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播】《四川簡史》——秦漢至唐宋時期（五）

編者按：

巴蜀大地，歷史悠久，文脈綿長。從《蜀王本紀》到《華陽國志》，從《蜀梼杌》到《蜀鑒》，歷代史家對巴蜀歷史的記載與研究從未間斷。為承繼前賢研究、力求創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歷時多年，編著而成《四川簡史》，與常見的通史不同，本書將敘述重心放在歷代四川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與特點，它采用專題研究的方式，打破時代的限制，將一個歷史事件或一項主要成就的來龍去脈完整呈現，幫助讀者快速把握重點與特點。

本書的時間跨度從遠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圍則明確界定為今日四川（1997年重慶直轄后的新四川）。在敘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歷史時，則沿用傳統四川的地理范圍。資料來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扎實可靠。

我們將在公眾號上陸續發布本書的精彩章節，帶您穿越時空，系統了解四川這片土地的經濟奇跡、文化高峰與社會變遷。歡迎您持續關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簡史》

秦漢至唐宋時期（五）

天下名都會

揚一益二，天下名城

隋唐五代至宋末的七八百年間， 四川較少受到大規模的戰爭破壞，處于相對安定的環境。尤其是唐、宋兩朝的開國之君，都比較重視四川作為大后方的重要作用與地位，大多采取了輕賦薄徭、發展生產等一系列措施，為四川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繁榮提供了有力保障，促進了四川城市工商業的高速發展。益州成為與揚州齊名、天下數一數二的工商業大都市。

隋唐時期，歷任蜀守都比較重視水利工程建設、擴修與維護。如太宗時，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高士廉擴修舊渠， 分引支渠， 擴大灌溉面積，人稱“侍郎堰 ”。此后，在今彭州、綿竹、溫江、新津、眉山等地，均先后修建了許多新的堤堰、水渠。如唐末眉州刺史張琳新修通濟堰，灌溉田地多至 15000 頃。從宋代開始，都江堰水利工程建立了歲修制度， 以充分發揮都江堰水利設施在防洪、灌溉和航運中的作用。大量新增的水利灌溉渠堰和比較完善的水利維修與管理制度，加之間種、復種、輪流種植等耕種技術的普遍利用，對發展蜀中農業生產，提高農作物的產量產生重大影響。據蒙文通在《中國歷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及學術思想的演變》中估計，唐代益州畝產量比漢代約增加了一倍。益州的糧食除了滿足自身生產生活需要之外，還運往全國各地。《新唐書》記載：“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

可見此時巴蜀之地的糧食產量之豐富。隋唐以來， 四川的糧食經濟作物如麻、桑、茶葉、藥材、水果種植面積較漢代有所擴大，糧食產量不斷增加，加之蜀人多工巧，在造紙、雕版印刷、制鹽、紡織和陶瓷制作方面的技術比較先進，為巴蜀城鄉經濟、社會和文化繁榮提供了有力支撐。

隋唐五代時期是我國造紙業發展的重要階段，其中， 四川的造紙業尤為發達。如隋代開始生產的廣都（今成都市雙流區中和一帶）紙（亦名“小灰紙 ”）， 以楮樹皮制作，用途廣且價格低， 在公私信札、契約券、文書中大量使用；益州生產的黃麻紙、白麻紙，光滑細膩、經久耐用，是唐代指定的主要官方用紙；集賢院大多采用益州生產的麻紙作為書寫材料，據稱每月用量可達五千番之巨。四川對紙的再加工也比較有名， 最著名的當數“薛濤箋”。薛濤箋為唐代著名女詩人薛濤（768—832）所創，她以成都產木芙蓉為原料， 以胭脂染成紅色，制成小箋，用于寫詩。此箋既雅致又方便攜帶，人稱“薛濤箋”。四川發達的紙張業，促進了四川雕版印刷的發展。唐文宗時，雕版印刷的佛經、韻書、歷書、字書、雜書、占卜術書等，經書鋪廣為印行售賣，極大地滿足了社會各階層人們的學習、生活與交流的需要。

