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50萬對新人異地領證背后：如何讓年輕人愿意結婚？

作者：魯偉

來源：財經雜志（ID：i-caijing）

導讀：婚姻登記“全國通辦”施行一周年以來，有50.7萬對新人跨區域領證，但年輕人的婚育困境仍待更多制度破題。

2026年5月10日，新修訂的《婚姻登記條例》（下稱《條例》）施行已一周年。《條例》廣受關注的一個變化，是婚姻登記可以“全國通辦”，不再受戶籍地限制——異地打拼的年輕人，不必再為領一張證專程跑回老家。

民政部有關人士近期披露，一年來，各地共辦理“全國通辦”68.2萬件，其中結婚登記50.7萬對。“全國通辦”覆蓋了三類登記范圍：內地居民、涉外及港澳臺人士與補領證件、補辦婚姻登記。

將婚姻登記從單純的“行政程序”轉化為富有儀式感的“情感體驗”，這是《條例》施行以來的另一個顯著變化。一年來，各地持續推進婚俗改革試點，確定不同層級試點示范單位2080家，建成戶外頒證點1330個，其中設在公園、景區等標志性場所的525個，婚俗文化展示場所2045處。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財經》表示，“全國通辦”讓異地年輕人省去了回鄉領證的時間和經濟成本，實實在在提升了便民服務水平，也為促進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創造了更好的制度環境。“但提升結婚意愿，不能只靠登記便利這一項。”他強調，年輕人婚育決策的背后是復雜的現實考量，需要更多配套政策協同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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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萬對新人異地登記結婚

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婚姻登記服務中心，一對“95后”新人剛剛領取了結婚證。這對分屬河南與黑龍江籍的年輕人因工作定居杭州，他們利用婚姻登記“全國通辦”，直接在杭州完成了結婚登記，避免了往返老家的經濟和時間成本。

事實上，“全國通辦”落地的背后，是一場龐大而精密的數據工程。全國婚姻登記歷史檔案必須實現電子化互通，異地登記才能“查得到、認得準”。

民政部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全國已補錄完善婚姻登記歷史數據28430.66萬條，19個省份完成全量補錄；婚姻登記檔案電子化42977.5萬份，五個省份實現全覆蓋；全國共生成婚姻登記電子證照38634.1萬個。

正是這項“看不見”的基礎設施工程，讓68.2萬件跨區域登記成為可能——其中結婚登記50.7萬對，加上離婚、補領等其他事項，總量為68.2萬件。

流動人口聚集地是最直接的受益區。江蘇省一年來共辦理“跨省通辦”5.79萬對，省內跨區域登記9.6萬對。廈門更為突出——2025年5月至2026年5月，全市結婚登記29087對，較往年同期增長40%，其中雙方均非廈門戶籍的占46.8%。

丁長發認為，“全國通辦”確實降低了異地居住人群的結婚登記成本。但他同時提醒：流動人口能否真正融入城市，關鍵不在于婚姻登記是否便利，而在于地方政府能否提供與之配套的公共服務——最核心的是隨遷子女的就學問題。

一直以來，中國義務教育實行屬地管理原則，隨遷子女就學經費以流入地財政承擔為主，中央通過“錢隨人走”機制提供部分人頭經費補貼，但整體轉移支付力度有限。流動人口子女能否在流入地平等就學，根本上取決于流入地政府的財政實力與政策意愿。

過去，領結婚證意味著去一座樓里排號、填表、蓋章，儀式感幾近于零。在“全國通辦”后，新人們不僅可以就近就便辦理婚姻登記，還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婚姻登記點，留下美好回憶。

景區婚姻登記點由此成為“網紅”。新疆賽里木湖婚姻登記中心每天限號100個，一年來累計辦理登記1萬多對，大多為外地游客，登記后可獲景區終身免門票。賽里木湖的藍與雪山的白，成了獨特的婚禮背景板。廈門鼓浪嶼婚姻登記中心將登記從“程序辦理”升級為“美學體驗”，一年來已為3500余對新人辦理登記，單日最高125對。南京玄武區將登記處搬進玄武湖公園，2025年“520”當天，近200對情侶在湖光山色中領證。青島已建成安娜別墅、云上海天、郵輪母港等11處特色登記點。蘇州則在山塘街、桃花塢、蘇作館三處文化地標同步啟用特色登記點。

