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歷史學家也是歷史的創造者

李振宏：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史學月刊》前主編。

史學工作者的身份認定

歷史學家需要有一個身份定位。歷史學究竟是一門什么樣的學科，歷史學家是做什么事的人，這個看似平常的問題，卻是一個關系著整個歷史學科發展方向的大問題。試想，如果我們連自己是干什么的都不明白，那我們整天的讀書、思考和寫作還會有一個明確的方向嗎？我們是在做什么？是對誰負責？為誰服務？要達到什么目的？不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定位，在這些最基本的問題上分辨不清，似是而非，我們就只能成為渾渾噩噩的一幫。這個問題可能有點危言聳聽，很多人可能不以為然，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嗎？歷史學家就是做歷史的，是弄清歷史是非，恢復歷史真相，說明真實的歷史就是我們的職責和責任，難道連這一點還需要討論嗎？是的。歷史上有那么多的人和事，我們需要去弄清哪些歷史的真相？歷史都已經過去了，我們為什么還要去弄清它的真相？其實，我們所以需要去弄清一些歷史的真相，恰恰是因為這些所謂的真相與今天有著關聯，不弄清它就會影響現實的發展。

過去了的歷史所以還有研究的必要，也是因為這些過去了的人和事，仍然活在現實中，仍然像馬克思說的“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頁）。

也就是說，這些歷史還沒有真正地“過去”，它在某種程度上說，也還是現實。無論怎么說，歷史學家在選擇研究對象的時候，總是有一個現實的影子無法擺脫，沒有一個歷史學家是在單純地恢復歷史真相。這就證明，所謂歷史研究，實際上也是一種關乎現實的學問，或者干脆說，也是出于現實目的的研究。

多少年來，凡是討論歷史研究的目的或功用問題，總有人會去強調歷史研究的非功利性、現實性，好像不離開當下的現實，不去喊所謂純粹的客觀的歷史研究，我們就不可能有純正的學術，就會在研究中夾雜非學術的目的，就會扭曲研究結論的客觀和公正。這些學人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歷史學家也是現實中的人，也是現實社會的一分子，我們所做的事情，也是現實社會發展進步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研究的對象是歷史，是過去發生的事情，但研究對象的過去屬性，并不能去除我們這些活生生的人的現實性。我們沒有必要為歷史而歷史，沒有義務去為死人做事，研究歷史的目的就是為了活人，我們為什么要那么害怕或者忌諱這一點呢？我們生活在現實中，吃的是現實的飯，穿的是現實的衣，為什么要滿足于充當歷史的看客，滿足于描述與我們毫不相干的東西？我們應該警醒，應該明白自己的身份，我們和其他人群一樣，也是現實歷史的創造者。我們和其他歷史創造者的差別，僅僅是分工的不同，而在創造歷史、推動歷史的進步和發展方面，所有的人群都沒有什么不同，歷史學家不能外在于這個現實的世界！

所以，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歷史學家也是歷史的創造者！這就是歷史學家的身份。由此可以明白，歷史學家的社會責任，即是參與現實的歷史創造活動！

史學工作者如何創造歷史

現實中的人們都在創造歷史，而不同的社會群體，參與歷史創造的途徑或方式則并不相同。而歷史學家是如何或者說是通過何種方式創造歷史呢？在2000年哈爾濱的全國史學理論討論會上，筆者提出過一個觀點，就是社會科學的本質是執行社會批判，此后的十多年來，我們不斷談到這個問題。2009年，上海的《學術月刊》給筆者做一個學術訪談，這個訪談的題目就是“讓學術執行批判的使命”。2011年，筆者發表了《論劉知幾史學的批判精神》一文，文章最后又專門論述了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只有通過清醒的、健康的、積極的社會批判，社會科學才可能充當引導社會發展的向導，而實現它推動人們去認識社會、發現問題、創造未來的使命。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講他的哲學，他的辯證法，說“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頁）；而真正的人文社會科學，就其本質來說，也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社會需要批判，任何社會的任何時代都需要批判。因為，任何時代的社會發展，都是一種前無古人的創造，人類永遠需要為自己開辟新的前景。正因為這樣，不斷對自己的創造活動進行反思和批判，以利于進一步的發展，就成為歷史進步向人類理性提出的一個莊嚴要求。人文社會科學就是為此而產生的。所有人文社會科學最本質的使命即是執行社會批判，歷史學家所肩負的使命也是如此，我們所要發揮的歷史創造作用，最根本的就是通過我們所做的清醒的社會批判來實現的。這一點，我們已經在前述多次場合談過，此處不再贅述。