薛濤箋（原載四川人民出版社《望江樓志》）

自前、后蜀以來，成都成為四川的造紙中心，造紙技術聞名天下。成都專門從事造紙者就有十余家，所造紙張用途較唐代更加廣泛，無論是造紙技術還是產量 ，都得到不斷提升， 除了生產麻紙、楮皮紙、桑皮紙外，還重視回收舊紙制作所謂的“還魂紙”，實現對廢舊紙張的再利用。就高端紙張的制造而言，除繼續生產“薛濤箋”外，還產生了用途更廣的“謝公箋”。謝公箋由曾任司封的北宋謝景初（1020—1084）在成都創制而成，共有深紅色、粉紅色、杏紅色、明黃色、深青色、淺青色、深綠色、淺綠色、銅綠色、淺云色十種顏色，又稱“十色箋”或“蠻箋”。它比“薛濤箋”制作更加精美，色彩更加絢麗多姿，用途更加廣泛，更便于書寫。元人費著在《蜀箋譜》中曾評價說，“紙以人得名者”，僅有薛濤與謝景初二人 ，可見唐宋時期蜀紙在全國的顯著地位。宋代所產的麻紙、灰紙比唐時所產的紙張更厚重、更堅韌，也更加耐磨和耐折疊，成為印刷公私圖書、文牒的重要材料。唐宋時期， 四川一直是全國的印刷中心。宋代蜀刻本校勘精良，字體清晰，版式疏朗，墨色與紙張用料上乘，著名的宋代蜀刻本有《大藏經》《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為推進四川文教事業、雕版印刷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隋唐五代時期， 四川的制鹽業較漢代有了很大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鹽井數量增多、產量不斷提升兩個方面。特別是唐朝政府實行食鹽管權政策，劃定食鹽銷售區并禁止成本較低的海鹽入川銷售后， 四川的井鹽業獲得了迅猛發展。如開元二十五年（737 年），劍南道僅有鹽井 90 口，分布在陵、綿、資、榮等十州境內。到了憲宗時，劍南東、西川兩道的鹽井數量已增加至 205 口，分布在十二州二十七縣境內。到了唐代后期，僅劍南東川道十一州就有鹽井 460 口，山南道 4 州有鹽井 123 口。此外，劍南西川道 3 州還有鹽井 13 口，黔州有鹽井41 口。鹽井增幅之大， 由此可見一斑。其中，產鹽最多的鹽井分別是陵州（今眉山市仁壽縣）的陵井和瀘州的富義井。陵井在武周時 ，每日產鹽多達 1820 斤，富義井則每月產鹽多達 3660 石。隨著鹽井數量的不斷增加，產鹽量也隨之不斷上升，這是四川井鹽快速發展的重要標志。宋代的制鹽業無論是產量還是技術，均較唐代有所發展，產量更是空前增加。特別是卓筒井技術的發明，既節省了人力物力 ，也從實質上提高了鹽鹵的產量，而且 ，這種新型技術在生產時更加靈活 ，使用的范圍更加廣闊，推廣也更加方便，這對增加四川鹽井的數量和鹽的產量產生了重要影響。據統計， 四川鹽井的數量，唐代不過 630 余口，到南宋時， 已猛增到 6900 余口，增幅十倍之巨。而四川井鹽的產量到南宋初期已達到 6400 余萬斤,從根本上改變了四川食鹽不能自給的歷史。

