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周國平：過好每一天，隨時準備走，這是我的人生態度

受訪學人：周國平，中國當代知名學者、作家、哲學研究專家，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出版有哲學相關著作《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尼采與形而上學》《西方哲學史講義》《周國平哲思演講錄》等，紀實散文《妞妞》《寶貝，寶貝》《叩叩》等。

本文為學人Scholar公眾號就《周國平哲思演講錄》對周國平先生所作采訪。本次采訪由學人Scholar志愿者徐軍、趙逸軒、陳詩浣、倪弘參與完成。

01

“尼采是屬于青年人的”

學人：您研究尼采四十多年，也寫過《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這樣影響了一代人的著作。回頭看，您覺得自己當年寫的這本尼采傳記，今天讀來還有哪些價值？您覺得當代讀者理解尼采最大的障礙是什么？如果今天重寫尼采，您會有什么不同的角度？

周國平：《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不是一本尼采傳記，毋寧說是我自己的一本精神傳記，是我借由尼采哲學對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一次巡游和表達。在當時寫的“前言”中，我把尼采的人生哲學歸納為兩點，一是健全的生命本能，二是超越的精神追求。出于切身感受，我心中一直踴動著為個人的優異正名的強烈愿望，而闡釋尼采哲學恰好使我的這個愿望得以實現。由此而來的強烈共鳴，是尼采思想對我的經驗的喚醒，在我的經驗中的復活。而當我對尼采發生巨大共鳴之時，實際上已把尼采在昨日歐洲思考的問題轉換成了我自己的問題，而讀者的巨大共鳴表明，它們也是轉型時期中國所面臨的問題，觸及到了普遍存在的人生困惑和精神危機。

八十年代后半期的中國，到處籠罩著一種精神浪漫的氛圍，這本書的受歡迎是此種氛圍的一個反映。我慶幸那個時候寫了這本書，一是相對年輕，心中充滿激情；二是有合適的時代氛圍，換了今天，我寫不出來，即使寫出來，恐怕也難以出版。時代已發生巨變，當年以思潮為時尚的精神浪漫，已被以財富為時尚的物質浪漫取代。但是，我認為尼采對于今天的時代仍有啟示意義，他所揭示的現代人精神生活的問題，包括傳統價值的崩潰，信仰的空白，自我的迷失，文化的平庸，在今天并不是解決了，反而是更加尖銳了。

在新出版的尼采著譯系列的總序中，我如此寫道：

“我相信，無論在什么時代，青年都是天然的理想主義者，內心都燃燒著精神浪漫的渴望。我今天建議你們讀尼采，是懷著一個七十歲的青年的心愿，希望你們不做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的老人。尼采是屬于青年人的，我說的青年，不只是指年齡，更是指品格。青年的特點，一是強健的生命，二是高貴的靈魂，尼采是這樣的人，我祝愿你們也成為這樣的人。”

《周國平哲思演講錄》（全4冊）

作者：周國平

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2026.2

學人：尼采在中文世界有兩副面孔：一面是反抗權威的哲人，一面是崇尚強權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您怎么看這種誤讀？“權力意志”和“超人”這兩個概念，在今天這個時代該如何重新理解？

周國平：說尼采是一個崇尚強權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這的確是一種誤讀。尼采旗幟鮮明地反對政治強權，有許多論述，我不在這里重復。在尼采那里，“權力意志”和“超人”不是政治概念，而是哲學概念。按照我的理解，這兩個概念強調的都是生命能量和精神能量的強度和力度。

學人：尼采的哲學與其病痛體驗密不可分，這不同于古典哲學抽象的形而上思辨。您自己也在不同場合提到過，您和尼采一樣是“比較悲觀的人”。這種氣質上的相近，您是如何察覺到的？這對您研究尼采產生了怎樣的作用？此外，在您看來，比較悲觀的人又應該如何與周圍的人和社會交流呢？

