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當時的表述相對直接:安理會不應給未經授權的軍事行動套上合法外衣,也不應給使用武力發放通行證,更不能在停火與降溫的關鍵階段把矛盾繼續推高。如果安理會逐漸變成給某些行動“補手續、蓋章”的平臺,它自身的權威就會在這種做法中被不斷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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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草案雖然把“動武授權”寫得不那么直接,卻援引了《聯合國憲章》第七章。對聯合國運作略有了解的人一般都清楚,第七章不是裝飾性引用,它對應的路徑可以從制裁一路延伸到授權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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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依然把主要矛頭對準伊朗,指責其違反停火安排,要求停止襲擊,并且要求其全面披露水雷分布情況,同時提出要與聯合國合作建立所謂人道主義運輸走廊。如果伊朗沒有落實相關要求,安理會將再次開會討論,并考慮采取進一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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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俄是否會因為一句“別否決”就改變立場,概率并不高。只要草案仍舊為潛在軍事行動保留合法性空間,并且在責任劃分上存在明顯傾向,就很難越過其安全與原則底線。否決權也并非情緒工具,而是安理會機制里用來防止“多數推動高風險決議”的安全閥。把安全閥削弱,壓力不會消失,只會在別的環節以更激烈的方式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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