隋唐五代時期， 四川的陶瓷業不斷進步，其中，尤以瓷器業的成就最為顯著。著名的窯場有邛崍的固驛鎮和十方堂、成都的青羊宮、華陽（今成都市錦江區）的琉璃廠及都江堰的玉堂窯等， 以生產青瓷為主。青瓷由青釉加彩、一次高溫燒制的方式制作而成。如唐代邛窯十方堂生產的青瓷代表省油燈，器型別致，燈盞中空， 注水后可降低油溫以減少油的蒸發，達到省油的目的。“省油燈”還成為頗有四川語言特色風格的一大代名詞。宋代四川制瓷業大放異彩，不僅窯址星羅棋布、區域廣泛， 而且制陶工藝水平很高，產品器型與用途廣泛，產品數量不斷增加，質量不斷提升，在四川陶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有人評價說，宋代四川陶瓷既有較大的手工作坊，也有獨家經營的家庭小作坊；既是陶瓷的生產基地，也是交通、貿易的集散地，主要有白瓷、青瓷和黑瓷三大體系,生產的陶器完全可滿足社會各階層不同民眾的生產與生活需要。

唐宋時期， 四川的交通運輸路線四通八達，無論是水路還是陸路，都較秦漢時期有了很大改觀。就陸路而言，唐文宗開成四年（839 年）， 向北擴修了大散關經褒城、利州至劍門的金牛道，并對山川巖壁間的棧道進行了修整與加固；川西北方向，擴展了由都江堰經汶川、松潘進入吐蕃以通西域的道路；西南方向， 復開清溪道，恢復了西晉以來曾被阻斷的進入南詔而至天竺的舊道。就水路而言， 經由岷江下川江出三峽，成為四川最繁忙也最重要的水上交通線，所謂“門泊東吳萬里船”“千里江陵一日還”，正是對這條水脈航運繁忙景象的生動描繪。航行在這條水道上大大小小的船只，成為“吳鹽蜀麻自古通”的重要運送工具，促進了四川與沿江、沿海城市之間的商貿交易和人員往來。

古蜀道示意全圖（圖源：人民日報）

隨著農業、手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的發展， 四川的商業與貿易也隨之開始繁榮。唐宋以來， 四川不僅是朝廷重要的戰略要地，也是全國糧食、茶葉、紡織品、紙張、藥材的重要出產地， 以及各種商品、貨物的集散交換中心。四川所產的茶葉、蜀錦遠銷日本、南洋、波斯、天竺，而安南、天竺的香料、琉璃、珍寶又從外國輸入到四川境內， 四川成為財賄貨集的西南重鎮，史稱“揚一益二”。唐人盧求《成都記》序云：“以揚為首，蓋聲勢也。”并認為，若從兩地“江山之秀，錦羅之麗，管弦之多，伎巧百工之富”等富裕安樂的實際情形考察，揚州甚至還不如益州的一半繁華。盧求無異于直接將時人眼中的“揚一益二”更改為“益一揚二”。

唐代在成都設置益州總管府， 出鎮成都的長官大多是身居要職的朝中重臣。唐代成都史稱“號為繁庶， 甲于西南”。百姓生活富足而悠閑，官民歲時宴飲相沿成風，甚至出現了地方主政者帶頭參與游樂的所謂“遨頭行樂”的形象。宋代成都物產豐富，商業與交通、貿易較前更加發達，百姓富足而殷實。所謂“歌詠風流，俊麗繁華”，是當之無愧、名滿天下的“富麗場”。即使一向以“剛毅清廉 ”著稱的張詠、趙抃等高官出知成都府路，也不得不因其舊俗， 執行“不廢娛游”之樂的治蜀之策。