周國平：因為體弱多病，性格內向，青年時期又受叔本華哲學的影響，尼采的悲觀傾向非常明顯。我自己早年也是體弱多病，性格內向，很早被死亡問題困擾，讀尼采很容易發生感應，并且領悟他的哲學是對抗悲觀的成果。悲觀的人并非不能與周圍的人和社會交流，但會排斥淺薄的交流，更注重交流的質量。

學人：尼采曾提出“末人”（The Last Man）這一概念，它代表了人類最平庸、萎縮的終極狀態：追求絕對的“舒適”與“平庸”，創造力枯竭，不再渴望冒險。AI技術在近幾年的飛速發展，似乎讓這個概念變得更為接近現實。從Deepseek出現后，很多文章都有了AI的氣息；而最近出現的Seedance2.0、OpenClaw功能更為強大。您如何看待AI發展對未來人類的影響？AI會讓人類變成尼采所說的“末人”嗎？

周國平：“末人”是“超人”的對立面，尼采提出“超人”概念，正是為了抵御人類走向“末人”的趨勢。AI的確有可能加強和加速這個趨勢。作為人類創造的一種技術，AI的影響是好是壞取決于人類的使用，包括每個個體的使用。我的預測是，AI可能會加劇人在智能上的兩極分化，精英善用AI而更加卓越，庸眾被AI支配而更加平庸。

學人：在八十年代那個剛從集體主義走出來的時代，因為向中國人介紹尼采，強調個體的情感、精神的價值，您的作品對一代人都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在今天這個非常多元的時代，可能很難再有“國民級”的學者出現了。您自己開設了公眾號，也在B站發布視頻，舉辦直播活動或做演講，以某種方式保持著和公眾的交流，四十多年過去了，您覺得今天的時代和您年輕時的時代有何不同？您的讀者/聽眾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近些年，年輕人用“老登”“爹味”來形容思想過時、觀念保守、愛說教的人，作為一位年長男性，您可能非常容易遭到這類批評。您會覺得自己的觀念“過時”“落伍”了嗎？

周國平：四十年前，一個作者要吸引讀者來讀自己的著作，靠的是地面活動、報刊評論以及口口相傳。今天人們普遍從互聯網和自媒體上獲取信息，對于作者來說，一方面，傳播的渠道多了，傳播的速度快了；另一方面，新著出版的信息會被淹沒在信息的汪洋大海里。所以，有利也有弊。我的態度是順應時代，用其利也接受其弊。從根本上說，創造是第一性的，傳播是第二性的。我的主要職責是堅持讀書寫作，不斷有新作品誕生，源頭有活水，流動才會暢通。

尼采（Nietzsche）

我心目中的受眾，是仍然認真讀書的人，無論在什么時代，我都確信他們的存在。至于我的觀念是否過時、落伍，讓別人去評論吧，我只關心我的思想是否有活力和深度。

02

改變環境，靠的是拒絕被同化的每一個人

學人：您曾寫過“溝通的必要和限度”，談到人與人之間的完全溝通是不可能的。作為一位常年和大眾溝通的學者，您如何看待這種“不可能”？您是否會、又如何平衡“自己想講的”和“聽眾想聽的”？在您看來，演講者與聽眾之間，最好的關系是什么？

周國平：在“自己想講的”和“聽眾想聽的”二者之間，“自己想講的”是主要的，必須是“自己想講的”，自己有深入的思考，才會有內容，有亮點，聽眾才有可能想聽。當然，既然是演講，也必須考慮“聽眾想聽的”，二者高度重合，就會有最佳效果。我注重互動環節，可以在其中呈現“自己想講的”和“聽眾想聽的”二者之間的重合點，展開有效交流，還可以在“自己想講的”之外給“聽眾想聽的”留出空間。我最喜歡的關系，是演講者與聽眾都進入一種思考的狀態，但這不容易，需要合適的聽眾，而且規模要小。

學人：您曾多次在訪談中提及閱讀、寫作對自己的人生的重要性。您的寫作是否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核心？這套《周國平哲思演講錄》與您其他出版過的眾多著作，有什么不同？

