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齊魯|華東大學在坊子辦學的短暫時光

在膠濟鐵路重鎮坊子，一座曾經的教會醫院，曾短暫容納過200余名華東大學師生的青春與理想。通過鉤沉史料、方志記載與親歷者的回憶，追溯華東大學自濰坊、坊子向濟南遷徙的歷史脈絡，那段不足三個月卻影響深遠的辦學歲月，留下了特殊時期高等教育的拓荒足跡與時代印記。

文|許志杰

華東大學為何落地濰坊

1948年9月4日，華東大學在時稱濰坊特別市舉行開學典禮，標志著這所為迎接革命在全國的勝利，適應開辟華東新解放區工作的需要，為今后發展培養干部，直屬華東局領導的大學正式成立。

華東大學的校址選在老濰縣城東的樂道院，這座樂道院由教堂、學校和醫院組成，是近代歷史上華北地區重要的教育、醫療中心，清末曾被焚燒，后重建。1904年，登州文會館與青州廣德書院合并而成廣文大學，校址設于樂道院，同時擁有文美女子中學、廣文中學、護士學校等。1917年，上述機構遷址濟南，成立齊魯大學，因而這里也是齊大舊址。

華東大學之所以落地濰坊特別市，背景源自1948年4月解放軍華東野戰軍攻克魯中重鎮濰縣，山東全境只剩濟南、青島等尚在國民黨軍隊控制之下。華東局領導機構駐地益都（今青州市)，距濰縣不足100公里，同時考慮到濰縣地理位置優越，至膠東、濟南、青島、魯北、魯南地區交通方便，因此華東局決定在解放不久的濰縣組建華東大學。之所以取名華東大學，主要原因是學校由華東局直接領導，這也是此后山東被劃入華東行政大區的主要因素之一。

籌備工作始于1948年5月，華東局任命韋愨為華大校長，張勃川任副校長。6月初在《大眾日報》登出招生廣告。學校確定先設置大學預科部和臨時研究班。預科部招收高中肄業和初中畢業生，學習期限初步擬定為一年。研究班招收高中畢業和大學肄業人員，學習時間為二到三年。所有招收學生全部實行供給制。除在濰縣當地招生外，還在益都、萊陽、黃縣等地設置招生辦事處，報考者十分踴躍。

7月，對報名者進行語文、數學、歷史、地理、政治科目常識測試，第一批共錄取500人，包括50多人的三個研究班。生源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濰坊市周邊的高、初中學生，再者就是山東和江蘇兩省部分地區的青年學生、小學教師，還有從國統區來的進步青年。根據學生的文化程度予以分班編組，高中畢業和大學肄業的分別編為政治經濟、文學藝術、教育三個臨時研究班，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編為兩個預科部，下分六個學習班。

樂道院畢竟面積有限，無法安置華東大學全部師生，在經過探查尋訪之后，學校決定，三個研究班和兩個預科部中的第一部留在樂道院上課，預科第二部200余名學生到坊子暫行安置。

華大坊子校區在哪里

坊子是膠濟鐵路上的交通重鎮，經濟狀況良好，建有鐵路學校等現代教育機構，教育基礎厚實。

華東大學在坊子的辦學地址，相關史料記載不詳，只見到山東大學教授金詩伯先生的回憶錄《我在中國的六十年》中略有記載：“華東大學的校園是過去的一所教會醫院。”

金詩伯是俄籍猶太人，后入籍中國，他1901年生于西伯利亞的赤塔，不久與家人進入中國，在哈爾濱、上海等地生活。1948年，他乘船由上海到達山東煙臺，跟隨革命隊伍輾轉到達當時的華東局駐地州市)。華東大學校長韋愨聽說有一位精通英語、俄語的外國人還沒落實工作，就去人事處要金詩伯。金詩伯坦率地告訴韋校長，自己從未在大學教過書，但只要組織同意，愿意試試。

華東大學預科第二部主任是張一夫，下分三個學習班，分別由董亮、糜白辰、董蘇明（后為黃治平）擔任班主任，每個班配備助理或干事一到兩人，負責生活、學習等方面的具體事宜。9月4日開學典禮之后，第二部的學生在張一夫帶領下進駐坊子。

金詩伯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1948年10月4日，我到了華東大學的所在地坊子。坊子是個小城和濰縣在一起構成了濰坊地區的中心。”而關于校址，他只說“華東大學的校園是過去的一所教會醫院”，至于具體位置并沒寫到。或許他初來乍到，在這里待的時間也非常短暫，了解當地情況有些困難，僅有的描述就是四個字：“院子不大。”

依據金先生提供的線索，查閱《坊子區志》，確有“教會醫院”詞條：“1905年，德人（德國人）在坊子建立天主教堂，同時建修女院，內設醫院，床位二三十張……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醫院停辦。”同樣沒有具體地址，但在該志書的“大事記”中有1905年“德人在坊子三馬路西段建立天主教堂，同時修建女院”的記載。

一座教堂，能有200多名師生上課、生活、活動的空間嗎？據《坊子區志》記載，教堂分東、西兩座，占地70余畝，院內有花園、果園，園內環境清靜，比較適合作為校園使用。修女院下設學校、醫院、仁慈堂、繡花房和菜園等。學校在東教堂北面，1934年設立，校名為崇光女子小學，一至四年級，學生200余人，后停辦。醫院在教堂大門口東邊，有病房數間、床位二三十張。

