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曾說,余生要做一件事,就是搞清楚是誰第一個把“國際勞工節”翻譯成“國際勞動節”的。
不知道他調查清楚沒有?
根據歷史文獻的原始表述,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在巴黎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中所確立的節日全稱為“國際勞動者紀念日”(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其核心精神在于紀念工人階級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而進行的斗爭——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21萬余名工人為爭取8小時工作制舉行大罷工,隨后各地又爆發了約35萬人參加的大規模游行。
因此,從正式命名來看,“國際勞工節”是其準確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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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中文語境中,“勞工”一詞本來頗為流行。20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介紹這一節日時,常使用“勞工神圣”的理念,強調對體力勞動者與工人階級的尊重。1918年,中國進步刊物在宣傳“五一紀念日”時,多以“勞工節”相稱,體現出對工人階級主體地位的強調。
有一個冷知識是:在晚清洋務運動的浪潮中,中國工人就曾創下令人驚嘆的“高光時刻”:李鴻章創辦的江南制造總局在19世紀末便實行了“八小時工作制”,這在當時全球范圍內都屬先進。1890年8月,總局新任總辦曾試圖將工時延長至9小時,結果引發2000余名工人集體罷工,最終迫使總辦妥協。充分展現了晚清工人并不“好欺負”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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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9年,國際勞工節被新政權定為法定假日,但是中文名字翻譯變成了“國際勞動節”。
有些陰謀論者認為:
從勞工節變成勞動節,就像把維權紀念日改成了愛崗敬業日,這非常可笑。從字面上看,叫勞工節,重心在人,尊重打工人的權利。叫勞動節,重心就變成謳歌勞動、贊美工作,提倡勤奮了。
這是刻意偷換概念。勞工節它是偏向于權益啊,休息啊,罷工啊,爭取福利啊,它是有對抗性,有階級屬性的,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的一個狀況。那勞動呢,就偏向一種光榮啊,奉獻的愛崗敬業呀,多干活是一種正能量,屬于教化屬性的節日,也更和諧一些。
改成“國際勞動節”就是為了讓“牛馬”乖乖干活,埋頭苦干。
我覺得這些人是想多了。
1949年的人們,不可能對當時國家的核心領導力量——工人階級就“勞動節”做出如此充滿惡意的解讀。
我此刻的看法是:在77年后,在八小時工作制失守,遍地“996”福報的國度,人們過不過“五一”、它是叫“勞動節”還是“勞工節”都無所謂了,有什么關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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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無所謂?
因為當一個節日失去了它原本的精神內核,它就只剩下了一個空洞的符號。五一節的核心,本是工人階級用鮮血和抗爭換來的“八小時工作制”與“體面勞動”。可今天呢?八小時工作制早已名存實亡,996、007成了許多行業的潛規則,甚至被包裝成“福報”“奮斗者精神”來洗腦勞動者。
在這樣的現實下,叫“勞動節”也好,“勞工節”也罷,都不過是一個名字而已。如果工人們連按時下班的權利都沒有,連加班費都拿不到,連基本的休息權都被剝奪,那么再多的“節日祝福”、再盛大的“表彰大會”,也不過是虛偽的裝飾。
更諷刺的是,如今的“五一”假期,往往靠調休拼湊而成,前后的周末反而成了“工作日”。許多人發現,自己在“勞動節”前后,反而要連軸轉地工作,所謂的假期,不過是把休息的時間提前透支了。這哪里是慶祝勞動者的節日?分明是用形式主義的放假,掩蓋勞動權益失守的真相。
當“勞動光榮”變成“加班光榮”,當“體面勞動”變成“內卷內耗”,當“爭取權益”變成“感恩賜予”,這個節日就已經被徹底異化了。它不再屬于勞動者,而成了資本和權力合謀下的一個裝飾性節點。
所以,叫什么節,過不過節,真的無所謂了。與其在這一天發一條朋友圈“祝大家勞動節快樂”,不如真正推動一部能落實八小時工作制的法律,不如讓每一個打工人能理直氣壯地拒絕違法加班,不如讓加班費如實發放,讓休息權得到尊重。
如果這些都做不到,那么再多的“五一”假期,也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勞動懲罰”。
與其慶祝一個失守的節日,不如記住那個被遺忘的初心:勞動者的尊嚴,不是來自節日的問候,而是來自權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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