周國平：對于我來說，閱讀和寫作不只是工作，它們本身即是生活。我無法想象我過一種沒有閱讀和寫作的生活。我的寫作如果說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核心，這個核心就是意義，一是題材本身有意義，二是寫這個題材對我的人生有意義。至于體裁，可以不拘一格，我的寫作事實上有學術專著、譯著、散文、紀實作品等各種體裁。

這套《周國平哲思演講錄》收錄了我自上世紀末到現在的講座、演講精華70多篇，是從我的全部演講文稿中挑選出能夠代表我的思想而又表達精當的文字，按照主題分為：《生活的意義》《幸福的尋求》《心智的培養》與《文化的省察》，從生死困惑到愛情婚姻，從自我成長到人文精神，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生課題。這套書里的很多內容都與生活緊密相關，例如怎么看待愛情、婚姻和死亡，怎么看待世俗成功與優秀的關系，怎么避免成為“空心人”，怎么過好一個不較勁的人生，等等。希望讀者們能通過這套書找到一個更加清醒的人生方向，找到自己的人生答案。

學人：孤獨、幸福、靈魂、愛、死亡、自我……這是您的文章經常談論的主題，您似乎更強調個體“內觀”的重要性，即處理好自己與自己的關系。今天很多時候人們都可以感受到面對外部世界的無力，很多心理疾病、社會情緒問題可能都與社會環境有關（“躺平”“卷”“佛系”）。如果不思改變環境，只是致力于提升自我，似乎無異于告訴一個頻繁遭受霸凌的人提高自己的忍耐力，這似乎有些舍本逐末？

您經歷過文革年代，想必比今天的年輕人更能理解外部環境對個體人生的決定性作用。您對那個年代有何反思？這種經歷對您的思想有何特別的影響？

周國平：對于個人來說，如果外在環境不好，而憑一己之力改變不了，他的首要職責就是堅持內在的修為，這是他憑一己之力可以做到的。所謂內在的修為，不是磨滅精神的鋒芒，消極順應環境，而是積累精神的能量，使自己足以不被環境同化或者壓垮。如果用一個頻繁遭受霸凌的人打比方，在他無法反抗和逃跑的情況下，他當然就必須提高自己的忍耐力，使自己足以不被霸凌降伏或者壓垮。

我經歷過文革年代，確實深知大環境對個體人生的巨大作用，但我不認為是決定性作用，因為它只能決定你的外在處境，不能決定你的內在境界。在那樣一個鼓吹讀書無用的年代，我仍堅持讀書和寫作，盡管這種堅持不但不能改變我的處境，反而使我的處境變得更壞，我也沒有絲毫動搖。我堅信，無論時代怎樣，一個人都可以讓自己過一種盡可能有精神意義的生活。事實上，不被環境同化和壓垮的人多了，匯聚起來就是改變環境的力量。

學人：您在十多年前出版過與音樂人崔健對談的書《自由風格》，這種跨界的對話非常有意思。您怎么會關注到音樂或者崔健的音樂？您覺得這種跨界對話給您帶來的啟發或者您覺得有趣之處是什么？

周國平：我和崔健很早就結識，當時他的《一無所有》剛剛開始被年輕人傳唱，而我的《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出版也不久，我們之間有一種精神上的感應。我眼中的崔健是一個執著的思想者，他首先是一個非常真實的人，直接立足于生存狀態，其間沒有阻隔也不需要過渡，他的音樂和思想的力量都在于此。在他的思考中，始終占據著中心地位的是一個尖銳的問題，便是人怎樣才活得真實。這個主題貫穿于他的音樂創作，也貫穿于他的生活態度，把他的藝術和人格統一了起來。

基于這個認識，我產生了與他進行思想對話的愿望，而使我感到幸運的是，盡管他一向對發表公開談話持慎重的態度，卻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議。這是《自由風格》一書的緣起。此后我還出版過別的跨界對談的書，例如與王小慧談藝術的《花非花》，與濟群法師談佛教的《我們誤解了這個世界》《我們誤解了自己》。對于我來說，這種跨界對談的價值，一是學習，了解看世界的不同視角；二是溝通，心靈的共鳴本來就是不受職業和界別的限制的。

