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維權攻堅戰(zhàn)！單方解約引發(fā)連環(huán)爭議

一、事件背景（2017年5月 - 2023年12月）

（一）前言

蔣某原是湖南華民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民股份”，股票代碼300345）全資子公司四川紅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員工。蔣某于2017年5月入職公司，在建廠初期條件十分艱苦、薪資待遇不高的情況下，帶領團隊克服各種困難，保障公司按期順利投產(chǎn)。期間，蔣某為維護公司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多次與當?shù)厣鐣e散人員周旋，并受到其口頭甚至肢體威脅。此后，其歷任采購員、綜合部部長等職。

在任職期間，特別是擔任綜合部負責人后，蔣某通過精簡人員、嚴控后勤各環(huán)節(jié)成本（年節(jié)約60余萬元），并利用個人人脈關系上任次月就直接為公司節(jié)約一筆重大開支近40萬元、幾年來累計為公司爭取回各類財政補貼資金超百萬元。其為公司做出的成績遠超公司部分高管，更得到了華民股份前兩任實際控制人的明確認可。

（二）管理沖突、“人身攻擊”與權益侵害

2020年5月，陳某到任公司董事長，蔣某與其關系迅速惡化，根源在于蔣某多次拒絕執(zhí)行陳某提出“不正當利益輸送”的工作指令，招致陳某不滿并懷恨在心。此后，陳某通過架空蔣某職權、越級指揮、惡意歸責、會議打壓等方式，對蔣某及綜合部的工作進行各種刁難，意圖逼迫蔣某主動離職。

2021年5月20日9時左右，陳某先刁難綜合部內(nèi)勤員工李某的工作，后蔣某找陳某理論時被其實施“人身攻擊”，造成蔣某頭部受傷、手指骨折。該事件經(jīng)派出所調(diào)解，陳某口頭承諾公司按工傷標準賠償15萬元，但要求不將此承諾寫入?yún)f(xié)議。此后，公司未履行該承諾，也未依法為蔣某申報工傷，導致公司及個人工傷申報均超期。該結果系陳某以“畫餅充饑”方式哄騙蔣某、作出虛假承諾所致，當事人認為責任應完全歸咎于公司。

在后續(xù)近兩年時間里，當?shù)貓@區(qū)管委會、派出所多次組織協(xié)調(diào)，但公司均以經(jīng)營困難、華民股份個別高管不同意為由拒絕賠償。蔣某認為，此舉是公司和陳某對其拒絕配合“不正當利益輸送”的工作指令所作出的打擊報復。

該公司自成立以來，在生產(chǎn)經(jīng)營過程中存在多項異常行為：未給所有員工足額支付周末雙倍加班工資、未足額繳納社會保險五險、從未繳納住房公積金，同時還存在重大環(huán)保異常、特種設備異常、職業(yè)衛(wèi)生異常（已致兩名員工職業(yè)禁忌）、其他收入疑似偷稅漏稅等問題。從2024年6月至今，除市住房公積金中心和區(qū)衛(wèi)健局外，轄區(qū)內(nèi)其他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已介入調(diào)查核實，但到目前仍在調(diào)查核實中。公司現(xiàn)正與本地國企洽談轉讓事宜，一旦落實，以上問題將難以查實，員工合法利益也將無法得到保障。公司每年產(chǎn)品出口退稅幾百萬元，享受了國家政策紅利，而不依法履行法定職責和義務，其行為嚴重缺乏社會責任感和應有的擔當。

二、單方解除勞動關系引發(fā)的維權歷程

2023年12月，華民股份后任實際控制人僅聽取陳某一面之詞，未給蔣某陳述事實的機會，在處理陳某“人身攻擊”蔣某一事上未秉持公平原則。公司既不愿履行賠償義務，又在陳某授意下單方解除與蔣某的勞動關系。蔣某認為，該解除行為屬違法解除，更是對為公司作出重大貢獻員工的惡意迫害，作為上市公司的華民股份及其后任管理層，當事人認為也嚴重缺乏社會責任感和應有的擔當。

離職后，蔣某就工傷待遇賠償、單方被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加班工資、補繳社保及公積金等訴求提起法律程序。然而，一審、再審判決在賠償金計算、加班工資認定上“與事實存在較大偏差”，四川省人民檢察院不支持監(jiān)督的決定亦“難以讓當事人信服”。2025年11月，蔣某就本案已向最高人民檢察院申請復查，但最高檢至今仍在審查中。

