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鵬軍：一個嶺南記憶的生成：陳獻章與厓山

一個嶺南記憶的生成：陳獻章與厓山

撰文丨左鵬軍

左鵬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院、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教授。

[摘 要] 在南宋末年至元代文天祥、趙必
等寫下的厓山詩歌基礎上，陳獻章以多首詩歌記述詠贊厓山及有關遺跡、人物和事件，把厓山書寫、厓山記憶的思想意義和精神內涵表現得深切具體、豐富全面，代表了厓山書寫的新高度和新水平。他積極參與倡議建立大忠祠、慈元廟等紀念地，有力促進了厓山遺跡的建設和保護。他還將厓山及相關人物和事件傳遞給各地友朋及眾多弟子，進一步擴大了厓山遺跡與厓山書寫、厓山記憶的影響。陳獻章的詩歌創作及多方面努力和貢獻，尤其是著意表現明晰的時空意識和深摯的鄉邦情懷、深沉的興亡之感和敏銳的歷史感悟、清醒的獨立意識和深刻的批判精神、執著的入世品格和本色的儒者追求，是厓山精神確立、厓山記憶形成的重要標志。當明末清初又一次政治動蕩、王朝興替之際，一批嶺南文士自覺繼承發揚此前的厓山書寫，著意弘揚厓山精神，進一步擴大了厓山的歷史文化影響，開啟了其后直至20世紀中葉厓山書寫、厓山記憶的先路，產生了深遠的海內外影響。

[關鍵詞] 陳獻章 厓山書寫 嶺南記憶

十多年前，筆者曾發表南宋以來關于厓山書寫與厓山記憶的文章，通過對厓山書寫、厓山記憶和厓山精神的內涵及價值意義的闡發，對厓山文學與嶺南文學變遷、思想演進、抗爭精神、遺民精神等關系進行了評說。[１]在南宋末年以降由文天祥等人開創的厓山書寫、厓山記憶的建構過程中，明代廣東新會人陳獻章發揮了至為關鍵的作用。陳獻章通過詩歌詠贊、實際倡導和有意傳播，將厓山書寫、厓山記憶和厓山精神推向了新高度，有力促進了厓山記憶和厓山精神的形成。本文擬在原有認識基礎上，考察陳獻章在這一嶺南記憶構建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及產生的影響，以期更加深入準確地認識厓山書寫與厓山記憶對于嶺南思想文化演進的精神原點和思想動力作用。

