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諾獎的文學女巫用上AI？托卡爾丘克立即澄清！一場關于“工具”的集體恐慌與更深層次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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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在波茲南的Impact'26大會上說了幾句話，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文壇地震，但其暴露出來的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

文學女巫用上AI？

首先是LitHub的編輯Emily Temple在報道中稱，托卡爾丘克“顯然承認了在創作過程中使用AI”，并給出了從波蘭語轉譯的關鍵段落。據翻譯者馬克斯·西波維奇（Maks Sipowicz，他在Bluesky上發布了波蘭語原文的英文轉述），托卡爾丘克當時的原話包括：

“寫我最新這本小說的時候……我向這個高級模型提問，我的人物幾十年前在舞會上會聽什么樣的歌，AI給了我幾個曲名。”

她還說：

“我經常就直接問機器：‘親愛的，這個怎么才能寫（發展）得漂亮？’盡管我知道幻覺的問題，也知道AI在經濟學和硬數據方面有大量事實錯誤，但我必須補充：在文學虛構領域，這項技術是一個優勢，一個不可估量的優勢。"

這些引語被LitHub以“顯然承認使用AI”的框架解讀后，迅速引爆了輿論。

與此同時，托卡爾丘克在同一個活動中還有其他值得注意的表態：

“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作者參與長篇故事這個維度是難以想象的。也許與人工智能的共生未來和協作會幫助他們。與其恐懼，我相信我們作家——由于我們手藝的特殊性——會最快、最緊密地參與進AI工具。我們的文學頭腦和心智運作方式完全不同：它們基于寬泛的、非常寬泛的外圍和聯想性的事實關聯，這和學者那種狹窄聚焦的管道式思維截然不同。我給自己買了最高級、最先進版本的一個語言模型，我可以被它深深震撼，它拓展我的視野、深化我的創造性思維的方式，真的太驚人了。”

對于向來對AI保持警惕，甚至還經常聯合起來抨擊AI、反對大模型公司的作家群體，托卡爾丘克此舉注定會引發軒然大波。

對此，同樣上了Impac'26大會的波蘭作家什切潘·特瓦爾多赫（Szczepan Twardoch）在社交媒體臉書上說要“瘋掉了”才會用語言模型搞文學，還補充說與語言模型建立關系像是“嫁給一個振動棒”。

對此，奧爾加·托卡爾丘克也馬上做出了回應，綜合來看就是她沒有真的讓AI為自己寫小說，她只是在寫作過程中用AI做了檢索。

她通過出版社發了澄清聲明。LitHub在5月20日更新了這篇報道并附上聲明全文。她的原話是：

“1. 我和世界上大多數人一樣使用人工智能——我把它當作一個工具，可以更快地記錄和核查事實。每次使用這個工具時我都會額外核實信息。就像我幾十年來通過讀書、逛圖書館和檔案館所做的那樣。

2. 我的所有文本，包括今年秋天將出版的波蘭語小說，都不是在人工智能的幫助下寫成的。除了把它當作更快的初步研究工具。

3.我有時候也受夢境啟發。但，在這句話也被專家們揪住撕碎之前，我趕緊報告：那是我自己的夢。”

這個澄清很大程度上平息了“AI代筆”層面的指控，但顯然有時候立場更能調動讀者的情緒，漣漪仍在擴散。

當人們在支持使用AI的時候，在支持什么？當人們在反對使用AI的時候，人們又在反對什么，這實際上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文學的背刺？

讓我們先把一個明顯的偽問題丟掉：托卡爾丘克有沒有“讓AI為她寫小說”？從她的澄清來看，沒有。即使在她最容易被斷章取義的原始發言里，她也沒有說機器替她寫了哪怕一段話。她拿來干什么？查舞會歌單，問怎么“發展”想法，做事實核查。這在任何一個清醒的人的判斷里，其實包括那些最激烈的批評者，都算不上“代筆”。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她沒做錯什么，為什么輿論反應如此猛烈？

這就要說到托卡爾丘克身份的特殊性了。她不只是“一個用AI的作家”，她是諾獎得主。而諾獎得主在公眾想象中承載著某種近乎神圣的象征意義，他們是“孤獨的天才”，甚至某種意義上是文學黃昏的守門人。

他們的存在某種意義上就像是神話最后的傳承人，而當一個諾獎得主說她開始用上AI時，這個神話某種意義上就被動搖了。

頗有一種你舍棄生活追求文學，拿大作家當神；大作家轉身就賣你書，靠兜售文學夢來追求更好的生活的味道。

從情感上不得不說，是某種“背刺”。

可真正值得追問的，其實不是“諾獎得主該不該用AI”，某種意義上，這是道德恐慌式的提問方式。作為文學讀者來說，更深層次的好奇應該是，為什么一個終身與語言搏斗的作家，會覺得AI能“拓展她的思維”？

