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琦：衛禮賢與黑塞——中德文化交流的兩位大師

衛禮賢

學人簡介：李世琦，1958年6月生，河北永年人。1982年7月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人文學者、文藝評論家。編審。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外傳記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會員。從事出版工作三十年，業余從事寫作和研究。曾任花山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中國青聯委員、河北省青聯常委、河北省黨史學會常務理事。現任河北人民出版社調研員。著有《批評的風骨》《傾聽靈魂》《中國古代十大公子》《巴斯德》《平津戰役實錄》《顏氏家訓校注》。作者授權發布。

2026年5月10日，是衛禮賢誕辰153周年紀念日。筆者在修訂黑塞傳的同時，情不自禁想起他對黑塞的決定性影響，他對中國文化在西方傳播的偉大貢獻。

衛禮賢與黑塞都是南德巴登-符騰堡州施瓦本人。衛禮賢1873年5月10日出生于斯圖加特，4年后的7月2日，黑塞出生于卡爾夫鎮。衛禮賢雖然只比黑塞年長4歲，后來卻因為經歷的不同成了黑塞的精神導師，“偉大的朋友與引路人”（黑塞語）。

1895年8月，衛禮賢通過了神學職業資格考試，11月被斯圖加特教堂授予神職。1897年1月被派到巴特保爾地區擔任代理牧師，認識了克里斯托弗·布盧姆哈特牧師，成為他的精神導師。衛禮賢因工作優秀、日常生活注重細節，引起牧師女兒薩樂美的好感，彼此成為意中人。他與薩樂美的姐姐瑪麗亞也成為朋友，在他赴中國傳教后通信多年。1904年瑪麗亞成為黑塞的第一任妻子，他與黑塞成為連襟。而此時的黑塞正在圖賓根一家舊書店當學徒。

1899年4月，經過試講，衛禮賢被同善會選拔為到中國青島傳教的牧師，準岳父高興地應允了他與薩樂美的婚事，出發前舉行了訂婚儀式。5月，衛禮賢抵達青島。通過與當地百姓的近距離接觸，他對中國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當地人總體上非常友好。很奇怪的是，他們與我們生活舒適的施瓦本農民是如此相似。”因此他相信“所有的民族都是友好、忠實、善良的”。因為有此心態和胸襟，他很快被中國文化所吸引，為自己取名衛禮賢，為妻子取名美懿。1901年在青島創辦禮賢書院，“除了培養學生掌握良好的中國古文知識外，還盡可能教他們學習全面的德國學校課程”，成為青島第一所現代學校。后來還創辦了尊孔文社。

隨著時間的推移，衛禮賢對中國文化越來越認同，對孔子、老子的偉大認識的日益深刻。在當時的歐洲漢學界，流行的觀點認為儒學是導致中國落后的根源。衛禮賢經過自己的研究與對中國社會的深入考察，認為孔子是與歌德同樣偉大的人物。他指出：“孔子是為地球上最偉大的民族指出千百年的安寧和太平之路的人物”，“他所宣揚的道德思想與世界上的其他宗教相比毫不遜色”。孔子影響了整個東亞，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偉人。有了這樣的認識，衛禮賢開始拜師學習中國古代典籍，第一位是舉人邢克昌。1902年，衛禮賢從翻譯《三字經》開始了他的翻譯生涯。接著，是節譯《詩經》《大學》《論語》《三國演義》《聊齋》《呂氏春秋》，同時撰寫了許多關于中國歷史文化以及外交史的論文。由于衛禮賢興辦教育事業，傳播中國文化的巨大貢獻，1906年他被清廷賜予四品頂戴和“道臺”榮譽頭銜，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1909年2月，衛禮賢應約向德國迪德利希斯出版社提出了“中國宗教與哲學”叢書翻譯計劃，從先秦諸子到宋明理學，氣魄宏偉，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來仍十分驚人。1910年夏，衛禮賢的《論語》全譯本作為叢書的第一種問世。和以往的譯本不同的是，“一種帶有互文特征和闡釋韻味的文化翻譯風格開始清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給漢學界、文化界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對于衛禮賢《論語》譯本的出版，黑塞在1910年7月6日的《慕尼黑報》上發表書評，表示祝賀。黑塞指出衛禮賢的譯本“精確細致”，改變了德國人對孔子的成見。“起初似乎令我們困惑的事物，不久變得自然，起初令我們震驚、讓我們覺得單調的，不久變得富有吸引力”，孔子與“西方偉大的思想家最核心的特質是相同的”。黑塞敏銳地感覺到歐洲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不同與差距：“我們個人主義者羨慕中國，羨慕他們的教化體系的博大穩固，除了我們的藝術，或許還有我們對自然的較大的謙遜態度，我們的文化沒有可與之匹配的。”