唐代的成都城內，本有東市、南市、西市和北市這樣經常性的、固定的商業中心市場；在城郊還有花市、蠶市、藥市、燈市等專業性、季節性的市場。此外，還有夜市出現。這些足以說明唐代成都城市商業與交通、貿易業之發達。除成都外，唐代四川境內還有被稱作“蜀川巨鎮”的梓州（今廣元市）、被稱作“佳郡”的嘉州（今樂山市）、被稱作“峽中大郡”的夔州（今重慶市奉節縣）及蜀州（今崇州市）、彭州（今彭州市）、漢州（今廣漢市）、陵州（今眉山市仁壽縣）、閬州（今閬中市）等新興城市。這些新興的州縣與成都府一起，構建了唐代四川的工商業與交通、貿易業的基礎框架。除成都、梓州這類城市商業中心市場外，在四川各州縣的農村還出現了不少定期交易的縣鄉集市， 時稱“草市 ”。著名的如成都東門外的草市、蜀州青城縣（今都江堰市境內）的青城山草市、雅州嚴道縣（今雅安市）的蒙頂山麓草市、閬州閬中縣的茂賢草市等。除新興的大型商業城市和州縣草市外， 四川境內還出現了具有巴蜀特色的藥市和蠶市。唐五代時期， 四川的蠶市主要集中在西川地區，在成都城市周邊，主要以城北學射山的至真觀、城西的乾元觀和嚴道觀為代表。此外，彭州九隴縣的崇真觀、漢州金堂縣的玄元觀也比較有名。蠶市在每年農歷三月初三定期舉行，集市上主要出售養蠶工具、蠶種， 以及藥材、農具、花木等日常生活用品。五代時期，舉辦蠶市的時間逐漸延長。據《茅亭客話》記載，每年正月至三月，都可以舉辦蠶市。蠶市的興盛，是四川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繁榮的必然結果。從新興城市的商業中心到專門性、季節性市場再到州縣草市的興起，說明唐代四川已初步建立起了覆蓋城鄉的商業、交通、貿易體系，表明唐代四川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已發展到新的高度。

五代時期， 四川遭受的侵擾較少，成都的商業繼續保持繁榮。如前蜀王衍時，太后、太妃甚至在成都市內廣置邸店， 以謀私利。后蜀孟昶（919—965）擴建成都城市，城周圍多達四十八里。孟昶還于城上遍植芙蓉，花開時整座城市如錦如繡，所以成都從那時起又有“芙蓉城”之名。

宋代成都已發展成為“西南大都會”。李良臣在《東園記》中記載：“西南大都會，素號繁麗，萬井云錯，百貨川委，高車大馬決驟乎通逵，層樓復閣蕩摩乎半空 …… 奇物異產，瑰琦錯落，列肆而班市， 黃塵漲天， 東西冥冥，窮朝極夕，顛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

成都作為天下大都會，素號“繁麗”，街渠交錯，百貨集聚，車水馬龍，層樓云集，燈紅酒綠，日夜不息，各種奇珍異寶，可謂應有盡有，充分表現了成都城市繁榮、商業發達與人口眾多的歷史特征。據北宋趙抃在《成都古今記》中記載，宋代成都已發展到“月月有市”，如“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 四月錦市， 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不僅每月有市，而且出現了一月多次開市、多次出城游賞的情況。據費著《歲華紀麗譜》記載，僅每年的正月，就有元日游安福寺塔、二日出東郊早宴移忠寺晚宴大慈寺、五日五門蠶市、上元節放燈、二十三日圣壽寺前蠶市、二十八日出笮橋祭拜保壽侯等游樂節慶。宋代成都城內商品市場遠比唐五代時期的規模更大，容納的人口數量也更多，開市的時間也更長，并形成了以大慈寺、玉局觀為中心的固定商貿中心。特別是高駢創筑羅城，王剛中、范成大培修城市街道之后，成都城市的規模不斷擴大，推動成都商貿宴飲業的進一步繁榮發展。陸游在《城東醉歸深夜復呼酒作此詩》中云，“五門鼓動燈火鬧，意氣忽覺如章臺”，生動地刻畫了成都繁華豐富的夜生活景象。

尤其在交通航運要道和重要的礦產、特產產出之地，涌現出一大批新興的場鎮，著名的有蜀州的味江鎮 ，彭州的導江鎮 ，雅州的盧山場 ，彭州的西津、南津，雅州的平羌津等。上述熙寧十年新增加的 79 個征收商稅的場務，絕大多數就設置在新興的市鎮上。據《元豐九域志》統計，其中 ，擁有 6 個新興市鎮的縣就有 43 個，約占川峽四路 166 個縣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見新興市鎮在宋代商貿業中的顯著地位。

（未完待續）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