一、陳獻章對厓山精神構建的影響

陳獻章主要在詩歌記述詠贊、實際倡導與踐行、對弟子的教導引領等三個方面對構建厓山精神和形成厓山記憶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一，詩歌記述詠贊。陳獻章曾多次前往厓山并留下了豐富的厓山詩歌，他對于厓山的精神內涵和象征意義所進行的深刻而全面的“詩史”式書寫，對以厓山記憶和厓山精神為思想原點的嶺南遺民精神的確立產生了關鍵作用，也具有特別深遠的意義。陳獻章于明成化五年（1469）所作《游厓山次李九淵韻》二首其二有句云：“不待祥興后，神州已陸沉。孤臣空有淚，大塊本無心。”[２]已明確把“興亡”“孤臣”與“中原”“神州”聯系在一起，賦予厓山以深沉的興亡感和歷史感，并將其與整個中國的興衰隆替、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弘治二年（1489）《重過大忠祠》云：“宋有中流柱，三人吾所欽。青山遺此廟，終古厭人心。月到厓門白，神游海霧深。興亡誰復道？猿鳥莫哀吟。”[３]通過對文天祥、陸秀夫、張世杰三忠英烈事跡的懷念贊譽，凸顯了厓山戰役中南宋核心人物的英雄氣概，也仔細品味著興亡滋味，營造了感傷悲涼的氛圍。陳獻章對于厓山的關注和書寫、歌詠和追憶，是持續了一生的有意行為和自覺行動。直至年逾六旬之際，這種思緒、情感和行動仍然經常出現。弘治四年（1491）所作《登厓山觀奇石》云：“長年碑讀洗殘潮，野鬼還將野火燒。來往不知亡國恨，只看奇石問漁樵。”[４]最為牽動詩人的仍然是那種無法消磨、難以擺脫的亡國恨。五年后的弘治九年（1496）所作《次韻孫御史擬吊厓》云：“瞬息人間三百年，尋常興廢不須憐。羌胡此賊真無賴，中國何年壞守邊？”[５]依舊是把興廢的教訓和感慨作為內容與情感中心，所表達的早已不僅是詩人一己的歷史興亡之感、憑吊追憶之情，而具有一種穿越時空、古今同悲、思接千載的思想穿透力和引人共鳴的精神力量。陳獻章還有多首詩歌直接寫到厓山及相關人物、事件。《祭大忠祠》云：“天地神祠此大忠，百年舟楫更誰同？蒼厓不是無春色，吹盡斜陽一笛中。”[６]《吊厓》云：“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義重君臣終死節，時來胡虜亦成功。身為左衽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公。人眾勝天非一日，西湖云掩鄂王宮。”[７]《與廷實同游圭峰別后奉寄且申后來厓山之約》二首之二尾聯云：“回首厓山多感慨，英雄枯骨漫成堆。”[８]還有《宋行宮》《晚發厓山》《游厓山泊舟奇石下風雨夜作》[９]《厓山雜詩》[１０]等詩篇，都是懷想厓山、追憶歷史、歌頌忠義、感慨興亡的直接證明和詩化表現，更是他思想、情感的真實書寫和詩性抒發。陳獻章對其他地方有關南宋亡國及相關人物、事件的遺址、紀念地也保持著關注。《哀歌亭詩》云：“祠堂千頃壓江波，張陸之名更可磨。只少當時文相國，一間亭子表哀歌。”[１１]《寄賀柯明府建三忠祠于陽江》有句云：“夷狄犯中國，妻妾凌夫君。此風何可長，此恨何由申？……一正天地綱，我祖圣以神。缺典誰表章，厓山莽荊榛。寥寥二百年，大忠起江濆。慈元廟繼作，爛映厓山云。”[１２]《吊陸公祠》云：“傷心欲寫厓山事，惟看東流去不回。草木暗隨忠魄吊，江淮長為節臣哀！精神貫日華夷見，氣脈凌霜天地開。耿耿圣旌何處是？英靈抱帝海濤隈。”[１３]都是這種思緒情感的表達和抒發。

