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很多人今天已經很難想象，讀書曾經是一件如此難得的事。似乎只要我們愿意，許多書都能立刻找到。
但在古代，即使雕版印刷已經出現，讀一本書依然意味著長途跋涉、四處借抄。陸游曾為找書遠行千里，楊士奇為了補齊《文選》殘本奔波半生，就連富裕藏書家也常常面臨“有錢卻無書可買”的困境。
這段書史讀來，讓人深刻意識到：許多經典之所以能流傳至今，背后其實是一代代人近乎執拗的尋找、抄寫與守護。
本文來源：《書籍的社會史》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周紹明
一、為了找書，
有人走了一千多英里
在16世紀之前，學者無論貧富都常常慨嘆書籍難覓。女真對江南的入侵破壞了許多北宋的藏書，以致很難找到“漢唐諸史”。面臨這樣的短缺，中國其他地區的讀者到四川（蜀）北部采購大量書籍。1070年代，一個官員從那里帶回了很多書，多到皇帝要查看他的藏書目錄。
12世紀中晚期的江南讀者，如詩人陸游，走了一千多英里到那里去找在江南找不到的書，陸游回去的時候船上載滿了書。
雖然1165年前后一個川北的藏書家在杭州花俸祿采購他在老家買不到的書，然而1179年宋孝宗卻命令官員們在四川的官署和學校里搜尋書籍，他相信12世紀二三十年代破壞性的叛亂和入侵沒有波及四川，而在戰火所到的其他大部分地方藏書都損毀嚴重。
《離騷集傳》，南宋時期刊本
寧波望族出身、1193年中進士的樓昉說：“兩漢猶為近古，愚未冠時無書可觀，雖二史亦從人借。”
無可否認，到12世紀末，印本在宋朝境內變得更為普及。北宋時印書的地方只有三十幾處，在領土面積小得多的南宋則有兩百多處。
這6倍的增長不僅帶來了更多的書籍，也使更多的地方有了自己的刻工，地區間有了更多的刻工交流，書目中的圖書條目也加上了更詳細的著錄信息。
二、在富裕城市，
也未必買得到書
某些種類，如地志和藥典，比以前印得要少，至少在官府刻書方面是這樣。而且在像杭州和寧波這樣富裕的中心城市，書籍和印本的短缺甚至令未來的臨安知府和副宰相這樣的高官發愁。
當袁韶1187年中進士時，仍窮到買不起書。“書多手抄強記……后官中都，凡二十有五年。乃務置書，以償宿昔所志。其世所未有，則從中秘書及故家傳錄以歸，于是書始備矣。”
然而，即使在寧波這樣非常靠近首都的地方，也存在持續的書籍短缺，這可以從13世紀中期一個朱子后學黃震的記述中得到證實，他說雖然世人都認為儒家經典印本隨處可得，但對他自己來說并非如此。
他的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仍然是很潦草的抄本，雖然衙門里藏有一套書版，但他卻無法為自己刷印一部。不出我們的意料，據記載在江西鉛山縣這樣更閉塞的內陸地區，同樣存在書籍短缺的情況。
《四書章句集注》明正統時期（司禮監）經廠刊本
明朝統治的頭一百年，書版據說僅存于南京國子監和福建建陽地區，當時國子監的書版大部分沒有使用過。如果是這樣，那么來自江南地區的印本不易見到也就不足為怪了。
即使半個世紀以后，到正德末期，據說只有王府、衙門和建陽書坊才存有書版。顧炎武說：“其流布于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鑒》、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
三、即使是名著，
也常常一書難覓
即使中國書史學家不需要解釋為何會出現從印本主導到抄本主導的逆轉，出版業衰退的事實卻是無可爭辯的，無論它由什么原因所導致。
15世紀無論在江南還是其他地區都出現了關于書籍極度短缺的記載。1429年一個孔子后裔，衍圣公孔彥縉，不得不到福建去買一部書，結果只能買到抄本。在東南的江西省，著名士大夫楊士奇授徒20年后，“僅得‘五經’‘四書’及唐人詩文數家而已”。
直到明中葉，一些文史名著對于江南讀者來說也不是唾手可得的，遑論明初。15世紀早期，蘇軾、歐陽修、王安石和曾鞏這四大北宋文學家中，沒有一個人的著作可以從書坊中找到。蘇軾的著作在成化以前罕見，而文天祥的著作除皇宮之外，據說也就在他的家鄉江西還有抄本存世。
即使是15世紀江南最大的藏書家，想要找到司馬光的著作都很難，他所寫的史書除外。葉盛不得不花二十多年時間來湊齊一整套司馬光的非歷史類著作，他從三個朋友那里抄錄了他們各自收藏的殘本。
名著《文選》成書于6世紀，收錄了許多中國早期的詩文，這部書的遭遇最能體現明朝初年名著獲取之不易。它首次在明代出版晚至1487年，后來嘉靖年間又出版了幾部評注本。但直到16世紀中期，這部書對江南文人來說還是極為稀缺。
《文選》明嘉靖元年（壬午1522）金臺汪諒校刊
早前在15世紀，楊士奇說他用了幾十年，試圖利用十多家所藏的殘本湊齊這部書，然而他東拼西湊的本子還是不全。于是楊士奇為子孫后代寫下一篇失望的跋語：“今書板多闕，不獨此書。而欲得一書，有印裝、補錄之勞，非朝夕所能成者。”
楊士奇，明朝內閣首輔、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即使像楊循吉這樣富裕的蘇州藏書家，也不得不耗費數年才得到一部完整的《文選》。起初他在北京國子監抄錄了一個版本，發現這個本子不全，于是又從市場上買了一部，但只有后半部分。最后，他從好友王鏊那里抄錄了此書的前半部分，這才得到一個全本。
至于史學名著，也是同樣的情況。到12世紀晚期，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完整印本已很少見，據說讀者更愿意讀按事類重組及加上道德評注的簡本。明初其流傳范圍并未擴大，因而松江人曹安即使在1445年中舉之后，也只能得到一個簡本。
資治通鑒殘稿，司馬光手書
《史記》也流傳不廣。這部古代中國最著名的史書在元代印了兩次，但是在明朝的前一百五十年里只有1463年的一個福建官刻本。
今日讀書已不再如此艱難，
難的反而是愿不愿意靜下心來讀，
能不能在眾聲喧嘩中選擇真正值得讀的書。
愿我們珍惜這份便利，
為中華之崛起而多讀書。
TO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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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資料來源：《書籍的社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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