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詩人”王計兵：我從不跟命運講道理

“外賣詩人”，可能是王計兵身上最為人熟知的標簽。詩集《趕時間的人》出版后，王計兵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關注，自然也伴隨著越來越多的爭論。有好有壞。很多詩人對標簽抗拒，但王計兵卻說對此充滿感激。他認為自己能夠靠寫作養活自己、改善生活是“中了彩票”。

如同很多人一樣，王計兵的人生算不上順遂。但他從不跟命運講道理，命運給什么就接住什么。2025年，王計兵在春晚舞臺上，說他相信經歷過多少風雪，就能遇到多少個春天。他似乎一直都如此樂觀。

這很大程度上來自他的母親。王計兵的母親名叫包成珍，生于1941年，就像那一代的很多女性一樣，她的人生圍繞著丈夫、家庭、子女奔忙。包成珍三個月大就沒了親生母親，一輩子經歷了太多親人的離世：二哥十六歲早逝，侄子十九歲走，大舅出車禍死，還有幾個年幼的孫輩夭折……她自己的婚姻深陷貧困、暴力與傷病的圍獵，一層又一層的打擊接踵而至，但她的口頭禪卻總是“幸虧”。

王計兵說，所謂樂觀，很大程度上是求生欲逼出來的。不同世代的女性，在掙扎中選擇她們自己的求生路。

2020年，包成珍去世。王計兵想用書寫的方式，記錄下母親的生命。他渴望母親能夠在這個人間以另外一種方式留下來。

《成珍》記錄了母親的生命體驗，但又不止于此。圍繞著母親的名字，我們在書里讀到了她的來處與她的生命——那也是整整一代農村女性的生命。

除了堅強，他也想寫下復雜。面對家暴，母親總是用“命”來解釋。而母親中風以后，父親又像變了一個人，全力照顧。他不贊美“和解”，但他看到堅韌，也坦誠疑惑。如今，他也有了女兒，如果女兒遭受家暴，無論“娜拉走后怎樣”，他都會支持女兒逃離。

閱讀這本書，我們會看到一個家庭微小又壯闊的歷史。成珍的一生，是無數女性共同走過的來時路。也許，生活最終原諒了一切。但那個過程里，總有點什么，是他想記下的。

借著這本新書出版的契機，我們與王計兵聊了聊他近來的寫作與生活。

王計兵為《新京報書評周刊》讀者錄制的視頻節選。

采寫｜新京報記者 張婷

從《草命》到《成珍》

新京報：這本新書是以母親的名字命名的，這個書名是如何確定的？

王計兵：這本書的名字改過好幾次。一開始我就想用母親本名，叫包成真。但送到出版社之后，編輯老師考慮到市場發行，說這個名字受眾面比較窄，大家看了可能覺得跟自己沒關系，不太利于傳播。中間他們提過一個名字，叫《草命》，我當時是堅決不同意。

第一，我不喜歡這個名字；第二，我不認為母親是“草命”。他們說“草命”代表堅韌，但在我聽來，這個詞不是在說堅韌，反而是在貶低、削弱母親一生的狀態。她一輩子都很樂觀，總說自己“幸虧怎樣怎樣”，我不想用一個毀掉她氣質的詞。

后來反復商量，最后定名為《成珍》。一方面，“成珍”跟母親的名字諧音，還有“夢想成真”的美好寓意，算是給母親一個祝福；另一方面，我想記住母親那一代人——大概是40后、50后那一批女性。她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幾乎丟掉了自己的名字。村里、鄉里，人們只知道“這是誰的娘”“這是誰的家人”，很少有人叫得出一個完整的姓名。

我寫的不只是我母親，而是那一代幾乎被隱去姓名、默默生活的女性，是給她們做一個生命記錄。

《成珍》

作者: 王計兵

版本: 真故圖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6年1月

新京報：是什么樣的契機開始創作這本書的？

王計兵：寫這本書的契機，是母親去世三周年。我們老家有風俗，人過世三周年，算是和人間真正告別、徹底切割的一個節點。那天我從昆山回邳州，當天只有早上七點一班車，到家要等到下午才能舉行儀式。父母都不在了，我早回去也只是多添幾分傷感，就決定自己走回去。