第二，實際倡導與踐行。陳獻章積極參與紀念厓山歷史事件和有關人物的實際行動，特別是參與謀建大忠祠、率先提議在厓山建立慈元廟（又名全節廟），以具有高標志度和深刻紀念意義的實際行動寄托對于南宋王朝的懷念與追憶之情。關于陳獻章及其同僚關于厓山紀念遺跡的倡導和行動，其門人張詡《翰林檢討白沙陳先生行狀》中有云：“厓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與夫祀典之舉也，皆發議于先生，與副使陶魯、右布政使劉大夏、僉事徐纮共成之。”[１４]黃淳于明萬歷三十五年（1607）所作《重修厓山新志敘》也提到：“白沙陳子獻章始議祠之，胡公拱辰、劉公大夏、陶公魯、徐公纮輩復后先成之。”[１５]陳獻章還參與提議建全節廟，《新會黃志》引《賈志》云：“孝宗弘治四年（一四九一）辛亥冬十月，建全節廟于厓山，布政使劉大夏與檢討陳獻章所議也。”[１６]此事可以從陳獻章詩作中得到印證。弘治四年（1491）所作《東山至厓山議立慈元廟因感昔者夢中之言成詩呈東山》云：“海上一陵何處封，劉翁今日問陳翁。天翻地覆諸王世，草死崖枯十月風。慷慨尚余精爽在，依稀猶作夢魂通。江山指點真還我，棟宇商量果待公。”[１７]同年又有《奉陪方伯東山劉先生往厓山舟中作》云：“且作東山管病翁，乾坤今古笑相同。高松落落都擎日，寒水粼粼又起風。附子大黃天下藥，蟲妖鼠怪世間兇。數聲鼓角滄溟暮，奇石船頭鬼拜公。”[１８]可知陳獻章在年過六旬之后，仍在為設立全節廟勞力勞心。陳獻章還在生病初愈時撰寫了《慈元廟記》，中有云：“宋室播遷，慈元殿創于邑之厓山。宋亡之日，陸丞相負少帝赴水死矣。元師退，張太傅復至厓山，遇慈元后，問帝所在，慟哭曰：‘吾忍死，萬里間關至此，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投波而死，是可哀也。厓山近有大忠廟，以祀文相國、陸丞相、張太傅。”又云：“弘治辛亥冬十月，今戶部侍郎、前廣東右布政華容劉公大夏行部至邑，與予泛舟至厓門，吊慈元故址，始議立祠于大忠之上。……是役也，一朝而集，制命不由于有司，所以立大閑、愧頹俗而輔名教，人心之所不容已也。”[１９]弘治十一年（1498），陳獻章作有《題慈元廟呈徐嶺南纮》詩：“前有東山后有徐，慈元風教萬年垂。嶺南他日傳遺事，消得江門幾句詩。”[２０]弘治十二年（1499），72歲的陳獻章作《力疾書慈元廟碑記》詩記事述感云：“北窗一榻羲皇前，青燈碧玉眠三年。慈元落落吾所憐，雨崖山高青閣天。厓門之水常涓涓，一碑今為東山傳。虛言不扶名教顛，久病江湖落日前。嗚呼此意誰與言！”[２１]同年還嘗為《慈元廟記》書丹。陳獻章在去世的前一年，仍念念不忘厓山和關于厓山的遺跡、人物和事件。