“領證+文旅”，正在成為地方政府“爭奪年輕人口”的新賽道。

“‘全國通辦’不僅是婚姻登記領域的制度革新，更是國家治理體系回應‘流動中國’民生需求的生動實踐。”民政部社會事務司相關負責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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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鼓勵結婚的多種嘗試

除了“全國通辦”，各地為鼓勵年輕人結婚也出臺了更多舉措。

最直接的是真金白銀。據《財經》不完全統計，廣州白云區南嶺村給出迄今最高的地方性結婚獎勵——本地戶籍夫妻初婚獎4萬元，婚育綜合獎勵最高可達20萬元。浙江多地發放結婚消費券，比如紹興上虞千元禮包，常山縣對25歲以下新人給予專項獎勵。山西呂梁自2025年1月1日起，對當地初婚且女方35周歲以下的夫妻，在登記窗口即時發放1500元現金。

支持力度的差異，折射出地方財力與思路的不同。廣州南嶺村靠集體經濟托底，能給出更多真金白銀；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呂梁，1500元已是地方財政盡力而為的務實之舉。多位專家坦言，這些激勵雖難真正撬動婚育決策，但其釋放的政策信號不容忽視——它標志著地方政府在人口形勢日趨嚴峻的背景下，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介入”婚育支持。

比現金補貼更系統的，是多地多維度的政策支撐。

比如，山東增設父母護理假，并在婚假、產假、育兒假、陪產假等方面完善制度保障。廣西將婚育支持納入“青年發展友好型區域建設”框架，覆蓋教育、就業、住房、婚戀、生育、心理關愛等十大領域。湖北宜昌推動“不動產登記+婚姻登記”聯辦，新人領證當天同步處理公積金和產權登記。海南提供婚姻登記、婚前體檢、生育咨詢、地貧防控一站式服務。

還有一股更柔性的力量——政府部門搭建婚戀交友平臺。共青團浙江省委主辦的“親青戀”公益交友平臺，自2019年上線以來注冊用戶已超百萬。2025年七夕，通過舉辦“牽手團緣·青春偕進”全國性相親活動，各地工會、團委在公園、商業區設立相親角，村鎮“紅娘志愿者”上崗。從被動等待到主動服務，地方政府正將婚戀支持納入公共服務體系。

截至2026年5月，全國已有30個省級行政區（不含港澳臺）出臺涉及婚姻家庭輔導、婚育銜接或婚育支持的政策文件，形式包括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部門指導意見及發展規劃等。

但最頑固的障礙，是橫亙在婚姻門口的高額彩禮。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楊華團隊調研發現，在一些地方，農村彩禮的平均數額已從2000年前后的1萬元至2萬元，飆升至2021年的14萬元左右。彩禮還不是“婚姻標配”的全部，再將在縣城購房、購車、婚宴、三金、各類禮金等加總，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為兒子娶媳婦的實際支出，普遍在60萬元至100萬元。

楊華認為，高額彩禮已非單純的民俗、道德問題，而是涉及人口結構、城鎮化路徑、家庭倫理、基層治理的系統性社會問題。

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要對“天價彩禮”進行治理。此后連續多年，這一議題始終被納入中央農村工作的視野。它已經從家庭私事，演變成關系國家治理、鄉村振興、社會穩定的公共議題。

中央農辦有關負責人此前公開表示，針對農村高額彩禮突出問題，中國在宣傳引導、婚俗改革、婚戀服務、打擊婚托婚騙等方面綜合發力，推動局部地區彩禮上漲勢頭得到有效遏制。

客觀而言，上述舉措確實產生了效果。2025年全年結婚登記數從2024年的610.6萬對反彈至676.3萬對，增幅10.76%。

但這一反彈能否持續，學界存在較大爭議。有專家直言，2025年的反彈部分來源于2024年被壓制需求的集中釋放，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婚育意愿回升。

