后來瀉得鱉鱉的卻死了，這正是著了蠱。”更證明劉基被毒死，是確實的。

總之，我們在應用史料時，凡是同樣的材料，我們則選用時間較早的；時間早，一定是第一手的材料；要用第一手的材料，不用轉手材料。如果是同時的材料，則選用最典型的；典型的，是指比較完整、全面、鮮明、突出的；要用典型材料，不用泛常的材料。至于孤零的材料，則應有旁證，即間接證明；無證不信，孤證難立。此外，對于記載矛盾的材料，則應有交代。交代材料對不對和自己取舍的理由。要多聞闕疑，擇善而從。

史料必須經過甄別才好用，這就不免流于考證。小考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是連篇累牘的煩瑣考證，時間精力費得很多，往往得不償失，并不可取。

最后，談一談關于學習理論的問題。我們研究歷史，不是僅僅記錄以往的歷史事實，而是研究歷史發展的規律性，這就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不全面掌握理論，就會使問題簡單化。但是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學習它的基本原理，學習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不是去記誦個別結論或只言片語。對于經典作家的某些論斷，我們也要全面地去理解它的本意，反對教條。比如馬克思在《資本論·所謂原始積累》一章中說過這樣一句話：“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這句話過去常被引用，但往往不是在它本來的意義上被引用，而是片面地用來強調暴力的作用。助產婆就是助產士，她只能在孕婦分娩時起助產的作用；如果一個婦女根本沒有懷孕，助產士再努力也沒有用。可見暴力并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會起革命的作用。仔細想一想，就可知片面強調暴力的作用并不符合馬克思這句話的本意。所以我們在學習經典作家的某些論斷時，一定要全面地去理解，并且要了解這個論斷是在什么歷史條件下針對什么問題提出的，這樣才能理解得完整和準確。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我們的指導思想，我們研究歷史就一定要努力地去學習。但理論還需要材料證明。要詳細占有材料，做到理論聯系實際。此外，我們還應當懂一點其他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理論，這對我們研究歷史上某些專門的問題也是有幫助的。

(原載《文史知識》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