第三，對弟子的教導引領。陳獻章自覺而有深意地將厓山感悟和體認傳達給弟子們，白沙弟子也深受影響和激發，在詩文及其他著述中對厓山精神進行了表達和抒發。明代中期及以后，以陳獻章為中心、以白沙弟子為羽翼的嶺南詩人的厓山書寫，與明代其他地域詩人的厓山書寫相呼應，形成了一個令人矚目的厓山詩歌創作高峰，促進了厓山記憶和厓山精神的形成。（1）白沙杰出弟子、衣缽傳人、廣東增城湛若水，或陪侍陳獻章，或與其他同僚同行，至少三次憑吊厓山，所撰《修復厓山慈元殿大忠祠記》中有云：“三忠則何為也哉？無所為而為之者也。夫三忠者，不自知其為忠，不自欺其心而已。知其為忠而為之，則非三忠矣。夫三忠者，自盡自心，自存自性，知殺身而不知成仁，知舍生而不知取義者也。殷有三仁者，曰人自靖自獻于先王。若三忠者，亦知自靖而不知自獻于先王者也。自盡自忠，于人何與焉？是則三忠也已矣。”[２２]對文天祥、陸秀夫、張世杰三忠予以崇高評價和禮贊，可見其用心用情之深切。又有《吊厓次鄧念齋韻兼呈何善山大尹諸君》曰：“負帝元臣已赴波，天時人事奈之何。江邊奇石閱時舊，厓下悲風感客多。萬古精忠懸日月，中華大道自江河。諸君剩有綱常意，俎豆重開剪薜蘿。”[２３]在深沉真摯的滄桑感和歷史感中，表達對厓山英烈的崇敬懷念之情，以雄渾剛健、深摯遼遠的格調，道出了詩歌的思想主題，表現出雄渾壯闊的情感。又于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43年1月4日）作《吊厓辭》一篇，中有云：“悲宇宙之無窮兮，而生人之多艱。慨興亡之交迭兮，而天運好常還。……何有宋之忠厚兮，而輾轉亡于海堧也。自古莫不有喪兮，繄獨使百世有余嘆也。惟國君之死社稷兮，何逐逐極地而窮天也。胡群公之忠耿耿以蹇蹇兮，不能濟主于艱難也。豈大運之既去而莫留兮，人勝天而則然也。彼胡元之誠夷兮，昧此三恪而舍旃存宋祀于厓之一丸也。宜國祚之不昌兮，嘻猗哉！繄我明之表大忠而顯慈元也。揭日月而中天兮，扶綱常于既顛。”[２４]對厓山及相關人物事件寄予了深切同情、表達了濃重的滄桑興亡之感。（2）白沙杰出弟子、廣東東莞人林光撰《請建大忠祠代疏》，其中有云：“三代而下，忠良之臣，莫盛于宋。宋興三百余年，胡元猾夏，宋祚乃亡。宋亡則中華變為夷狄，衣冠同于左衽。開辟以來，非常之變，當是之時，忠臣義士踰嶺蹈海效死報國者，固非一人。其最顯者，文天祥暨太傅張世杰，右丞相陸秀夫，實佐帝昺與元將張宏范戰死于廣東新會之厓山，十萬生靈，隨之以盡。”“惟其寧為中華而死，不污左衽而生，立天地之常經，明春秋之大義，英風邁烈，震耀天地之間，而能使一代事元之人奄以為恥，此其為教至嚴而忠至大也。”[２５]雖是上諸皇帝之公文，但其中蘊含之濃郁的慷慨忠勇之氣、頌揚英烈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間，仍具有愷切動人、鼓舞人心的力量。（3）白沙杰出弟子、廣東番禺人張詡撰《全節廟碑》，其中有云：“朗朗性天，古謂明德；明德克明，不懼不惑。有龍失所，嗟日之昃；星月從之，崩于海國。謀豈弗臧，大命已革；視死如蛻，就義如食。以扶天常，以輔人極；以尊中國，以攘夷狄。堂堂丈夫，破釜失色；孰能死生，從容擁翟。高曹向孟，光昭史冊；于赫后烈，允邁前彟。”[２６]表達了對于厓山忠烈的敬仰緬懷之情。又有《次白沙先生約游厓山韻》二首，其一云：“行宮數十尚荒臺，龍馭賓天竟不回。忠節月臨還日照，興亡汐去又潮來。鵑啼宿雨孤墳閉，浪打厓門兩廟開。帝子神游應過此，玉笙聲在碧云堆。”其二云：“厓山南望越王臺，淚灑西風日幾回。一曲雍門空悵恨，千秋遼鶴未歸來。閑花野草行宮寂，剩水殘山督府開。南北地殊魚雁杳，可堪回首拂云堆。”[２７]都寫得沉痛深摯、低回悠遠，不能不引人沉思并深切品味王朝的興亡和歷史的教訓。（4）白沙弟子、廣東順德人何絳有《崖門謁三忠祠》詩云：“雙峰如闕水迢迢，恍惚洪濤怒未消。使相有祠遺海裔，書生無淚哭前朝。空聞謝豹啼荒殿，無復黃龍起暮潮。禮罷苔階頻太息，兩崖風雨正蕭蕭。”[２８]所抒發的仍然是面對厓山遺跡、追憶有關人物和事件時，不可扼制的“怒”“哭”“太息”。（5）白沙弟子、廣東順德人梁景行《從白沙先生游厓山謁大忠祠作》云：“忠祠奇石屼，正氣大江流。此日悲狂浪，傷心覆御舟。三仁心矢日，一旅運逢秋。千古厓山上，哀猿處處愁。”[２９]面對厓山故地，感受到的是貫通古今的“忠”“正氣”和“仁”，而詩人一己內心的“悲”“傷心”和“愁”，則是對厓山所昭示的歷史興亡、忠義精神的再三思考和反復品味。