十八公里的路，背著行李，一步一步往家走。走到大約十二公里處，到了舅舅所在的那個村子。小時候每次跟著母親走親戚，母親都會在村口那座小橋上歇一會兒，特意留出時間，讓我先跑過去喊舅舅。那是她留給我的、很細小的一種快樂和儀式感。那天走到橋頭，我反而沒敢進去。母親是舅舅的親妹妹，舅舅已經快九十歲了，我實在不忍心讓他為妹妹再哭一場。

在橋邊哭了一陣，沒進門，繼續朝著父母墳頭的方向往回走。一路上很多情緒和記憶翻上來，再加上之前那首《父母愛情》在網上引發了一些討論，我心里也想給母親好好寫一段說明。

我一直習慣用語音寫作，沒紙筆的時候，就對著手機說。那天從舅舅家橋頭，一路走到父母墳前，我就這么一邊走、一邊說，一口氣寫下了一萬五千字，就是這本書的開篇文章《父母愛情》。寫完之后我投給了《北京文學》，主編石麗敏老師當時給了我很高的肯定，說寫得很動人，甚至說沒想到我的散文比詩歌寫得更好，鼓勵我繼續寫下去。

那時候我腦子里突然冒出一個念頭：人有三次死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被親友埋葬，還有一次，是當世上再也沒有人記得你時，你真正徹底消逝。我當時在給母親做一場“文字上的告別”，突然意識到，我可以用文字把她留下來，不讓她落入第三次“死亡”。

于是，這本書就慢慢展開了。雖然我平時寫作速度不慢，但這本書寫得很慢，幾乎只在特別想念母親的時候動筆，前后一共歷時兩年多。

新京報：寫作這本書的過程，有什么特別艱難或難忘的時刻嗎？

王計兵：有一天夜里，我做了個很清晰的夢。夢里我背著母親去趕集，她趴在我背上說：“給我買一件大紅棉襖吧，有了棉襖，我就不用你背了。”

醒來之后我心里特別難受——母親這一生，一輩子辛苦，從沒向我提過任何要求。這是她唯一一次“開口要”，我卻在現實里因為風俗、因為長輩勸說，沒能給她買那件紅色的棉襖。

那天凌晨三點多，我從床上爬起來，回到店里，關了燈，戴上麥克風，就開始對著手機講。講帶母親去辦殘疾證，講推著輪椅陪她走火車站的路，講她逢人就驕傲地說：“這是我小兒子。”

王計兵，受訪者供圖。

寫到情緒最上頭的那一段時，我當場失聲痛哭。當時已經是凌晨三點，下夜班的鄰居經過，聽到店里有哭聲，給我愛人打電話說：“店里好像有人哭。”我愛人知道我寫東西時容易投入，只跟鄰居說：“他犯毛病了。”然后自己趕來店里找我。

天亮后我決定回老家，給母親買棉襖。但岳母那邊說，按我們這邊的習俗，大紅棉襖對逝者不太相宜，怕影響家里后人安寧。我心里特別堵得慌。

母親一輩子沒要過什么，這是她唯一一次“開口要”，我卻沒能遂她的愿。最后買了一件綠色的壽襖，又另買了一塊大紅手帕，到父母墳前燒給她，大哭了一場，當天就匆匆趕回了昆山。

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就是這樣一次次心碎、一點點拼湊、再心碎的過程。

新京報：今年清明你也去掃墓了。如今書已經出版，再去看望父母，心境和寫作時有什么不同？

王計兵：以前我每寫完一本書，都會把書帶到墳前燒掉，覺得這樣才算真正“交給父母”。這本《成珍》，我沒有燒。因為它本身就是以母親的名字命名，我已經把她寫進書里、留在文字里了，再燒一次反而顯得多余。