據此判斷，這里的學校和醫院是有條件滿足華大坊子校區的辦學需求的，且醫院和學校在抗戰勝利后已停辦，處于閑置狀態，符合辦學要求。通過多方查找比對，確認坊子三馬路西段路北的教堂，應該就是金詩伯筆下的“教會醫院”所在地。

遷址濟南，結束兩校區短暫辦學時光

1948年9月24日，解放軍攻克濟南，華東局隨即指示華大派人到濟南，聯絡相關機構，研究學校遷址濟南和在濟南招生事宜。濟南軍事管制委員會對華大遷址濟南非常支持，經過研究，先劃撥位于經四緯六路的原國民黨第四兵站總監部房舍，作為華大駐濟南辦事機構所在地。同時決定在濟南商埠和城里設立招生報名處，部分師生從濰坊來到濟南，分別負責招生和校舍整修工作。

為了盡快在濟南開學上課，統一進行教學工作，濰坊、坊子兩個校區的師生于11月下旬全部遷到濟南，結束了上述兩個校區短暫的辦學時光。

華大在中共華東局的領導下，從籌辦到正式上課，前后只用了三個月時間，且初具規模，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在我國高等教育史上堪稱典范。

華大在坊子的辦學時間不足三個月，但具有非同尋常的時代意義。首先是包括金詩伯在內的一批高校教師和充滿青春活力的學生來到坊子，對于坊子這個交通、煤炭、煙草重鎮而言，帶來了新鮮血液，瑯瑯讀書聲和朝氣蓬勃的精氣神，使其萬象更新。其次則是影響了周邊村鎮民眾的思想意識，不少青年考上華大，跟隨華大進入省城濟南，畢業后奔赴全國各地，成為建設國家的生力軍。包括金詩伯，也通過在坊子為時不久的講課鍛煉，成長為華大及與之合并的山東大學俄語教育的創立者，并在英語、世界語教學方面取得優異成績。

金詩伯的坊子記憶

半個多世紀過去，金詩伯對在坊子的短暫教師生涯深記心中，留下難以忘懷的青春印跡，他在《我在中國的六十年》一書中予以詳細敘述。

在說到一個金發碧眼的外國人來到坊子時，金先生寫道：“(學校）院子不大，人們一下子會注意到來了一個外國人。那時教師不多，干部和學生看著我，既覺得有趣，又感到好奇。他們之中有許多還從未見過一個活生生的外國人。干部們很快就來看我了。他們十分熱情和藹可親。有時我在校園里碰上他們，有時他們到我住的地方坐坐。我喜歡他們，看來他們也喜歡我。”

為了照顧金詩伯的生活，華大安排了一個當地小伙子負責處理日常雜活。金詩伯說：“小伙子原來是個農民，他聰明能干，很叫我喜歡。我們常用漢語交談，只有一次，我對自己漢語水平的自信產生了動搖。我讓通訊員去買條小手帕。他去了一個小時才回來，手里抓著幾只撲撲棱棱的小雞。原來山東濰坊一帶人們把手帕叫‘手巾’，加上地方腔，聽起來和‘小雞’確實很相近。”這樣的尷尬，讓金詩伯從一個側面了解了坊子當地人的方言特點以及一些生活習俗，加深了相互之間的了解與友情。

金詩伯還談到在坊子平生第一次登上大學講臺的感受，毫不掩飾自己“頭一課上得一團糟，我這個教師不稱職”。因為時間短暫，金詩伯在坊子只給20多個學生上過一堂課，100分鐘。

“凡是教書的生手能出的丑都讓我出盡了，后來我常拿這些錯誤告誡年輕教師。當時，我是手不離教案，不敢抬頭，也不敢看學生。由于過分緊張，板書連連出錯，錯了擦，擦了寫，結果還是出錯，每次寫字，粉筆都磨著黑板發出刺耳的吱吱聲。我不斷地看表，越講越快，忙亂之中結束了所有要講的內容，離下課還有二十分鐘。我站在那里，臉漲得通紅，渾身冒汗，搜腸刮肚，也想不出如何對付這剩下的二十分鐘，只好匆匆下課。學生們走了，教室里空了，我松了口氣，好像被判死刑的人聽到了緩行令。”幾十年過去，說來仍然那樣鮮活，對金詩伯的影響可謂刻骨銘心。

雖然華大招生工作嚴謹，但畢竟當時解放區的生源基礎條件較差，學生的文化水平參差不齊，也給教學帶來諸多困難。金詩伯說，學校讓他放下英語、重拾俄語，給學生上俄語課，從字母開始教。“俄語課是在一個禮堂上的，因而聽課人數竟有二百左右。”但后來人就少了，俄語發音實在太難，尤其與當地方言差之甚遠。隨著學校遷址濟南，金詩伯也離開了小城坊子。

華東大學在坊子辦學舊址已不復存在，舊貌換新顏，唯金詩伯留下的這些故事與曾經的華東大學共同閃耀的歷史篇章，在這個曾經輝煌的小鎮的過往史上，寫下濃重一筆。1951年3月15日，華東大學與山東大學合并。從某種意義上講，坊子也是山大的一脈根系，為這所百年學府注入了坊子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