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時代的勞動節，和迷茫的程序員們

一個多世紀前，勞動者用流血和罷工爭取到了八小時工作制。那是人們對勞動的樸素共識：工作與生活之間應當存有邊界。但十幾年里，程序員們早已適應了超長時間的工作模式。

工作與生活的邊界，被KPI、OKR等接連冒出來的新詞所融解。作為回報，一些人得到豐厚報酬，甚至改變個人與家庭命運。也有人在某一天突然意識到自己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更極端的案例會被新聞記錄：程序員突發猝死后，工作群里還在閃動著需求信息。

程序員正在成為新一波AI浪潮最先影響的一群人。大佬和大公司們在各個場合高喊新世界就要到來。但就連最天真的技術樂觀主義者也看到，AI裁員潮來得更早。最近兩年間，硅谷已經摸索出了多種創新的裁員方式。

幾乎人類歷史上每一場大的技術變革、社會經濟模型調整，都會帶來對勞動者的直接沖擊。對于很多程序員來說，改變更早時候就開始了。

今年春天，我訪問了四位從業十年左右的程序員，他們目前居住在北京、廣州等城市，都曾親歷互聯網行業的發展高速期、瓶頸期以及AI沖擊。其中三位，已經決定離開這一行業。這不僅是個體選擇，也是中國幾百萬程序員正在面臨的共同問題：巨變之中，如何選擇？

01

一份有前景的工作

為什么做程序員？幾位受訪者給出的直接原因是——高薪。

劉維和王繼剛都在2015年前后入行。那是移動互聯網元年，程序員是最具吸引力的職業之一。因為人才缺口巨大，很多崗位的招聘門檻都不算高。劉維是大專畢業，王繼剛則在廣東一所民辦二本院校學的機電工程，兩人入行路徑基本一致：參加短期培訓班，得到一份月薪8500元的程序員工作。

在廣州那家互聯網大廠參加入職培訓時，王繼剛和來自清華、北大的畢業生坐在一起，聽著CTO用近乎洗腦的語氣說道：“猝死每個行業都有，只不過程序員猝死了，有報道。其他行業（的人）猝死了，沒有人報道。”他還提到了35歲裁員危機，“只要你能力夠，企業都是搶著要的。”

王繼剛看著40歲左右的CTO，覺得裁員離自己很遠，而眼前這個人的成就離自己近得多，只要自己精進技術，十年后也能成為他。

互聯網公司曾以高薪和優厚福利聞名。2015年，IT行業以112042元的年平均工資位居行業前列，為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1.81倍，這還不算年會獎品和年終獎。百度CEO李彥宏曾透露，一位員工拿到了相當于50個月工資的年終獎。2015年，上市一年的京東拿出了100萬現金現場抽獎，50個獲獎者平均每人抽得2萬元，此外，獎品還有400臺iphone 6和100臺iphone6 Plus。還有一些公司會獎勵價值數十萬的汽車。

日常福利也同樣豐厚。王繼剛所在的公司提供免費三餐、宵夜，報銷加班打車費，每個月還發放2000塊的住房補貼，每年獎金就有四個月工資。他記得，當時女友在數完獎金后說了一句：“你一個年終獎，就頂我一年的工資。”

入行三年后，王繼剛的年薪漲到三十多萬。他輕松還掉了當年參加培訓的貸款和利息，每個月還能給沒有退休金的父母寄生活費。在當時看來，這只是好生活的開始——大家都習慣不斷地跳槽漲薪，去奔赴一個更光明的未來。2019年，王繼剛跳槽后拿到了四十多萬的年薪。同年，劉維跳槽到北京一家外企，工資翻漲一倍，月薪近兩萬。沒多久，他在天津買房了。

錢當然不是白漲的。工作合同里寫的工作時長是從9點半到18點半，但加班到21點半是常態。因為每周有三個晚上要去上英語課，王繼剛曾被領導叫去談話。但他沒有在意，學英語是為了下一步跳槽做準備。他聽跳槽到微軟的前同事說，那里的工資稅后有60多萬。

可他沒想到，比下一份offer更早到來的是被裁的消息。 2020 年 8 月，疫情后復工不久，他被領導叫去談話。領導從他的代碼失誤談起，稱其影響了幾百萬用戶，最后以“不太適合這個團隊”為由裁掉了他。整個談話只有幾分鐘。

HR要求他主動提離職，被他拒絕后發出威脅：“如果堅持要賠償，無論你打官司是贏是輸，你的下一家公司聯系我做背景調查，我都會說是因為你的代碼有bug導致公司把你裁掉。”

王繼剛在公司樓下打了法律援助的電話，得到的建議是不要主動提離職。但恐懼控制了他，第二天，他就在系統里提交了離職申請。

當時，互聯網行業正遭遇增長見頂。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9月，中國移動互聯網月活用戶為11.67億。這個數字在2019年同期就已達到了11.33億，相當于兩年間增長幾乎停滯。與此同時，反壟斷監管收緊、資本退潮，曾經靠燒錢搶占市場的擴張邏輯不再成立。