在本文，我們想把這一問題具體化。因為，參與歷史創造也好，執行社會批判也好，都不是空洞的東西，都要具體地落實在我們的研究中。而落實到具體的研究中，歷史學家的責任和使命，則是通過開掘與現實社會息息相關的研究課題來實現的。在近期的一篇關于如何發展當下的中國史學科的短文中，筆者強調要研究中國歷史的特殊性問題，說：“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涉及到的問題很多，諸如中國文明起源模式問題、上古三代的社會性質問題、中古社會形態問題、中國古代社會特點問題、中國古代社會矛盾問題等等，都屬于本問題的范圍。”（《關于中國史學科的發展問題》，《社會科學戰線》2012年第2期）這里所提到的幾個問題，既是構建中國史學科體系的基本理論問題，也是認識當代中國社會的大問題，無一不和中國的現實社會息息相關。因為，現實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延續和發展，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的諸多特點，還仍然深埋在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研究這些問題，可以給現實中的人們提供自我社會認識的歷史依據。選擇這樣一些重大的學術課題進行探討，無疑會起到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的積極作用。

當然，這些選題都是帶有理論性的大問題。除此之外，與現實緊密相關的課題還有很多。現實實踐的無限豐富性，決定了歷史研究課題的多樣性，問題在于我們有沒有參與現實實踐、服務社會發展的明確的學術宗旨和治學理念，有沒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有沒有執行社會批判的使命意識，有沒有思辨的睿智和敏銳的眼光，甚至也取決于我們有沒有獻身社會的勇氣和擔當。一旦我們的歷史學家具備了這些主體條件，一部部鮮活的歷史就會在我們的筆下延伸，甚至是過去被我們拋棄的課題，都可以煥發出新的生命力，都可以解當代社會之急需。舉例來說吧，就像在一切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年代歷史學界趨之若鶩的農民戰爭史研究，在改革開放以來，成了被冷落被拋棄的話題，甚至都有點禁區的味道。而一旦我們轉換了思維，變一個角度，農戰史研究就可以重新成為一個可以為當代社會提供重要歷史借鑒、值得深入開掘的新課題。

在“左”的時代，由于政治和意識形態對史學研究的蠻橫掌控，由于階級斗爭思維的泛濫肆虐，歷史學家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史研究，確實是誤入歧途。我們把農民作為與封建地主階級和封建政府相對立的政治勢力去看待，把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作為一種革命形態去看待，并且認為農民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社會思想體系，嚴重地扭曲了歷史上的農民和農民戰爭史研究。在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傳統的農民戰爭史研究受到了冷落，幾乎到了無人問津的程度，這自然有它的必然性。但是，農民問題、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畢竟是貫穿于中國古代歷史兩千年的一個重大歷史現象，是個不容回避的大問題。問題在于，如何從新的角度去認識這種歷史現象，如何從當代社會出發去重新考量。

大約十年前，筆者在一篇小文中，曾提出農戰史研究應該實現由革命史向社會史轉化的設想，認為從社會史的角度去重新認識歷史上這種周期性爆發的社會動亂或曰社會危機，將會給今天提供諸多有益的思考。