今年春節，是我父母不在之后的第一個春節。大年初一，我本來想跟著大哥去給長輩拜年，卻突然發現，在這個家里，值得我去拜一拜、喊一聲“過年好”的長輩，只剩下兩位了。

那一瞬間心里很空，才意識到——原來我們也已經不再年輕，也在慢慢變老。

大哥不讓我去墳前，說大過年的去哭，怕影響大家心情。我嘴上答應，夜里還是偷偷去了一趟。第二天白天還是忍不住，又去了一次。回來時一身泥土，愛人看在眼里，也沒多問，只是默默拿了濕毛巾給我擦。

從那之后，我對親情的理解更深了一層——人從來不是孤立活在世界上的，始終和血脈、和他人緊緊連在一起。

新京報：有些事你會遵從內心，有些事卻會妥協。如果某個決定影響、牽涉其他人，你就會更謹慎吧。

王計兵：是這樣。大年初一上墳這件事，我心里也默默跟父母說：真有什么不妥，都算我一個人的責任，別影響家里其他人。

命運本來就不講道理

新京報：你提到母親總愛說“幸虧”，你覺得母親的樂觀是如何來的？

王計兵：她不是天生堅強。她三個月大就沒了親生母親，一輩子經歷太多親人離世：二哥十六歲早逝，侄子十九歲走，大舅出車禍死，還有幾個年幼的孫輩夭折。

一層又一層的打擊，讓她沒有別的選擇，只能選擇堅強。

她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活下去。

所謂樂觀，很大程度上是求生欲逼出來的。我也從來沒想過要跟命運講道理，命運本來就不講道理，太較真只會把自己傷著。

面對生活的態度，決定了生活的快樂程度。我和母親的一生都不算平順，但我們始終選擇快樂。希望這本書能給人一點參考：有人這樣活過，也這樣快樂過。更希望大家記得，人間是由恩情與愛組成的，要學會對自己微笑。

新京報：你從什么時候開始意識到，母親首先是一個女性，其次才是母親？

王計兵：是從她跟我講走夜路抽煙這件事開始的。那時候女性抽煙很少，會被說閑話、被人看不起。

但她夜里一個人趕路害怕，就點根煙，裝作像個男人，給自己壯膽，降低危險。

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母親也年輕過，也有過青枝綠葉的青春歲月，不是一出生就是“媽媽”。她一生都留著短發，為了干活方便，從來沒有過那種長發披肩、很女人的樣子。可她依然是女人，也有脆弱，也會害怕。

小時候目睹母親被家暴，我下意識想去護住她。那時候我就隱隱約約懂了：在那個環境里，她是弱勢的，是需要被人保護的。

很多人對自己的母親都是這樣：習慣了她是“媽媽”，習慣了她是“家人”，卻忽略了她也曾是少女、是女人，就像一本書的扉頁，很容易被翻過去、被忘掉。

新京報：書里寫到家暴，你寫出了一種非常復雜的狀態。你怎么看待母親遭遇家暴后的選擇，其中是不是也有那一代女性的處境？

王計兵：那一代人普遍“認命”。遇到苦難，她們會說：“這就是命。”用這種說法來自我安慰、自我麻醉。在她們那個年代，離婚是幾乎不可想象的事，她們沒有離婚的意識，也沒有離婚的能力。

但我也理解，對母親那代人來說，孩子就是最大的軟肋。很多女性寧愿犧牲自己，也要保住孩子。

這是偉大，也是一種深層的悲哀。有時候我也有不理解，比如我跟媳婦吵架，母親有時候就會說是因為我對媳婦不夠強硬，沒有把媳婦管起來。

放到現在，我的態度很明確：如果一個女性遭受不公、遭受暴力，一定要離開，要守住自己的尊嚴。

我有女兒，如果將來我女婿有家暴傾向，我絕不會姑息，絕不允許有第二次。

王計兵，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及自己的手稿被父親燒毀，家人很長一段時間里都不支持你的創作，能想象那對你造成了傷害。現在很多年輕人恐懼原生家庭的傷害，也比較抗拒婚姻，經歷復雜的家庭體驗，你怎么看相關的討論？