二、陳獻章“厓山情結”的成因

陳獻章如此著意和密切地關注厓山、書寫厓山，發掘厓山記憶，弘揚厓山精神，源于他對厓山滿懷崇敬、一往情深，在他的思想意識中，已經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厓山情結”。厓山情結成為他的思想與學問、行事與處世過程中一種重要的思想資源和情感紐帶，也是一種強大的思想力量和精神象征。

陳獻章產生厓山情結最明顯、最直接的原因是在深摯的故土意識、濃郁的鄉邦情懷下，對于家鄉歷史遺跡、人文精神及其傳世價值的深切體認和著意表達。厓山原屬廣東新會縣，是陳獻章的家鄉所在。關于厓山的地理位置、厓山與南宋王朝最后命運的關系及其象征意義，明末廣東番禺人屈大均在《廣東新語》卷二《地語》中專設“厓門”一條云：“厓門，在新會南，與湯瓶山對峙若天闕，故曰厓門。自廣州視之，厓門西而虎門東。西為西江之所出，東為東北二江之所出。蓋天所以分三江之勢，而為南海之咽喉者也。宋末陸丞相、張太傅，以為天險可據，奉幼帝居之。連黃鵠、白鷂諸艦萬余，而沉鐵碇于江。時窮勢盡，卒致君臣同溺，從之者十余萬人。波濤之下，有神華在焉。山北有一奇石，書‘鎮國大將軍張弘范滅宋于此’十二字，御史徐瑁惡之，命削去，改書‘宋丞相陸秀夫死于此’九字。白沙先生謂當書‘宋丞相陸秀夫負帝沉此石下’，瑁不能從。光祿郭棐謂，如白沙者，則君臣忠節胥備，其有關于世教更大。而予則欲書‘大宋君臣正命于此’，凡八字，未知有當于書法否？”[３０]這段相當詳細、頗具個人思想印記和感情色彩的記述，既是對厓山地理位置和南宋末年厓山戰役的客觀敘述，也寄予了深沉的歷史興亡之感。明代古岡（今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許炯《厓山舊志序》開篇即云：“《厓山志》繼《宋史》而作者也。宋亡于夷狄，古今之大變；君臣士卒同死社稷，古今之大節；繼絕舉廢，崇德報功，古今之大典。斯志之所以作也。……宋亡二百余年，元亡又百余年。時移運改，陵谷變遷；山高水深，草生邱墟，而談其事者耿耿若在目前。信乎忠義之在人心，有不可須臾離者！以祠以廟，風采凜然，億萬斯年，猶有生氣。”[３１]厓山及相關人物事件與陳獻章明晰的鄉邦意識和鄉土情懷直接相關，是陳獻章故土情結、鄉土情感的重要表現形式和抒發渠道，也是他在更加深刻廣遠的意義上保護、傳承和宣傳家鄉歷史遺跡、弘揚鄉邦歷史文化遺產的一種重要方式。

陳獻章對于歷史興亡、王朝興廢及其經驗教訓的深切體認和情感共鳴，以及由此生發的對于江山興廢、政權成敗及其命運或規律的思索與追問，是其“厓山情結”的另一個深層原因。厓山本來位處天南海角，與傳統意義上的中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距離甚遠，甚至真正知曉這個山崖的人并不多。但是，那場極其慘烈的厓山戰役不僅標志著南宋王朝以如此悲壯的方式徹底滅亡，也使厓山陡然成為具有軍事史、政治史意義的戰略要地，成為追憶歷史興亡、紀念英雄烈士的文化遺址，也使之具有了昭示民族精神、見證歷史興亡、記取經驗教訓的象征意義。這是嶺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如此直接地經歷鼎革的血腥，如此近距離地見證歷史的興亡。厓山事變對陳獻章造成了巨大思想沖擊和強烈的情感刺激，陳獻章通過對于世變之際、生死關頭的烈士精神、忠義人格、崇高品質的贊譽與感佩，對于以儒家價值觀念和人生理想為核心的世道人心的呼喚與倡導，寄予了反思歷史、喚醒人心、培養高尚人格的思想指向和理想追求，其中也包含著以古為鑒、以知興替的現實用意。張詡在《白沙先生墓表》中云：“先生生而資稟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于思齊，間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赍咨，繼之以涕洟，其向善蓋天性也。”[３２]對于陳獻章自幼年以來就具有并滋長于心的“思齊”“忠烈”“向善”的思想底蘊和情感素養的記述，確是深知其師為人與為學之語。