（一）核心爭議焦點一：賠償金計算有悖事實

根據(jù)《勞動合同法》及其實施條例規(guī)定，離職前十二個月平均工資應取2022年12月至2023年11月期間的平均工資，且計算范圍需包含獎金。但一審、再審法院按2023年1月至12月計算，未將19000元獎金納入核算，最終得出6570.24元的月平均工資及91985.88元的賠償金。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二審法院（攀枝花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公司支付蔣某經(jīng)濟賠償金、加班工資合計229803.43元，該判決有理有據(jù)、于法可依。

（二）核心爭議焦點二：加班工資認定不公

蔣某已提交完整加班工資計算的證據(jù)鏈，包括公司2021年11月25日曾向人社局出具的加班說明、工資表、考勤、微信記錄等，且相關證據(jù)已獲生效判決和二審法院認可。但公司向省高院提交的其他員工無騎縫章勞動合同、無人社局2022年收件登記記錄和無書面回復的加班工資說明均“難以驗證其真實性”，該部分證據(jù)未被二審法院采信，卻被省高院和省檢察院認可。

此外，省檢察院推定蔣某接受以基本工資計算加班費，該推定“未展示詳細事實依據(jù)”。且會議紀要中勞資核算屬財務部職責范圍，與蔣某所在的綜合部無關聯(lián)，該推定明顯混淆了崗位職責邊界。

（三）司法程序中的程序與“判決疑問”

1. 一審法院（攀枝花市東區(qū)人民法院）法官段某：案件以簡案程序審理，庭審結束后，段某單獨會見公司委托的代理律師白某、張某（本地人）約30分鐘，此后超期2個月才作出宣判。判決書中未依法說明經(jīng)濟賠償金計算標準、加班工資核算范圍及核心裁判依據(jù)，“當事人認為不符合程序且事實不清”。蔣某就上述兩項訴求申請判后答疑遭拒，后續(xù)僅獲敷衍答復，關鍵法理疑問未得到回應；段某甚至拒絕蔣某上訴，并提出“在其判決基礎上由公司增加幾萬元調(diào)解結案、本案到此終止審判”的方案，該方案被蔣某明確拒絕。

2. 再審法院（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法官王某：兩次庭審結束后，公司委托的代理律師劉某（湖南人）均緊隨王某離庭，10分鐘后才返回簽署庭審筆錄。蔣某提交了最高法案例庫關于加班工資的指導性案例（核心裁判規(guī)則：用人單位應足額支付延長工作時間、休息日、法定節(jié)假日加班工資，考勤記錄可作為核心證據(jù)），但王某未采信相關證據(jù)，未按指導性案例標準核算加班工資，對提交的指導性案例亦未作任何回應，本案中不符合最高法“同案同判”的法定要求。

蔣某兩次就核心訴求申請判后答疑，均未獲王某回應。在2024年12月5日庭審質(zhì)證時公司認可加班工資是按《員工薪酬制度》執(zhí)行，而薪酬制度中并無周末和延時加班工資計算標準，為此，王某還反問了公司的兩位代理律師；2025年5月6日再審開庭時對于公司提交的10份未加蓋騎縫章的勞動合同及2022年再次提交給人社局的《加班工資情況說明》、該說明未經(jīng)質(zhì)證，（加班工資按基本工資標準計算）與公司2021年11月25日提交給人社局關于《員工加班的情況說明》中記載加班工資是按國家《勞動法》規(guī)定計算和12月5日的庭審證言截然不同，而省高院和檢察院予以采信，“該結果難以令人信服”。而且，經(jīng)三級法院審理后均查明公司所有規(guī)章制度（含勞動合同）未經(jīng)民主程序、也未與蔣某簽訂書面勞動合同。蔣某電話詢問王某“改判二審支持一審”判決的理由時，王某答復含糊不清，并說“判決書已下達不能收回再改判，能為蔣某做的補救措施是承諾向省高院申請5-10萬元司法救助金、本案到此終止審判”，以此“拒絕正面解答當事人的疑問”，且提出“不允許蔣某向省檢察院申請檢察監(jiān)督”的附加條件。