葉文憲最近發表的論文也提出：“出現土匪強盜也好，反政府武裝也好，都不是一個正常的、理性的、健康的社會應該有的，都是社會失序與病態的表現，所以，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歌頌與贊美‘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而應該反思為什么一個好端端的社會每每會失去正常的秩序？每每會出現這樣的病態？我們重新研究這個問題，不只是為了顛覆階級斗爭理論，在思想認識上撥亂反正、以正視聽，還為了進一步思考怎樣建立有效的社會管理機制與社會管理體系？怎樣使管理者真正成為社會的公仆而使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怎樣建立一種健全的、理性的政治秩序？雖然這些問題并不需要歷史學家去解決，但是歷史學家應該去思考，以便給政治家和人民大眾提供一個咨詢。”（《魏晉南北朝時期“農民起義”的甄別與研究———兼論反社會武裝和反政府武裝》，《史學月刊》2013年第1期）

葉文憲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真正的農民，所以，過去所謂農民起義或農民戰爭的說法也不能成立，那些所謂的農民起義或農民戰爭大抵都是民變、民亂，是反社會武裝或反政府武裝。這些說法我們不去辨別，而它所反映的社會動亂和社會危機則是無可置疑的。如果我們從社會動亂或社會危機的角度去研究這一歷史現象，是不是對于今天的社會有重要的認識價值呢？歷史上那些大規模的全國性的反政府的社會動蕩，畢竟是威脅到了正常的社會秩序，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危機。這種社會危機歷史上不間斷地重復發生，而在現實社會中，局部的地方性的社會危機或突發事件也時有發生，歷史上的社會危機問題研究以及危機應對研究，對今天來說，具有毋容置疑的參考價值。當我們的思路做了這樣的轉換，而不再去強調什么農民戰爭、農民革命，不再去把它們當作論證階級斗爭理論的歷史注腳的時候，是可以為今天的現實問題解決提供富有啟發性的思考的。譬如，具體到某一次嚴重的社會危機事件來說，我們認真考察如下問題：

它是如何發生的，促成它的因素有哪些？

社會危機時期官民關系的情景如何？是否存在嚴重的官民對立？官民對立是如何產生的？官民矛盾是一種什么樣的矛盾？它為什么會激化？

社會危機時期國家的賦稅勞役狀況如何，賦稅勞役強度與民眾的承受能力處在什么樣的比值狀態？社會危機時期貧富分化達到什么程度？財富的積聚沿著什么樣的途徑發生，財富壟斷者與多數人的利益發生了什么沖突？

社會危機時期的政府公信力如何？國家在調控社會分配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它是不是發生了嚴重傾斜？社會公平和公正是否受到嚴重損傷？

社會危機時期是否伴隨嚴重的自然災害？如果有天災因素，那么，在不可抗拒的天災面前，政府是否履行了自身的職能？是否進行了有效的社會救助？

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應該是我們考察歷史上社會危機問題的思考角度。而從這些角度出發的歷史考察，無疑可以提供我們思考現實社會問題的歷史參照。這樣的研究，就實際上表示著歷史學家強烈的社會參與意識。中國歷史的研究是這樣，從事世界歷史研究又何嘗不是如此，何嘗不能調動歷史學家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參與意識？關鍵的問題，仍然是在于我們的歷史學家，有沒有參與當代社會建設的主體性自覺。2011年《史學月刊》創刊60周年的紀念論文中，閻照祥教授對本刊提出的選題建議，就很發人深省。他說：

一盼“月刊”能通過學術宣傳，弘揚政治寬容理念。這是因為，比起他國史學期刊來，國內刊物登載的論文，涉關政治對抗和斗爭的內容較多，這或許是以往政治宣傳所遺留的負面影響。其實有些國家能夠長期發展而少有政治顛簸，是它們的政治軀體中，潛移默化地植入了一種政治寬容的因子，善于運用及時的政治改革達到超越暴力手段所獲取的結果，在平穩的法治軌道上，實現社會和諧。以后，“月刊”若能有意選登一些倡導社會不同群體互相溝通、社會多元共存的文章，定會有助于我國和諧社會的構建。

