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新中國成立時國號命名曾有人提議用“中華民國”，洪門大佬卻直言無需隱晦，直接命名就好！
1912年初春，南京臨時政府里人聲鼎沸，孫中山遞出一封任命書，邀請遠在美國的洪門領袖司徒美堂回國出任總統府監印官。一紙電報飛越太平洋，“不求做官，只愿革命成功”——這句話從那天起在革命者間流傳，也奠定了這位客居海外的老人一以貫之的姿態。
轉眼三十六年。1948年10月，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在紐約落筆《致敬書》，直言“愿奔赴祖國，參預建政”，石破天驚。彼時戰局已定，北上解放在即；但在海外華僑圈，回國仍像是一場豪賭。孔祥熙勸他“留在美國保平安”，商界朋友也紛紛勸阻，老人在茶樓里抬眼一笑：“怕死，當年就不會上黃花崗。”一句話堵住眾人勸言。
1949年8月9日，他帶著貼身干兒子司徒丙鶴，乘機抵達香港。那是風聲最緊的時候，碼頭外探子來回晃悠，英國警員卻被中共地下組織“請”到外圍維持秩序。有人回憶，老人出關時護送人員“前呼后擁”，看似排場，實為防護。經臺灣海峽的郵輪上，炮聲偶爾傳來，舷窗震得發亮，船艙里卻傳出他低沉的粵曲小調。同行者悄聲提醒危險，他只搖手：“生死有命，船靠塘沽再說。”
9月中旬，北平秋風乍起。司徒美堂踏上前門車站月臺，被安排進北京飯店，房間里一溜熱水壺與厚棉被，讓這位南洋老僑不禁感慨“久違了祖國的味道”。剛安頓，9月25日深夜，周恩來與林伯渠的請柬送到枕邊：次日十一時三十分，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商談要事。落款二人署名遒勁，顯然非尋常聚餐。
國號，是那天桌上唯一的議題。會場里，有人提出“沿用中華民國之簡稱”，理由不過是“省去爭議”。輪到司徒美堂，他拄著拐杖站起，微顫卻洪亮：“革命打了幾十年，連國號也不敢改，豈不顯得偷偷摸摸？”短短一句，滿座忽然安靜。隨后爆出掌聲，連周恩來也點頭記下。當天深夜，主席團決定刪去“中華民國”四字，新國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昭告世界。許多年后，檔案里依舊能找到周總理那頁批示，上面留著醒目的圈點。
會議間隙，老人執意登香山去見毛主席。警衛擔心山路陡，他卻笑稱“老腿還行”，但眾人還是把藤條躺椅改裝成轎子抬上山。毛主席聞訊迎出雙清別墅，親自扶他落轎，“鄉親！辛苦了”。一句客家腔“鄉親”讓八十多歲的老人頓時紅了眼圈，只回了聲“值！”。
開國典禮后不久，司徒美堂提出回美國料理堂務。周恩來在中南海茶敘里挽留：“僑務正缺主心骨，老先生再耐心幫幾年。”他想了想舊日誓言，取下帽子輕撫 brim 邊：“不做官，可以做事。”于是留下。
1950—1951年，華南土改啟動。廣東僑鄉地權關系復雜，中央請他南下調研。老人在榕江邊同鄉親夜談，勸解“分田要講理，僑眷房產留其自用”，不少激烈情緒就此緩和。返京后，他遞交《關于僑鄉土地改革若干意見》三頁紙，毛主席批示：“可行”。值得一提的是，他還建議設立歸國留學生接待處，“外頭人才多，得讓他們有落腳的燈塔”，兩年后，相關機構果然掛牌。
生活里的司徒美堂極簡樸。一件水獺領狍毛大衣每年冬末必晾曬，外加兩包樟腦；北京胡同口經常能見他拄拐曬衣，鄰居小孩認得這位“大胡子爺爺”。至于外界紛紛送來的貴重禮物，多半被他轉手捐給抗美援朝醫療隊或者僑鄉學校。
1955年5月8日清晨，腦溢血襲來，老人未作一聲告別。治喪委員會由周恩來、林伯渠、廖承志等二十一人組成，靈柩停放在東郊殯儀館。入葬八寶山那天，小雨淅瀝，洪門后輩從舊金山趕來，帶著一面縫著“忠義”二字的青紅白三色旗，輕輕覆在靈柩之上。人群散去后，仍能看到那件被折得整整齊齊的水獺領大衣，靜靜疊放在石階旁，仿佛主人只是暫去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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