而企業“降本增效”的直接方式就是裁員。互聯網巨頭們的財報記錄了那場裁員風潮。2022年，阿里巴巴員工減少了近2萬人；騰訊控股減員比例高達10.11%，減員人數達到6898人。正如“裁員”一詞被包裝為“畢業”“優化”一樣，“降本增效”也成了一種更隱蔽的敘事：人不再是創造價值的勞動者，而是財務報表上一串可以隨意抹去的數字。

劉維在2023年底失去了工作，隨后，他海投過幾百份簡歷，卻只收到三四個面試邀約。最后他只能降低標準，才在2024年找到一份外包工作，有項目時入駐到合作方單位，結束后就被退回來，領一兩千的固定工資。這讓他有種“用完即棄”的不安與悲涼感。

如今AI帶來更多變數。前段時間行業流行過“蒸餾同事”的說法，把離職員工Skill化，人離開，過往的勞動成果變成永不下線的免費數字替身。這固然有調侃成分，卻也真實反映了從業者的普遍焦慮。而劉維這種外包崗位，是最容易被AI取代的工種之一。

02

和AI一樣工作

24小時在線并隨時響應、有求必應且情緒穩定、并能持續迭代——這些是AI的優點。

事實上，在這波浪潮之前，很多程序員已經啟動AI化了——他們早就被要求像AI一樣高效穩定工作。大廠程序員蔣明仁談到，寫代碼本來是腦力活，但公司把它變成一套標準化的生產流程，設立專門的需求管理崗位，拆分任務需求，按照項目周期、程序員數量，計算出每個人每天的工作量。

“流水線一樣，干完了就再給我們遞需求，永遠都有活干。”蔣明仁說。

系統還會統計出每個人當月的產出，工作量墊底的一批人就會被標記、被質問。這給員工制造了持續焦慮，“下一步是不是就被裁了？”這套規則之下，大家加班到九、十點是常事。有幾次按時下班，蔣明仁被主管要求在部門工作群里和所有人打招呼。

此外，他需要保持全年24小時隨時響應，即“24小時oncall”。一旦業務出現故障，釘釘會自動發送消息，如果團隊一分鐘內無人響應，系統就會自動給所有人打電話。因此，他從來不敢把微信、釘釘設置成靜音，即使旅游、爬山時也會隨身攜帶電腦。后來他對上班產生了抗拒心理，甚至出現軀體化反應，一焦慮或者休息不好，胳膊就發麻。

隱形的壓力無處不在，甚至會引發極端悲劇事件。王繼剛的項目組領導在團建后猝死。他記得，那位領導經常在朋友圈發有關奮斗的正能量內容，“那也是公司加班最猛的那幾年。”

另一件被廣為報道的事件，是32歲的視源股份程序員高廣輝在2025年底猝死，搶救過程中他被拉進工作群，離世后仍收到工作消息。后來媒體找到高廣輝的勞動合同，其中包括一項：甲方有權根據生產和工作需要延長工作時間，乙方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甲方的加班安排和要求。合同上還標明，他的崗位工資為每月11800元，基礎工資為每月3000元，基礎工資為員工加班工資計算標準的基數。

2026年1月22日，“廣州32歲程序員猝死事件”多個相關話題登上熱搜

程序員的高薪往往是辛苦錢。蔣明仁算過一筆賬：年薪加上年終獎有40多萬。但每個月至少加班66小時，算下來時薪還不到160塊，和在國企工作的妻子差不多。

很多互聯網公司都采用了“低底薪、高績效”的薪酬結構。代理過多起程序員維權案件的律師余云云指出，這是一種常見的制度設計：“一些公司把全額工資拆分成基本工資和績效工資。為了保住績效工資，程序員不得不延長工作時間。這些不會寫在合同里，而是寫在規章制度里，做法更具隱蔽性。”

績效不僅和薪資掛鉤，還能直接決定員工的晉升和去留。而一些公司的考核標準不透明且不統一，讓員工更加被動。劉維有一次因為準時下班而錯過了工作群里的緊急通知。第二天，領導找他談話，給他扣上“不服從管教、鬧情緒”的帽子，并以此為由將他裁退。

公司甚至會干涉他們發布在個人社交平臺的內容。蔣明仁曾因在朋友圈發布旅游照片而被主管叫去談話，對方勸他“少和媳婦出去玩兒，周末還得把心思往業務上放。”在一次全組會議上，主管把所有人的請假天數做成表格公布。由于擔心影響績效，蔣明仁只請過五天婚假，而這是所有組員單次請的最長假期。同組一位程序員手指骨折，去醫院打繃帶也只請了半天假。