丁長發也持類似判斷。他以廈門為例指出，廈門的登記數增長“是存量的結構性調整，而不是全國層面的增量”——原先可能打算回老家登記的人，現在選擇在廈門登記了，這是地區之間登記量的轉移，并不代表全國有更多人真正產生了新的結婚意愿。他認為，不能用一年的數據來判斷一個常態化的趨勢，“目前來看還是要保持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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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年輕人愿意結婚？

在“全國通辦”等舉措與各地政策組合拳背后的現實是：中國結婚人數近年來總體仍呈整體下降趨勢。

5月9日，民政部發布的數據顯示，2026年一季度全國結婚登記169.7萬對，同比減少11.3萬對。

根據民政部的數據，全國結婚人數自2014年以來整體呈現下降趨勢。2014年為1306.74萬對，2019年跌破1000萬對、2021年跌破800萬對、2025年也僅676.3萬對。

適婚人口減少是主要原因。受出生率長期下滑影響，20歲至34歲適婚年齡段人口總量已明顯收縮。同時，初婚年齡的不斷推遲也加劇了這一現象。隨著受教育年限的延長以及職場競爭的加劇，年輕人完成學業并穩定下來的時間普遍后移，這直接導致他們將婚姻計劃順延。

此外，年輕人的主觀婚育觀念也在發生深刻轉變。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此前發布的調研顯示，在受訪大學生中，51.8%認為擁有婚姻并不重要，59.4%認為生育子女不重要。該調查覆蓋全國31個省份，有效樣本超過5.5萬名大學生。

上述調研還顯示，婚育意愿存在顯著性別差異——認為婚姻不重要的女生與男生占比差值達37.6個百分點，認為子女不重要差值為34.7個百分點。理想初婚年齡在校大學生平均希望28歲，而一旦從“理想情況”轉向“現實考慮”，上述年齡平均延后2歲，且不愿結婚和生育的人數比例顯著上升。

究其根本，經濟壓力仍是橫亙在年輕人與婚姻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高房價、教育年限延長、生活成本上升，以及職場“996”帶來的時間擠壓和社交圈層化，共同構成了年輕人婚育的“高壓線”。

面對這一復雜局面，“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倡導積極婚育觀，優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勵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倡導積極婚育觀”被置于“優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勵措施”之前。有分析指出，這一表述順序的深意在于，意味著政策重心正從單純的物質“經濟激勵”延伸到更深層次的“價值引導”，從硬件支持轉向軟件文化塑造。

在這一政策導向下，2026年全國兩會期間，多位代表委員針對青年婚育問題建言獻策。

全國人大代表、南昌大學黨委書記羅嗣海建議，將婚育觀教育納入高校人才培養體系，推動從“選修”走向“必修”，幫助青年學生認識到“愛是一種需要學習的能力”，從而提升他們建立深度親密關系的能力。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認為，應當系統重塑生育支持政策，將普惠福利視為人力資本投資，從生命起點夯實人力資源基礎，并針對“生不出、養不起、沒人帶”痛點完善醫保、補貼與托育保障，同時優化生育服務與職育平衡環境，營造尊重生育的家庭友好型社會。

然而，無論是觀念引導還是福利供給，若不能有效降低婚育的綜合成本，其效果都將受限。丁長發從邊際效應的角度給出了更直白的判斷：“制度便利化對結婚率的邊際影響有限，短期內會有一定改善，但中長期來看作用不大。”他認為，對大多數人而言，該結婚的終究會結，只不過時間節點有所調整，但婚育決策本身并未發生根本改變。

在丁長發看來，真正能影響婚育決策的政策工具，至少需要從四個層面同步發力。一是大幅降低生育養育直接成本，縮小中國家庭養育支出占GDP比重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二是推進15年義務教育（將學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納入），系統性降低家庭教育負擔；三是完善女性生育保障機制，通過生育保險、稅收優惠等方式合理疏導用人單位的女性雇傭成本；四是推進住房、醫療等核心領域的系統性改革，降低家庭剛性支出壓力。“這些領域的綜合負擔不降下來，單靠便民化的程序優化，很難從根本上改變年輕人對婚育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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