與此相關的一點，是盼“月刊”能在我國公民社會建設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了世人矚目的進步。一方面，社會領域廣泛而深刻的歷史性變革正在進行，一個新穎的公民社會正在崛起，公民社會建設正在成為社會領域變革的公共目標。但在另一方面，在建設現代公民社會方面，我們還有一些路子要走。真正的公民社會，是要處處展現一種社會主義的公民主權精神，其中包括對大眾勞動者權利的全面認可和維護，對政黨、政府和官員的切實監督。換言之，真正符合公民社會理念的國家是實現了經濟高度繁榮和文化上均質的社會，并能通過對官場腐敗的有效懲治和對貧富差別的有效限制，達成社會的穩定和諧。實現這一點，需要社會上下的共同努力。這也能為“月刊”通過學術研究，總結他國歷史經驗，促進我國公民社會建設提供廣闊的工作空間（《〈史學月刊〉60年誕辰的感想》，《史學月刊》2011年第9期）。

閻照祥教授提出的兩個課題，研究他國歷史中的政治寬容經驗和公民社會建設經驗，即是對中國當代社會政治改革的直接參與。這方面的研究，我們以前的確是做得太少，或者說幾乎沒有去做，去重視。只要我們轉化了思維，確立了對當代社會的參與意識，與當代社會息息相關的歷史課題就會撲面而來，歷史學家參與歷史創造的路子是極其廣闊的。

從執行社會批判和參與歷史創造的角度說，筆者還認為，應該特別強調對現當代中國史的研究，即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60多年歷史的研究。記得劉澤華先生曾經專門撰文倡導開展當代史研究，他說：“開展當代史的研究，是牽動整個史學界步入新階段的火車頭。”（劉澤華：《歷史學要關注民族與人類的命運》，《求是》1989年第2期）當代史研究什么，為什么要研究，劉澤華先生有著詳盡的論述，時過20多年，讀起來仍然使人熱血澎湃。在當代史研究的重要性上，筆者深有同感。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是幾千年歷史上變革最深刻、道路最曲折、教訓最豐富，最能為當代社會變革提供歷史借鑒的歷史，也是最為驚心動魄的歷史。當下社會的一切問題，無疑都直接由之脫胎而來。這段歷史，對于今天甚至對于其后幾十年或上百年的歷史學家來說，都可能是最具誘惑力的歷史。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和批判，無疑具有最豐富最巨大也最深刻的學術價值。

當然，研究這段歷史，我們可能面臨許多困難，除了政治的意識形態方面的敏感性之外，還有資料方面的問題，我們難以看到最真實最隱秘的檔案材料等等，這一切都使不少人望而卻步。但是，我們堅信，隨著社會的逐漸進步，政治的逐漸開明，獲取資料的途徑逐漸豐富，加之還有這些歷史的諸多面相還活在當下的現實中而有直接觀察之利等有利因素，現當代史的研究并非不可以波瀾壯闊地進行。可以說，這段歷史的研究，才是歷史學家執行社會批判和參與歷史創造的最為廣闊的舞臺，是歷史學家真正的用武之地！只要歷史學家不肯放棄自己的歷史責任，不泯滅學術道德的良知，在歷史創造的舞臺上，是有我們的一席之地的。

通過開掘重大而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選題去參與社會，是歷史學家實現歷史使命、創造歷史的根本途徑。這是本文所著力強調的東西。這當然不是否定歷史學科內部，從事基礎研究的重要性。歷史學是一個整體，是一個龐大的學術體系，是有著復雜的內部結構的學術系統。服務于社會，參與歷史創造，是對整個歷史學科提出的要求，而不是對這個學術體系內部一切具體研究的刻板規定。這個學科要完成或肩負自己的使命，是需要有許多基礎性的工作來鋪墊和支撐的。文獻整理工作，史料考證工作，歷史描述系統化的工作等等，都是基礎性的工作，而這些工作不可能都具有明確的“服務”屬性和社會參與屬性，我們不能要求所有歷史學家都去做同一件事情，所以，本文強調歷史學家的參與意識，使命意識，也并不排斥歷史學的基礎性研究工作。