03

過好每一天，隨時準備走

學人：您把西方哲學分為本體論、認識論、人生論三部分。在哲學研究中，前兩者常常更被看重、更為根本，而您的研究和寫作對人生論著墨更多。這種取向是您的興趣使然還是有其他考量的推動？與文學家、藝術家甚至一些經歷豐富的成功人士相比，哲學家談論人生的獨特性是什么？

周國平：如果試圖構建哲學體系，本體論和認識論是核心，必不可少，但我無此意圖，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不認為自己能夠開辟新的路徑，因此僅限于梳理哲學史上既有的路徑。人生論則是一個開放的領域，可以容納個人的人生經驗、心靈感受和理性思考。當然，就理性思考而言，是不能沒有本體論的關照和認識論的質疑的，這也許就是哲學家的獨特性。

從哲學上談人生，你不能不追問“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我是誰？”這樣的問題。文學家、藝術家只需憑借心靈感受，經歷豐富的成功人士只需憑借人生經驗，而哲學家不能缺少理性思考和終極追問。

學人：愛情與婚姻是您經常談及的話題。但今天步步走低的結婚率、生育率，似乎說明屬于婚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您曾經區分性是肉體生活，愛情是精神生活，婚姻是現實生活，婚姻之所以難以持久，是因為它需要整合這三部分的生活。但今天，性生活可以借助情趣用品實現，愛情可以借助AI虛擬戀人，這是否預示著傳統婚姻必然的衰落？您怎么看待AI虛擬戀人的出現，這反映了當代年輕人情感需求的什么新變化？

周國平：情趣用品也許可以解決性欲，但與活生生的男女之間的性愛是兩回事。AI虛擬戀人與愛情更是兩回事。這兩種東西只是物理的存在，不是生命和情感的存在。性愛的價值在于全身心的體驗，把它縮減成物理的操作，是一種悲哀。我不相信當代年輕人都以此為滿足，很大程度上是圖省事，怕真實的男女關系會帶來的麻煩，但代價是意義的喪失。不過，由于生存的壓力和觀念的變化，不婚少子或許是不可扭轉的趨勢。

學人：AI的發展對人文學科的沖擊巨大，讓這個社會更加重理輕文，您認為后續大學教育應該如何培養人文社科類的學生？文科生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應該具備哪些基本素質？

周國平：在我看來，AI的發展對自然學科的沖擊更大，因為自然學科學習的大量內容是知識，而知識可以數字化，都將被AI超越和取代。人文學科本質上不是知識的獲取，而是心靈的培養，這是不可數字化的，不會被AI超越和取代。所以，文科教育的重點應該放在人文素養、審美趣味、道德情操的培養上，而非知識的獲取上。其實，在AI時代，即使理科教育也應該更加重視人文素養的培養。人類智能中AI不能超越和取代的核心是直覺、靈悟、想象力，它們是創造力的源泉，而正是在具備人文素養的科學家身上，這些因素最為活躍。

學人：死亡是人類不可回避的話題，您也曾經歷過愛女夭折的痛苦。中國文化中一向有死亡禁忌，這背后或許是掩蓋起來的“死亡焦慮”。您有死亡焦慮嗎，如果有的話，又是如何克服的？回顧自己的人生，您覺得自己度過了讓自己滿意的一生嗎？如果只有一句箴言可以給讀者，您會說什么？

周國平：恐懼死亡是生命的本能，人很難完全克服對死亡的恐懼，但可以克服對恐懼的恐懼，也就是直面死亡。從來到這個世界的那一天起，我們就注定要離開它的。所以，最合適的態度是：過好每一天，隨時準備走。我對自己的一生基本滿意，愛是我的人生中最珍貴的珍寶，那么，我就把這句話贈給讀者：

“一切終將黯淡，唯有被愛的目光鍍過金的日子在歲月的深谷里永遠閃著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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