王計兵：原生家庭帶來的傷害，客觀存在，無法選擇。但作為父母，無論自己人生怎樣，都應該給孩子一個正常的婚戀觀、世界觀。

我仍然相信家庭的價值。人生正常的軌跡，是結婚、成家、養孩子，我會希望自己的孩子未來也組建家庭。

如果有人跟我宣揚“終身不婚”“一個人最好”，我會直接表達不認同。

對于我父親當年燒我手稿的事，我早已完全理解。那時候有人跟他說，我寫作是“鬼神上身、要發瘋”，父母承受的恐懼和壓力，比我失去幾頁手稿要大得多。

等我自己當了父親，再回頭看，更能體會那種沉甸甸的擔憂。

我怨過，但從來沒真正恨過。

用寫作化解情緒

新京報：你常在送外賣、看店的間隙寫作，大多時候都是使用語音寫作嗎？

王計兵：詩歌和散文基本都是用語音完成的。

以前我寫完就不改，寫好即定稿。后來被更多人關注，寫的東西要發表、要出版，我才意識到要對文字負責，開始主動做修改。詩歌不需要完整的一大段時間，隨時隨地有感覺，就能說兩句，寫成詩。

散文則必須一氣呵成。中間一旦被打斷，氣息、情緒一斷，整篇很可能就廢了。有一次一篇散文分兩次寫完，編輯看出來前后情緒不連貫，建議我拆開，最后干脆變成兩篇。

過去十幾年，我送外賣、送快遞，生活節奏非常固定：早上五點半起床，愛人去看店，我出門送外賣，到下午兩點半回家吃飯，四點再出去，送到晚上十一點，再回店里關門，大概十二點休息。

日復一日，周而復始。

現在活動多了，時間不再那么規律，但寫作從來沒停過。剛開始用語音寫作時，我特別不適應，總覺得“說出來的話”不如“寫在紙上的字”有質感、有畫面，堅持了兩個多月，才慢慢習慣，后來連紙筆都很少帶了。

《趕時間的人》

作者: 王計兵

版本:真故圖書｜臺海出版社

2023年2月

新京報：送外賣時你和顧客常有很細膩的互動，比如你寫到顧客把地址寫錯，外賣送到前男友家，又要求你去取回來重新送。那件事情的經過你寫得很細膩，但這種敏感細膩，有沒有被機械、冰冷的現實傷害的時候？

王計兵：當然會委屈，也會有情緒。作為寫作者，我不想丟掉生活遞來的任何一種感受。那次外賣送錯地址，來回折騰了好幾趟，我心里一開始也有火。但轉念一想，那個女孩會把地址寫成前男友家，說明剛分手不久，心里肯定不好受。我就平著語氣把餐還回去，順便安慰了她兩句。她當場就哭了。后來我把這件事寫成了詩。

也有特別委屈的時候。比如疫情期間，小區不讓外賣員進門，顧客卻非要我翻進去，我做不到，只能把餐放在門口。結果照樣被投訴，一單罰五十塊。這件事我到現在都沒寫成詩，一想起來心里還是很難完全平靜。

但大多數時候，作品能把情緒化解掉。那句話——“生活給我多少風雪，我就遇見多少春天”——就是在車被鎖、七單全部超時、我自己賠錢把所有餐品買下之后寫的。

后來那段文字上了春晚，再回頭看那段經歷，也就釋然了。

新京報：跟你聊天，發現你出口的話常常就像詩一樣，這是天賦還是長期寫作的結果？

王計兵：更多是長期寫作練出來的。詩歌講究精練，久而久之，說話的方式也會跟著收一收、煉一煉。

回老家跟鄉親聊天，偶爾打個比方，還會被說：“讀了兩天書就開始拽文。”

新京報：這種時刻你一般如何回應？

王計兵：我和家人之間一直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他們不喜歡我寫作，我就悄悄寫。就像有的人偷偷抽煙、偷偷喝酒，我這點愛好，從成本和對家庭的影響來看，其實不算什么。