陳獻章性格、思想、學問、行事中強烈的理性精神、批判意識和獨立品格，特別是對于社會現實、國事民瘼的關切牽掛與同情悲憫，是其“厓山情結”生成和持續的又一個重要原因。陳獻章對于當時朝政的真實狀況、官場習氣和士林風氣保持著深刻觀察、清醒認識和冷靜判斷，成為他出處、行事、交游和思想學術形成的重要依據。這種性格特點、思想素質和學術修養，在他的詩文創作中有著真切的體現。其《自策示諸生》云：“賢圣久寂寞，六籍無光輝。元氣五百年，一合又一離。男兒生其間，獨往安可辭？邈哉舜與顏，夢寐或見之。其人天下法，其言萬世師。顧予獨何人，瞻望空爾為！年馳力不與，撫鏡歡以悲。豈不在一生，一生良遲遲。今復不鞭策，虛浪死勿疑。請回白日駕，魯陽戈正揮。”[３３]其中著意強調的“獨往”“鞭策”“魯陽戈正揮”，都是陳獻章追求獨立、勇于進取的性格和思想的表現。《憫雨寄黃叔仁》云：“去年無雨谷不登，今年雨多種欲死。農夫十室九不炊，天道何為乃如此！自從西賊來充斥，一十九年罷供億。科征不停差役多，歲歲江邊民荷戈。舊債未填新債續，里中今有逃亡屋。安能為汝上訴天，五風十雨無兇年！”[３４]所表達的對于農民生活困境、遭遇災害的同情悲憫，對于百姓安寧生活、風調雨順的祈愿，都是他內心深處憫農愛民思想的直接抒發。《記旱用前韻》詩云：“簫管聲停刺史衙，豐秾無復去年夸。禾焦百畝還輸稅，菊到重陽可泛茶。鄰壤兵戈悲此役，隔村煙火問誰家。諸公果解憂民極，肯算腰金不鏤花。”[３５]《喜雨》詩云：“滿眼珠玉不足珍，甘雨一灑萬家春。昨日蒼頭睦洲至，又道睦洲饑殺人。”[３６]一記旱，一喜雨，重點都在于“憂民”，對于官吏殘酷壓榨百姓，以至于使百姓沒有生路活活餓死的殘酷現實，更是進行了無情揭露和犀利批判。

陳獻章“厓山情結”更深層、更有底蘊的思想資源和道德動力，是其作為儒者的內心修養和人生選擇。陳獻章持續了一生的對于厓山的關注、書寫、紀念和追懷，遠紹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處世態度，“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使命意識和崇高追求，與他一直信奉并堅守的正統儒家的崇正辟邪、復歸正道的精神追求息息相關、一脈相承。這種人生態度、道德堅守和價值追求，從陳獻章的詩作中可以得到相當充分的體現。《夢作洗心詩》云：“一洗天地長，政教還先王。再洗日月光，長令照四方。洗之又日新，百世終堂堂。”[３７]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并不是洗心的字面表達，而是洗心的精神內涵和思想指向，尤其是與傳統儒家思想息息相通的“政教還先王”的價值取向和內心修養。《枕上》云：“仲尼不作周公夢，天下共嗟吾道衰。總為乾坤元氣薄，圣人誠處眾人知。”[３８]同樣是將傳統儒家的道德楷模、精神象征孔子和周公視為圣人，并將其思想影響和引領作用置于顯赫的地位。《隨筆》六首之三云：“人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障佛所名，吾儒寧有此？”之六云：“子美詩之圣，堯夫更別傳。后來操翰者，二妙少能兼。”[３９]明確將自己的身份確定為吾儒，將自己的詩歌創作理想、學術思想指向杜甫、邵雍這樣的以儒學思想、入世精神、憂國憂民為核心的詩人、思想家。可見陳獻章學術思想、人生追求、處世態度、現實關懷以正統儒家為核心和旨歸的傾向。

三、厓山記憶的積淀與傳承

關于厓山戰役、人物事件及其所蘊含的政權更替、國家興亡的書寫，始于南宋末年文天祥等人。他們以親歷者的身份和角度、情緒和心態，對厓山戰役及其悲慘結局、慘痛教訓進行了真實描繪，對家國興亡、民族存續、忠奸善惡、戰降生死等重大問題進行了直接表現和熱誠抒發，為最后時刻的南宋王朝留下了一抹堪可懷念、值得欽敬的英雄氣概，也為后來歷代文士官員憑吊厓山、描摹厓山、歌詠厓山和懷念厓山，并由此進行自覺傳承、有意識積淀、形成穩固而明晰的厓山記憶奠定了最重要的文獻基礎、思想基礎和情感基礎。