是什么遮蔽了歷史學家的歷史創造者身份

歷史學家是歷史的創造者，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更不是一個學術上的創見，民主革命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就是這樣看待歷史學及其歷史學家的歷史使命的。翦伯贊在他的《歷史哲學教程》中說：“我們研究歷史，不是為了宣揚我們的祖先，而是為了啟示我們正在被壓抑中的活的人類，不是為了說明歷史而研究歷史，反之，是為了改變歷史而研究歷史。”（新知書店1946年版，第3頁）翦伯贊已經非常明確地表達了這樣的思想。王學典為翦伯贊寫的評論文章，標題即是《為創造歷史而研究歷史》（《歷史教學問題》1991年第1期），也已經強調了歷史學家即是歷史創造者的思想。前引劉澤華的論文，這一思想也非常突出和鮮明。而為什么我們今天還需要再來談論這個話題呢？幾十年的中國當代史學史中，為什么又缺乏這樣明確的主體性自覺呢？細究起來，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想指出一點，當以往我們過于強調歷史研究的客觀性的時候，在如何看待歷史研究的求真問題上，存在著一些明顯的誤區，正是這些誤區遮蔽了歷史學家對自身身份屬性的認識。

近代以來，歷史學家們總是強調歷史學的求真功能。這有沒有問題呢？求真是沒有問題的，離開了真實的歷史本身，史學研究就失去了任何意義。歷史學就是要把真實的歷史告訴人民。從這一點上說，求真不僅沒有問題，而且我們始終都沒有能夠真正地做到，求真是歷史學永不過時的目標。

但問題是，求什么之真？求真處在歷史認識過程的哪一個環節上？求真和歷史學家發揮主體性創造是否必然矛盾？

首先，求真不是沒有目的的莽撞，而是有著明確目的性的選擇性活動。這個選擇性，在歷史學家這里，就是選題的目的性。這一點已經為上所述。

其次，求真是在歷史學家選擇了歷史研究的課題之后，在進入研究過程的時候，所需要秉承的科學態度，是我們需要確立的尊重歷史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我們強調選題的主動性，現實性，通過選題表達歷史學家的現實關切，選題問題上體現了歷史學家強烈的主體意識，而這并不是要加強歷史研究的主觀性，更不是要改變對歷史研究的客觀態度。相反，當我們以現實為支點開掘了選題之后，進入研究過程的時候，尊重歷史、從歷史實際出發、緊緊圍繞歷史資料去闡述歷史、認識歷史的科學態度，就顯得尤為重要。歷史研究是從歷史中追溯現實的起源，挖掘歷史的啟示和借鑒；而真正的有益的歷史借鑒，不可能從虛假的歷史中引申出來；拋棄科學的歷史態度，刻意地從歷史中尋找與自己主觀認識相一致的歷史結論，是不可能提供真實可靠的歷史借鑒的。所以，歷史研究達成服務社會的歷史使命，是需要有科學態度和科學精神去支撐的。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強調歷史學的生命在于求真。而由此也說明，社會參與意識，并不與歷史學的求真相矛盾，反過來說，求真的學術志趣也不排斥研究的價值目的性，不排斥以現實為出發點的課題選擇。那些將二者對立起來，以求真來反對歷史學家參與社會、關注現實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如果說以往我們不敢大膽地直面現實，是為“求真”的誤區所遮蔽的話，那么現在，這層蔽障則是完全可以解除了。

歷史學家研究的是過去，是歷史，但我們不是歷史的看客，也不是超脫紅塵的一幫，我們就堅定地站在蓬勃發展的現實之中。國家要崛起，民族要復興，歷史要進步，社會要發展，當今時代已經向歷史學家發出了莊嚴的呼喚，我們要把睿哲的目光投向現實，投向未來，肩負起當代歷史創造者的神圣責任！

來源：轉自河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