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文物的8個坑,人們通常將其稱為“器物坑”或“祭祀坑”。它們的形成原因是學術界眾說紛紜的一大熱點話題。
從上世紀80年代發現1號和2號坑,到2020—2022年新發掘的3號~8號坑,近40年來,研究者提出的觀點和推測多達十余種,從戰爭滅國到遷都祭祀,從權力爭奪到法器失靈……種種可能,都指向某個重大事件,令人忍不住揣想真相究竟為何。
日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趙昊結合最新的考古報告信息,深入縱覽8個器物坑,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設:三千多年前,古蜀人在三星堆進行了盛大恢宏的祭祀,或許是準備以“破釜沉舟”“拋家舍業”的勇氣,助力周人推翻商王朝。
分組與分配
8個器物坑中堆滿了破碎的寶物,僅有少數整體相對完好。這些大大小小的殘片與“零件”,其中已有不少在修復過程中成功實現“跨坑拼對”,還原為更加復雜巨大的器物,令人們為之著迷,仿佛在看文物玩樂高。
將一件件本來完整的器物,打碎后扔進不同的坑里掩埋,看起來似乎粗暴而隨機,也是引發諸多有關“滅國”等惡意破壞之猜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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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坑與8號坑出土的銅人頭像
但趙昊注意到:無論從8個坑的地理分布,還是從坑中物品的放置方式來看,都與倉促和破壞無關,而應該是有計劃且從容不迫地進行的。
在仔細梳理了各類出土物件后,趙昊認為,古蜀人不僅給這8個坑兩兩分了組,還可能有針對性地采用了不同的分配邏輯,來決定各個坑內都填放哪些器物。
邏輯主要有兩個:相似與互補。
比如2號和3號坑,以“相似”關系為主,兩個坑均在坑底放置許多大中型銅器,玉器、金器的數量和類型也比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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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號坑與8號坑出土的圓形金箔片
像7號坑和8號坑這一組,則以“互補”關系為主,區別主要是大小:8號坑里銅器普遍較大,7號坑里的銅器就普遍較小;7號坑里的玉器相對較大較多,8號坑里的玉器就相對較小且數量更少。
在“雙坑小組”內部相似互補的同時,不同的組別則注重差異化。比如5號和6號坑這一組,完全沒有整根的象牙,但在7號和8號坑這一組,每個坑里都密集堆放了兩三百根象牙。
最徹底的決心
除此之外,擺放這些器物的過程也不是隨意的,而是經過了精心安排:先放入相對完整的器物,然后依次填放象牙和燃燒后的灰燼等物,最后用較純凈的填土將坑口掩埋。
對于大量細巧的小型物品,三星堆的古人更是安排得規規矩矩:海貝裝進大銅罍、大銅尊等容器;象牙珠、小玉管等裝飾物穿成一串串長鏈;菱形片狀的銅眼形器疊成一摞摞,嚴絲合縫放入坑中……
最后一個重要線索是焚燒。種種跡象和研究表明,在將器物放入坑中之前,三星堆的古人應該是先在坑外給它們來了一場“火祭”,燒過之后再放入坑中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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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部被焚燒至變形的銅人頭像
這樣一場計劃周密、有條不紊進行的大型活動,無疑是一場莊嚴虔誠的祭祀。在這背后是某種不再回頭的決絕——滿坑滿谷的寶物,顯然不是短期集聚的財富,而是累世的積攢,全部的家底。
因此趙昊認為:這場祭祀意味著“對三星堆古城內最為重要的宗教儀式場所的徹底放棄”,是不可重復的。
那必是一件極重大的事,才值得這樣的決絕與奉獻。
結合新的測年結果來看:三星堆器物坑的形成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117年至前1012年之間,正處于商周王朝變革的關鍵時間節點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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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號、4號和8號坑出土的魚形金箔飾
結合《尚書·牧誓》與《華陽國志》中有關周武王伐紂時得到了“巴、蜀之師”協助的記載,以及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徐中舒關于彭州竹瓦街窖藏銅觶可能是蜀人伐商戰利品的推斷,一個大膽的猜想浮出水面——
蜀人決定不再效忠已統治了五百多年的商王朝,轉而支持新崛起的周王朝。在做出這個關系到無數人身家性命的決定之后,他們用最高規格的獻祭,祈求上天和祖先的保佑,然后出發,揮師北上。
紅星新聞記者 喬雪陽 編輯 袁詩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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