我不追求生活完美，生活本來就不完美。在沒能力改變生活的時候，就改變自己的心態。

母親從小教我，人窮志不短；教我“眼淚多，受啰嗦”；教我對別人笑，也對自己笑。這些話，我一直記在心里。

“外賣詩人”是一種托舉

新京報：你說《成珍》是為無數無名者寫的生命史詩，對你來說，那一代人最打動你的特質是什么？

王計兵：自我犧牲。這個詞在今天聽起來好像意味（很復雜），但我意識到作為她的孩子，正是她犧牲的對象。

她們（那一代）愿意為親人付出一切，甚至付出一生。今天社會上更多在講“自我”“自我價值”，大家會質疑這種犧牲。

但我覺得，不必用今天的標準去苛責上一代。那是刻在她們骨子里的一種本能。哪怕到今天，依然有不會游泳的母親，為了救孩子，毫不猶豫跳下水。母愛的本能，從來沒變過。

新京報：你一直堅持“樸素的”寫作，這種風格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作家對你影響比較大？

王計兵：我只讀到初二，詞匯量有限，也不習慣用那些華麗的詞。用不屬于自己身份和經歷的語言去寫，會顯得很假，我自己也會心虛。

我也嘗試模仿過別的作家的文風，寫著寫著就覺得不對勁——不像一個送外賣的人寫出來的東西。

后來干脆回到最真實、最樸素的方式：寫我真正感受到的生活，寫我真正經歷的人和事。這不是我刻意選擇的“寫作風格”，而是自然而然的東西。

早期對我影響很深的作家是余華。1993年左右讀到他的作品，那種敘事上冷靜到近乎殘酷的方式，對我影響很大。還有叢維熙的《雪落黃河靜無聲》，讓我意識到一個人內心底線的重要性。

近幾年我常讀《人民日報》2024年散文精選，里面有謝冕、李雪健等各行各業作者的文章，視野非常開闊。

劉亮程的文字文學性很強，也值得學。

《手持人間一束光》

作者: 王計兵

版本:99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5年1月

新京報：會閱讀國內其他非虛構寫作者的作品嗎？

王計兵：我和范雨素、胡安焉等寫作者都有私下交流，會互相看看對方的作品，聊一聊寫作感受。

新京報：你怎么看待“外賣詩人”這個標簽，現在還在送外賣嗎？

王計兵：還在送。前不久在北京，我還跟央視的老師開玩笑，說要借一輛車，當場送兩單外賣。

“外賣詩人”這個標簽，對我來說更多是一種托舉。

大家知道我是一個外賣員，同時還在寫詩，很多人會對我多一份認可。我很感恩這個身份帶來的善意和關注。

新京報：寫作對你的收入和生活有多大改變，你覺得寫作者應該獲得與之匹配的回報嗎？

王計兵：一個成熟寫作者的收入，至少應該等同于一份普通職業的收入。

目前來看，稿費、版稅整體偏低，這是現實情況。但對我個人來說，寫作已經很大程度改善了我的生活——版稅收入是以前的三倍多，我已經很知足。

寫作可以是愛好，但不能本末倒置。先把日子過好，再去談夢想。靠創作讓生活變好，不是丟臉，是光榮。

新京報：寫作中如此袒露內心，會害怕嗎？

王計兵：不會。

誠實是最寶貴的，不誠實才會整天活在恐懼里。面對大家的關注，我能做到的就是：保持真實。

一旦開始裝，以我們這種普通人的心力，根本應付不來。

我愛人問過我一次：“如果哪天不火了怎么辦？”

我說：“我們已經中過一次彩票，夠幸運了，剩下的就是踏踏實實把書寫好。”

新京報：接下來還有怎樣的創作計劃？

王計兵：詩集《加速生活》已經簽約，即將印刷首發。之后還有一部純散文集，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另一本風格不同的詩集也在創作中，第三本散文集也已寫下幾萬字開頭，不出意外，一年內會陸續推出。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采寫：張婷；編輯：走走；校對：楊許麗。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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