（四）核心爭議焦點三：工傷待遇賠償?shù)漠惓?/strong>

關于蔣某工傷賠償金訴求，一審法院（攀枝花市東區(qū)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公司支付14萬余元，公司不服提起上訴。攀枝花市中級人民法院經(jīng)法官黃某審理，庭審結束后在公司單方面同意調(diào)解的情況下，作出了（2025）川04民終16號民事判決，撤銷一審判決，改判駁回蔣某的全部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的核心理由為“蔣某作為綜合部負責人，自身負有工傷申報的提請義務，其未及時行動導致申報超期，后果應自行承擔”。當事人認為該認定明顯忽視用人單位在工傷申報中的法定主體責任，混淆了員工配合義務與單位履行義務的界限。

事實上，蔣某雖為綜合部負責人，但工傷申報需提交行政例會討論，最終決定權在董事長陳某手中，綜合部僅為經(jīng)辦部門，并無申報決定權。且蔣某工傷系陳某“人身攻擊”所致，陳某作為董事長不提交上會討論，公司其他管理人員也就不能發(fā)表任何意見。二審判決僅以崗位職務推定蔣某負有申報義務，缺乏事實依據(jù)和法律支持，實質(zhì)上免除了公司在工傷保障中的法定義務，對勞動者顯失公平。

此外，蔣某已向二審法院提交《回避申請書》，但二審法院未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七條之規(guī)定，主要回避人顧某未履行回避義務，對本案審理程序存在干擾。

值得注意的是，蔣某的工傷雖未經(jīng)人社部門認定但訴求已獲一審法院依法支持并不是孤案，且其已向一、二審、再審法院及檢察院分別提交八份全國同類生效案例（其中(2023)川14民終1679號為同省案例、(2014)彬民一終字第563號是最高法2016年指導性案例），上述案例均因超期“人社部門未作工傷認定，而由各級人民法院依職權直接認定工傷并支持工傷保險待遇”的生效判決。依據(jù)最高法“同案同判”原則，同類指導性案例應作為裁判參考，但二審、再審法院未回應蔣某提交的指導性案例，反而改判駁回其全部訴求已嚴重損害蔣某的合法利益。蔣某認為，本案二審法官黃某改判一審判決，根源是主要回避人顧某作為本庭庭長未盡回避義務“可能干擾了黃某判斷的公平公正性”。在判后答疑結束關閉錄音設備后，黃某明確告訴蔣某，改判一審判決不是其主觀意見，支持蔣某申請再審（書記員在場）。

再審法院（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法官劉某：蔣某電話詢問劉某不支持再審的理由時，劉某說“蔣某向有關部門投訴了王某對（2025）川民再 64 號判決不公”的問題（劉某也是該案合議庭成員），所以，“其就是不支持蔣某的再審訴求”。

三、檢察監(jiān)督“周期過長”

蔣某向攀枝花市檢察院申請檢察監(jiān)督，經(jīng)辦檢察官李某在明知二審審判程序異常、改判存疑的情況下，作出不支持檢察監(jiān)督的決定“難以令當事人信服”。2025年12月，蔣某就本案已向四川省人民檢察院申請復查，但至今省檢仍在審查中。

四、結語

勞動者在勞動關系中本就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其合法權益理應得到法律的堅實保護。蔣某為公司鞠躬盡瘁，以個人能力為企業(yè)創(chuàng)造巨大價值，卻因拒絕配合“不正當利益輸送”的工作指令而遭遇“人身攻擊”、單方解除勞務關系，維權路上又面臨司法困境。

以上兩個案件根據(jù)法官判后的“種種行為”，不僅損害了蔣某的合法權益，更動搖了勞動者對法律公平正義的信任。法律的權威在于公正實施，公平正義不應是紙面的口號，而應是每個勞動者都能切實感受到的保障。

如今，上級檢察機關對本案已進行復查，這無疑為蔣某的維權之路帶來了希望。期待各級司法機關能夠徹查案件中的不合理之處，糾正錯誤，讓企業(yè)承擔應有的法律責任，讓勞動者的付出得到尊重、權益得到維護，讓公平正義真正歸位，彰顯法律的威嚴與溫度。

目前，以上案件仍然在上級檢察機關依法依規(guī)審查中，我們正密切關注進展，并將持續(xù)通過合法途徑維護自身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