一些作為補充的考核制度，則構成了另一重無形的枷鎖。比如環評，即讓員工彼此匿名打分，一些部門甚至會設立眼線。蔣明仁的同事曾公開說明自己被安排了監控同組員工的任務。主管也曾把他單獨叫到會議室，讓他評價其他同事的優缺點。

所有人都被劃定為潛在的“評價者”。蔣明仁感覺時刻都在被監視，于是，他工作時從不多說話，不表露情緒。

但AI會遇到高峰期算力不足的情況，人類程序員也是如此。只是他們會付出更加直接的代價。一次考核中，蔣明仁對主管提出了質疑。那是一段不在考核期內的工作，而主管給出了“工作效率低”的評價。績效分數沒有因為蔣明仁的抗議而調整。一個月后，他選擇了離職。

走出公司大樓的那一刻，他有種解脫的輕松感。“都說在大廠上班最開心的兩天，是入職那天跟離職那天。真是這樣。”他說。

03

被AI替代前離開

AI相關的崗位正在成為金餑餑。一位普通的AI程序員年薪可以達到30-60萬，大模型相關的崗位年薪達到60-120萬也很常見。

但同時，大量程序員正在因AI失業。僅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科技行業已裁掉超過4.5萬個崗位，其中至少20%歸因于AI。研究報告顯示，程序員是受AI影響最深的職業之一，超過7成的編程任務可以由AI輔助完成。社交媒體上，很多人都表達了自己被AI取代的擔憂。

根據 Anthropic 2026 年發布的勞動力市場研究，程序員是受 AI 影響最深的職業之一。

我們的受訪者中，有三位已經決定轉行。這是他們對行業未來與個人適配程度的悲觀預期。

ChatGPT推出不久，劉維就開始使用了。到2023年年底，領導開始在年終總結大會強調AI提效，此后，他發現身邊使用AI工具的同事越來越多，效果也很明顯。“一個人可以干以前三四個人的活。一個初級程序員搭配AI，也能處理高級程序員的工作。”裁員同步到來。劉維被裁時，原本十幾個人的小組只剩下一個程序員和一個主管。

今年35歲的章毅，年初剛剛從待了八年的公司離職。“不需要用這么多人來寫代碼了。”以前公司接到一個項目，前端、后端等工種加起來需要20-50人的團隊。現在編程環節基本可以交給AI。發現公司經營不善開始裁員后，他開始投簡歷，可要么沒回復，要么是降薪五千。背著100萬房貸的他，最后找公司談了主動離職，換取到N+1的賠償，總計十幾萬。他身邊很多同齡人也都轉行了。

焦慮和悲觀的彌漫，與科技行業的人員結構息息相關。公開數據顯示，中國有接近700萬程序員，其中七成在26歲-35歲之間。超過三分之一的程序員認為一線開發最多只能干到35歲。大量從業者的確在35歲前后“消失”了，他們的崗位，會被體力更好、薪資更低、更能加班的年輕人替代——現在還增加了AI。

即使還沒有被AI搶走工作，很多程序員也發現，自己沒有從新技術中得到勞動力解放，反而更累了。“老板覺得AI可以替代我們的工作，就會接更多項目，縮短（完工）時間。”

這就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的機器應用的悖論： “侵吞別人勞動時間的貪欲到處都在增長，而工作日——在尚未受到法律的強制干預之前——不是縮短了，相反地卻延長到了超過它的自然界限，不僅相對剩余勞動時間增加了，而且總勞動時間也增加了”。

蔣明仁想要逃離永遠做不完的任務排期。去年年底，他決定徹底離開這個行業。他卸載了手機上所有的工作應用，把社交軟件設置成靜音，“那些報警什么的跟我再也沒有關系了。”

他做起了自媒體創業，先后嘗試過娛樂直播、做短視頻、寫公眾號。剛開始時，他無法適應相對放松的工作節奏，依然晚睡早起，用了兩三個月才緩過來。

王繼剛在被大廠裁退后收到過字節跳動的錄用通知，但他選擇在前同事組建的創業團隊做技術合伙人。悶頭寫代碼的日子讓他看不到未來。不過，他很快感受到了創業的殘酷：拿到一家上市公司的投資后，公司把他踢出了團隊。過去四年里，他嘗試過游戲、電商等領域，但都沒賺到錢。他不再給父母寄生活費了，相親也沒有進展。

但他沒有后悔轉行的決定，他看到了生活中的變化，“基本就沒生過病。朋友也多起來了，現在創業的圈子呢，我們發現問題，就想著怎么去解決問題，而不是只是抱怨。”

2021年從計算機專業畢業的表弟，在他的建議下，也花了三萬塊參加培訓班，找到了一份程序員工作，薪資卻不及十年前王繼剛實習時的工資高。后來，表弟去了香港讀研，想要畢業留下當程序員。王繼剛像在看十年前的自己。那時候，他也覺得程序員是份有出路的工作，只是后來，他看不見那條路了。

（應受訪者要求，蔣明仁、王繼剛、劉維、章毅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