女巫真正有趣的論點

在她那番被炒得沸沸揚揚的講話中，最值得認真對待的其實是關于“文學頭腦”和“學者思維”的那個對比。

她敏銳地捕捉到小說家和AI在思維機制上的某種相似性：

小說家做的，本質上就是一種“松散聯想”，即把看似不相關的事實、意象、記憶拉到一起，讓它們產生化學反應。而語言模型最擅長的，恰恰也是聯想跳躍，比如從一個詞跳到另一個詞，從一種關聯爬到下一種關聯。

某種意義上，AI確實模擬了作家的自由聯想。

所以托卡爾丘克的“被震撼”，也許不是她個人判斷力的崩塌，而是她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文學頭腦，她第一次看到了一面鏡子，雖然這是一面彎曲的、有幻覺的、沒有靈魂的鏡子。

LitHub報道中對這個細節的處理很有意思，編輯Temple在給出翻譯后加了一句辛辣的評論：“當然。托卡爾丘克還說她當前的項目將是她的最后一部長篇，因為她認為讀者已經不再對復雜的文學作品感興趣了。她說她為舊時代感到惋惜，但似乎也已接受了它們一去不復返。想想原因吧。”

“想想原因吧（Wonder why）”這句帶著明顯的譏諷意味，暗示托卡爾丘克對AI的擁抱和她對“讀者變了”的抱怨之間存在邏輯上的不協調：如果你覺得讀者不愿意讀復雜的作品，又用AI來“幫助”創作，這不等于在加速你自己的預言成真嗎？

這個觀察其實指出了文學未來的真正困難所在：如果文學創造力和AI的聯想機制在表層上有某種相似性，那“創作”的獨特性到底在哪里？

是關聯本身，還是關聯背后那個選擇、判斷、賦予意義的“人”？

托卡爾丘克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她甚至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提出了這個問題。但她的批評者，即那些沖上去喊“喪心病狂”的人同樣沒有回答。

誰在真正害怕AI？

文學界對AI的恐慌，比起其他行業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特點：它本質上是一種本體論危機，而不是生存危機。

出租車司機怕AI是因為飯碗沒了；插畫師怕AI是因為客戶跑了；寫手怕AI，不過，寫作這個行當目前還沒有完全被AI取代的跡象，更何況文學界對AI的敵意卻比任何一個行業都大。

為什么？因為“寫作”是最后一塊被人類聲稱“機器永遠做不到”的領地。作家，尤其是自詡嚴肅的作家，通常對自身手藝的定義中包含了某種不可讓渡的“人性”。當AI寫出像模像樣的購物文案時沒人慌，當AI寫出流暢的新聞簡報時也沒人慌。但當AI能“幫你發展小說想法”的時候，哪怕像托卡爾丘克這樣只是想幾個歌曲名字時，恐慌就來了。因為這意味著文學創作中那個神圣的、神秘的、不可復制的“靈感”環節，可能不過是一種可模擬的聯想過程。

這才是托卡爾丘克事件真正的火藥味所在。

她在一個最敏感的時間點（之前大批作家還在反對平臺上的AI作品）、用最清晰的方式（直接自己用了），捅破了那層窗戶紙，即作家，或者至少是一些作家和AI之間的界限，恐怕沒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堅不可摧，但是想想如果連諾獎作家都能將寫作的工作部分轉交給AI，那么還有哪個級別的作家比她站在文學更高處呢？

大量的嚴肅文學本就以“特殊性”自詡，縱使沒有讀者也自認為作品會有獨特的價值，如果連這層特殊性都消失了，那么所謂的文學性不就成了“皇帝的新裝”了嗎？

工具平權？

聊到這里，我們就不需要再“人類何去何從”的宏大敘事往下滑了。我們可以換一個更樸素也更具體的問題：

托卡爾丘克說她用AI查了角色在幾十年前舞會上可能聽的歌，但是也有文章批評，大意是說查清這些細節是創作中最有趣的部分，用機器人替代的意義何在？

這話不無道理，但也暴露了某種特權立場。

不是每一個作家都擁有一屋子參考書。不是每一個作家都有一整層圖書館和檔案館的資源。托卡爾丘克在澄清聲明里說“就像我幾十年來通過讀書、逛圖書館和檔案館所做的那樣”，這句話看似輕描淡寫，可實際上是幾十年的積累，以及她有精力、有時間、有途徑去“逛圖書館”。

而一個初出茅廬的寫作者，沒有諾獎得主級別的學術網絡和資料儲備，面對一個需要考據的歷史細節，五十年前某個小鎮的酒吧會放什么歌，他可能根本不知道從哪里下手。AI確實給了他一條“捷徑”。