黑塞

與衛禮賢系統介紹中國文化經典的設想不同的是，黑塞更迫切地想要拿來參考，破解自己思想上的困惑。從精神氣質上，道家的思想更讓他親近。1910年，黑塞閱讀了尤里烏斯·格里爾的《道德經》譯本，黑塞立即發表書評，文中寫道：“受到介紹的限制，一般歐洲人認為中國哲學奉行中庸之道，而老子哲學因其生動活潑，乍一看幾乎不像中國思想，在眾所周知的遠東思想家中，并無一人像老子那樣在倫理觀念上使我們西方雅利安人感覺親近和關系密切。”1911年初，衛禮賢譯本《道德經——老者的真諦與生命之書》為迪德利希斯出版社推出，黑塞很快閱讀了這個譯本，給予很高評價：“衛禮賢譯本以更強勁有力、更確切和更有個性化的語言而見長，因此也更通俗易懂。”這個譯本影響了卡夫卡、榮格、布洛赫等人，在德語世界掀起了一波“尋道”熱潮。該譯本在20世紀再版21次，成為影響最大的《道德經》德譯本。在中國文化經典的巨大影響下，20世紀20年代歐洲形成了智慧學派，主張融合東西方智慧，挽救沒落的西方文化。衛禮賢、黑塞、榮格等成為智慧學派的代表人物。

1913年，原山東巡撫周馥建議衛禮賢翻譯周易，告訴他這是中國文化的根本所在，并推薦了大儒、清朝遺老勞乃宣做他的老師，指導他學習、翻譯周易。勞乃宣是進士出身，曾做過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總監督、學部副大臣。勞乃宣不取分文，在耄耋之年幫助、指導衛禮賢翻譯周易。他們持續8年，以驚人的毅力進行周易的翻譯工作。未及該書翻譯完成，1920年衛禮賢奉調回國，任教于法蘭克福大學，開創了該校的漢學專業，還創辦了中國研究所。1921年勞乃宣病逝于青島。此后，在北大教授李泰棻的幫助下，完成剩余部分的翻譯。1924年《易經——變易之書》出版，完成了勞乃宣的夙愿。

這時，黑塞因為妻子瑪利亞罹患精神分裂，自己也嚴重精神抑郁，德國因戰敗瘡痍滿目，正所謂國破家亡，加上多年的偏頭痛、腸胃病，百無聊賴，生無可戀，欲行自我了斷。在此關頭，他讀到了衛禮賢翻譯的《易經》。通過閱讀易經，他如醍醐灌頂，原來長久以來困擾他的各種問題早已被中國圣賢解決了。“一切可能想到的、可能經歷的都寫在這部書里了。”黑塞給衛禮賢寫信，希望讀到更多衛禮賢翻譯的中國經典和有關中國文化的專著。衛禮賢滿足了黑塞的請求，寄去了手頭現有的幾本書。黑塞認真研究、閱讀了這些譯本和專著，心曠神怡，受益無窮，恢復了身心健康。1926年6月4日，黑塞寫信給衛禮賢，真誠地向衛禮賢表達了自己的感激之情：“長久以來我就想感謝您，特別是您的《老子》《莊子》以及其他種種翻譯的典籍感謝您。現在借著這個機會我終于也可以表白了。”對于博大精深的《易經》，黑塞表示自己懂的很少：“我只能部分地接受《易經》。有時我喜歡觀察思考《易經》深沉而豐滿的形象世界，而對其中的倫理道德則建立不起感情。我所坐的干枯的樹枝上，開不出與國家、社會、家庭有親密關系的花朵。……您以如此的熱愛、耐心與精準，將中國的經典與智慧完整地轉譯給我們西方，這份功績是偉大的。我由衷地向您致敬。”

衛禮賢回到德國后，由于精神上的共鳴，雖然見面不多，他們有許多文字上的交往，由于后來的時局動蕩，第二次世界大戰等原因，保留下來的黑塞致衛禮賢書信只有兩封，衛禮賢致黑塞的書信則沒有保存下來。在1929年3月1日寫給衛禮賢的信中，黑塞對衛禮賢的工作給予最高的評價：“許久未曾給您寫信，并非因為疏遠，而是我始終心懷感激與敬意，將您視為我們時代最珍貴、最不可或缺的人物。……我自己多年來不斷從您的著作中汲取力量，它們在我內心最動蕩、最迷茫的時刻，給予我安寧與方向。您讓東西方不再是對立的兩極，而是可以相互照亮、相互補充的整體。”

衛禮賢在1925年創辦了法蘭克福大學中國研究所，親自擔任所長。由于長期的體力透支，在1928年底健康惡化，罹患嚴重的腸胃病。在頻繁進出醫院的1929年完成《大戴禮記》譯稿四十三章。1930年初寫完最后一篇文章《中國的文化危機》，于1930年3月5日英年早逝，年僅57歲。

噩耗傳出，德國文化界為之震動。法蘭克福大學校長昆策爾稱衛禮賢為“偉大的德意志中國人”。黑塞專門撰文悼念他的引路人和最敬重的朋友，發表于1930年11月21日《慕尼黑報》。他稱衛禮賢為“我們時代最中國化的歐洲人”。“一位偉大的朋友與引路人離開了我們。這個世界失去了一個連接東西方的靈魂。從今往后，我將更加珍視他留下的譯著，那是他不朽的一部分。”

此后，黑塞成為衛禮賢的接棒者，他將周易、道家思想以及其他中國文化精髓融化在《悉達多》《克林索爾最后一個夏天》尤其是《玻璃球游戲》等作品中，于1946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中德文化交流的一個高峰。因為黑塞終身服膺中國文化，他被歐洲人稱為“施瓦本的中國人”。

2026年4月19日

于石門靜遠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