關于厓山戰役及其結果的書寫、歌詠、懷念和憑吊，一直延續至南宋末年以后歷代嶺南文人士子的文化記憶和思想情感中。其中曾跟隨文天祥抗元、南宋滅亡后拒不仕元、甘當遺民的廣東東莞人趙必
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以趙必為代表的東莞及廣東宋遺民成為不食當朝俸祿、不與當朝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懷念厓山、歌詠厓山和延續厓山精神的主要文人群體，對于厓山記憶在多受禁忌、多有風險的元朝統治下的保持和延續，在異常艱難的情況下沒有被遺忘、被泯滅，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脈絡和情感脈絡中，陳獻章自覺而飽含深情地對厓山人物事件和厓山精神進行了多方面保護、傳承和弘揚，并以其獨特的政治身份、廣泛的思想影響和崇高的精神品格，通過記述厓山戰役及關鍵人物與事件，描繪歌詠厓山戰役與歷史興亡，闡發厓山精神及其思想內涵、精神追求，使厓山精神與厓山記憶走向成熟、基本定型。而且，陳獻章以其巨大的思想影響力、與各地官員文士的廣泛交往、對眾多弟子門生的有意識引導教誨，使厓山事件和厓山精神從新會傳播到更加廣闊的嶺南地區，傳播到嶺南以北包括江南、中原等地區，從而形成了相當明晰、穩固的厓山記憶。因此可以說，陳獻章是厓山精神傳承弘揚、厓山記憶形成傳播過程中的關鍵人物，是厓山記憶形成的顯著標志。

到了明末清初的又一次王朝更替、政治興亡，在厓山精神和厓山記憶已經形成、廣泛傳承的嶺南地區，再一次興起了自覺追憶和弘揚厓山精神、繼續書寫厓山記憶的行動。其中一批擁明反清的嶺南官員文士發揮了主導與核心作用，如陳邦彥、鄺露、陳子壯等，都留下了借歌詠厓山人物事件、欽敬追慕厓山英勇精神，以表達反清意志、抗爭精神、民族情感，感慨歷史興亡、反思經驗教訓的詩篇。“嶺南三大家”中的屈大均和陳恭尹，更是以明確的遺民品格、反清立場、果敢姿態，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寫下了大量關于厓山的詩歌。屈大均還通過《廣東新語》《皇明四朝成仁錄》《廣東文選》等著作的編寫，寄予明確而堅定的反清立場和民族精神，其中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內容就是對于厓山的細致書寫和深情追憶。在明清之際這又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嶺南文人自覺地弘揚厓山精神，有意識地延續厓山記憶。“嶺南三大家”中的另外一人梁佩蘭，雖然后來參加清朝科舉考試并在乾隆年間中了進士，隨即盡改初心、入朝為官，而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貳臣”，但他早年追隨其師陳邦彥的時候，還是留下了抱定忠誠、甘當遺民的詩作，也可以算是厓山精神和厓山記憶的影響。在懷有遺民精神和忠貞品格的嶺南士人看來，明清之際發生的朝廷更替、政權興亡，這種“亡天下”的劇變，必然激發起具有遺民情懷、采取不合作姿態的士人的苦難記憶和抵抗心理，而厓山精神和厓山記憶就是最具有相似性、最容易引起共鳴的一種承載了民族情感、民族心理內涵的文化記憶。盡管對于所有懷有同樣或相近情感與心態的士人都是如此，但非常清楚也非常自然的是，對于厓山戰役引發的政權更替、歷史興亡的感觸和情緒，嶺南士人不僅首當其沖，而且異常強烈。因而在明清之際的嶺南，厓山精神和厓山記憶得到了一次空前規模、空前強度的弘揚和彰顯，并從嶺南傳播到更加廣闊的江南、中原及其他地區，將陳獻章已經定型化、明晰化的厓山精神和厓山記憶保持和延續、推進和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此后，厓山記憶逐漸成為嶺南人的一種具有心理積淀和精神品格意義的思想與情感傳統，一直以思想資源和情感傾向的形式延續在嶺南文化的歷史變革與時代進程中。到了20世紀初，當清朝已經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反清革命思潮蓬勃興起的時候，這種已經積淀了四五個世紀的厓山記憶再度被喚起、被激發，成為進行反清宣傳、革命斗爭、政治變革的一種重要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動力，并從嶺南再次傳播到包括江南、中原、華北在內的中國廣闊地區，甚至引起來華西方人士及英語世界的關注，在海外的一些地方也產生了影響。不僅如此，由厓山戰役已然造成的結局向前追溯，在南宋流亡政權曾經到過的香港，還形成了明晰而穩定的宋王臺記憶。最為明顯的是到了民國初年，一批從廣東等地流落到香港、以遺民身份和避世心態棲居于此的一批清朝官員文士，追尋南宋流亡政權留下的遺跡，并進行有意識的紀述、憑吊和歌詠，形成了以宋王臺為中心的對于南宋王朝最后命運的書寫。這種宋王臺書寫和記憶一直延續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形成了一條清晰而明確的從新會厓山到香港宋王臺、由香港宋王臺到新會厓山的交互性思想脈絡和情感脈絡。