某種意義上，AI確實也成了“平權”的工具。

自然這不是在為AI唱贊歌。

恰恰相反，我們是在說，當效率被擺上神壇的時候，失去的正是那些"低效"但珍貴的體驗，翻書翻到手酸、找到答案時的驚喜、甚至找錯方向時的意外收獲。托卡爾丘克用“更快”來描述AI的價值，她的譴責者和辯護者都沒有追問：小說是否應該以"更快"為標準？

成名是要趁早，但是成名之后是否還要更快？更快的意義是什么？

文學的“忒修斯之船”

某種意義上，圍繞“AI能不能幫助創作”的爭論，從一開始就找錯了靶子。

托卡爾丘克有足夠高的文學修養，她可以把AI當作玩具來玩，玩完了仍然寫出自己的書。她有足夠強大的審美判斷力和風格意識，AI的一句錯話不會污染她的語言。但對一個尚未建立起自己聲音的年輕作者呢？對一個還在模仿階段的初學者呢？AI的“聯想”是均值回歸的、是最可能的路而不是最好的路嗎，如果你每次都讓它“幫你想”，你最終得到的是一篇被悄悄平滑過的、毫無棱角的文本。

正如一位網友在Lithub文章下的評論：

“真正的問題不只在于托卡爾丘克是否用了AI。更大的問題是我們缺乏一個共享的框架來區分AI輔助和AI代筆。研究性提問、事實核查和聯想性探索，和委托聲音、結構、意義和最終判斷不是一回事。真正的作者權問題是人的創意控制權留在哪里了，以及在哪個地方（如果有的話）放棄了？”

這段話好就好在它把問題從“用還是沒用”這個二元判斷，拉到了“在哪個環節用”這個層次分類上。

或許，這才是有意義的討論方向，雖說這也是一道窄門（“忒修斯之船”本身就是個難解的哲學問題）。

所以，真正的分界線不在于“你用了AI還是沒用”，而在于“你有沒有足夠的能力對AI說不”。托卡爾丘克可以問AI“這個想法怎么發展”然后拒絕所有的建議；初學者問同樣的問題，可能把AI給的平庸答案當成了靈感。這是文學訓練的問題。但我們的討論完全不涉及這個維度，因為“文學訓練”是一個緩慢的、不性感的、較難制造爆點的議題。

值得說的一句閑筆是，在這場爭論里，雙方使用的語言本身就很有意思。

托卡爾丘克的原話“親愛的，這個怎么才能寫得漂亮？”這個措辭，如果是一個作家對她的編輯說的，沒人會覺得奇怪。如果是一個作家對另一個作家說的，叫“文人雅趣”。但同樣的措辭對AI說，就被視為“越界”。很難說這里面沒有某種純粹美學上的（而非理據上的）反感？

特瓦爾多赫的比喻更損了，“嫁給一個振動棒”。這顯然是想惡心人（甚至還有些厭女的味道），但它的暗示很有意思，作家與AI的關系本質上是一種性化的、私密的、讓人不安的親密關系。

如果AI真的只是“工具”，為什么需要這個比喻？這個比喻本身恰恰說明：即使是批評者，也在潛意識里承認AI對作家的誘惑力可能遠大于一個普通工具。

這些事情，都比“托卡爾丘克有沒有作弊”值得多談幾句。

而LitHub那篇報道本身用了“apparently used AI to write her latest novel”做標題，卻在正文中提供了翻譯和語境，這實際上自然會招罵，但是也暴露了文學媒體自身在兩難中的搖擺：不抓眼球沒人看，抓了眼球又容易被指責斷章取義。

To be or not to be（確實也能翻譯成生存還是死亡），這確實是一個“問題”。

不是結論的結論

這篇文章沒有任何“結論”。

我們也沒有能力來告訴你“AI是朋友還是敵人”，這種兩分法確實也顯得淺薄，而且回避了所有真正的困難。

值得一說的是，托卡爾丘克不是第一個用AI的諾獎作家，也不會是最后一個。比起“封殺”還是“擁抱”這種少年式反應，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建立一個更細致的分類學，哪一類使用是對創作的增益，哪一類是損耗？在什么條件下，一個工具從“助手”變成了“代筆者”？

這些都是新問題，意味著我們現有的美學和倫理框架都不夠用了。

而一個作家在面對不夠用的框架時，唯一能做的（也是最應該做的）就是寫出更好的書來，但是好的標準其實也在與時俱進，不斷更新。

換句話說，這可能也是文穴不斷迭代書評創作的價值之所在。

或許，可以等到托卡爾丘克那本用了AI查歌單的小說真的出版的那一天，我們再翻開它，用文本說話。

在此之前，所有的先驗判斷都只是立場，顯然不算批評。

編撰：阿洛

審核：Jen

來源：lithub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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