應當看到，厓山記憶以及與之直接相關的宋王臺記憶，不僅僅發生和存在于南宋以來歷代嶺南官員文士的各種書寫和載記、思想意識和情感結構中，而且存在并延續在嶺南地區廣闊的民間社會和日常生活中。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嶺南地區至今仍然可見關于南宋王朝、人物、事件等的遺跡，尤其是宋少帝趙昺陵、楊太后陵、文天祥祠、宋王臺、二王殿及各種民間傳說，都是厓山記憶的重要傳承和傳播方式，也是厓山記憶深植于嶺南文化、嶺南人心中，具有廣泛而深厚的思想和情感基礎的有力證明。從文化記憶的意義來看，不論這些遺跡、傳說是否真實可信，它們所承載的思想底蘊、精神品質和情感內涵，都對嶺南文化乃至整個中華文化具有典范意義和恒久價值。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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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左鵬軍：《厓山記憶與嶺南遺民精神的發生》，《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２]張大年選編：《厓山詩選》，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年，第177頁。

[３]張大年選編：《厓山詩選》，第112頁。

[４]張大年選編：《厓山詩選》，第88頁。

[５]張大年選編：《厓山詩選》，第160頁。

[６]張大年選編：《厓山詩選》，第112頁。

[７] [明]陳獻章：《陳獻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02頁。

[８] [明]陳獻章：《陳獻章集》，第439頁。筆者對原標點稍有調整。

[９]張大年選編：《厓山詩選》，第80、179、86頁。

[１０] [明]陳獻章：《陳獻章集》，第662頁。

[１１]張大年選編：《厓山詩選》，第91頁。

[１２]張大年選編：《厓山詩選》，第128頁。筆者對原標點稍有調整。

[１３]張大年選編：《厓山詩選》，第131頁。

[１４]黎業明：《陳獻章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76頁。

[１５] [明]黃淳等：《厓山志》卷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頁。

[１６]張大年選編：《厓山詩選》，第102頁。

[１７] [明]陳獻章：《陳獻章集》，第463-464頁。筆者對原標點稍有調整。

[１８] [明]陳獻章：《陳獻章集》，第463頁。

[１９] [明]陳獻章：《陳獻章集》，第50頁。

[２０] [明]陳獻章：《陳獻章集》，第644頁。筆者對原標點稍有調整。

[２１] [明]陳獻章：《陳獻章集》，第324頁。

[２２] [明]黃淳等：《厓山志》卷4，第436-437頁。

[２３] [明]湛若水撰，陳永正整理：《湛若水詩集》卷12，黃明同主編：《湛若水全集》第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614頁。

[２４] [明]湛若水撰，陳永正整理：《湛若水詩集》卷16，黃明同主編：《湛若水全集》第20冊，第758-759頁。筆者對原標點稍有調整。

[２５] [明]林光：《氷南川蘗全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21-22頁。

[２６] [明]黃淳等：《厓山志》卷4，第425-426頁。標點為筆者所加。

[２７] [明]黃淳等：《厓山志》卷5，第609-610頁。

[２８]張大年選編：《厓山詩選》，第122頁。

[２９]張大年選編：《厓山詩選》，第115頁。

[３０]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5頁。

[３１] [明]黃淳等：《厓山志》卷首，第5-6頁。

[３２]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6，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97頁。

[３３] [明]陳獻章：《陳獻章集》第281-282頁。

[３４] [明]陳獻章：《陳獻章集》，第319-320頁。筆者對原標點稍有調整。

[３５] [明]陳獻章：《陳獻章集》，第442-443頁。

[３６] [明]陳獻章：《陳獻章集》，第556頁。

[３７] [明]陳獻章：《陳獻章集》，第316頁。

[３８] [明]陳獻章：《陳獻章集》，第643頁。

[３９] [明]陳獻章：《陳獻章集》，第517頁。

以上文章原載于《學術研究》2025年第11期，文章不代表《學術研究》立場。篇幅原因有所刪減，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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