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了幾百年的高俅，其實是被小說騙了！真實歷史上他其實沒這么壞

在《水滸傳》里，高俅就是不折不扣的頭號反派。

破落戶出身，游手好閑不學無術，靠踢蹴鞠攀附上權貴，平步青云后開始胡作非為。

他先是逼迫禁軍教頭王進連夜出逃，后又設計陷害林沖，讓林沖“誤入白虎堂”，將一個八十萬禁軍教頭逼得家破人亡、雪夜上梁山。

到了梁山招安之后，他更是變本加厲，在御酒中下毒害死了宋江，幾乎把一百單八將趕盡殺絕……

真是惡貫滿盈的大奸臣。

可是當我們翻遍《宋史》才發現：無論正面人物傳記，還是佞幸篇、奸臣篇，都找不到高俅的名字。

在二十四史這樣的官修史書中，只有真正有分量的人物才有資格立傳。沒有傳記意說明他的真實歷史影響力，遠沒有文學作品渲染得那么大。

說他是大奸臣，可是北宋末年，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六賊”，舉朝震動。那份大名鼎鼎的“六賊”名單里高俅的名字根本沒出現。

罵了幾百年的高俅，連六賊都沒資格當，翻開有關于高逑的正史，你會發現我們被小說騙了，高逑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壞。

高俅這個人真實出身如何？

據南宋王明清所著史料筆記《揮麈錄》記載： “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草札頗工。” 就是蘇東坡身邊抄抄寫寫的書童、秘書。

史料還記載高俅寫得一手好字，略通詩詞之外，又能使槍弄棒，算是個優質復合型人才。

元祐八年（1093年），蘇軾從翰林侍讀學士外調。臨行前想到跟隨自己多年的秘書高俅不能帶走，但也不能耽誤他，于是便開始為他尋下家。

蘇軾先是準備將他推薦給曾布，曾布手下的人手已經夠多了，委婉地拒絕了蘇軾的美意。蘇軾又親自提筆將推薦給了自己的知己好友——駙馬都尉王詵。

大文豪蘇東坡，絕不可能用一個一無是處、品行不端的人來做貼身秘書，更不會兩次為仆從奔波薦人，也足以證明高逑絕不是不學無術之輩。

王詵是宋英宗的駙馬，端王趙佶的姑父，兩人都是文藝發燒友，經常在一起切磋技藝，一日趙佶忘了帶修鬢角的篦子刀，便借了王詵的，還對這把小刀很喜歡。

王詵說“我最近做了兩把，還有一把沒用過，回頭派人給你送去。”

后來高逑去送刀，正好看到趙佶在蹴鞠，受對方邀請練了幾腳，讓趙佶大喜過望，便向王詵討要了高逑。

哲宗駕崩后端王趙佶被推上皇位，高俅作為親信，也因此水漲船高。宋朝的文官制度極其嚴格，高俅一個“書童”出身的人，根本擠不進文官圈子。于是徽宗讓高俅轉走武官體系。

宋徽宗安排他去了西北前線，放在邊帥劉仲武麾下“掛職鍛煉”，本意只是想給高俅刷個履歷，沒想到當時宋軍在邊境確實打了幾個勝仗。

高俅也立了功，回京后青云直上，一路做到殿前都指揮使、進階太尉乃至開府儀同三司，大權在握二十余年。

高俅作為禁軍統帥，在禁軍管理問題上深受世人詬病。《靖康要錄》記載得很清楚：身總軍政，把軍營的地盤侵占出來做自己的私宅，把士兵當工匠免費使喚，還克扣糧餉。

《東京夢華錄》記載，他搞的所謂“爭標競賽”，直接在汴河上擺上大型彩船，讓各軍演百戲雜劇，樂隊奏樂烘托氣氛，把操練的場地弄成了宮廷豪華大秀場。

結果是禁軍成了“人不知兵，無一可用”的廢物。等到金兵南下，幾十萬禁軍一觸即潰，高俅確實難辭其咎。

但這些貪腐、瀆職之“罪”屬于“貪污受賄，誤國失職”，仍然沒有觸及北宋滅亡的最核心決策。

聯金滅遼這種送命的戰略不是他主導的，割地稱臣這種投降的外交不是他簽字的，搜刮東南的“花石綱”不是他搞的。

真正導致北宋覆亡的那一班核心決策人物，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朱勔、李彥——每一個罪名都指向亡國。

高俅不過是同朝為官的一個權臣，一個真正的“六賊”集團外圍的獨行俠。所以陳東沒有彈劾他， 《宋史》也沒有單獨立傳。

高俅的“壞”更像一個大權獨攬、管不好家門的貪腐高官，而不是世人想象中的“惡貫滿盈”。

高俅身上還有一個最值得被知道、也最值得說的事。

北宋末年黨爭不斷，新黨對蘇軾及其門人展開殘酷的政治清算，當時朝堂上的很多人，對蘇軾一家人唯恐避之不及，甚至落井下石。

高俅對蘇軾知恩圖報，沒有跟隨大流，及時向蘇家伸出了援手。蘇家的子孫、親人從外地進京，高俅得知后都親自一一撫問，出手周濟錢財和生活所需，竭盡所能善待舊主后人。

他早年能在邊關鍍金成功，邊帥劉仲武幫助不少，因此劉仲武打了敗仗，高俅二話不說在皇帝面前出面替劉仲武說好話，愣是把這場大敗給他保了下來，讓劉仲武安然過關。

劉仲武去世后高俅仍不忘恩情，極力向徽宗推薦劉仲武的兒子劉锜擔任大將。劉锜后來成長為宋朝“中興四將”之一，成為抗金第一名將之一，戰功赫赫。

這幾點也表明高逑這人品質品德還算不錯，也算有情有義。

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軍即將渡過黃河，連夜倉皇逃往東南避難。童貫、高俅兩個人一同跟在后面護從。

后來童貫擠走了高俅，讓他留守原地“控扼淮津”。其實也就是被宋徽宗的這個小團體給拋棄了，高俅索性托病返回了開封，不再參與徽宗和童貫等人的南下隊伍。

后來呢？命大福大。隨同皇帝繼續南逃的童貫、梁師成等人，因為參與欽宗、徽宗父子間的權力爭斗，清一色不得好死。

高俅提前抽身、及早切割，最終在靖康元年病死于開封，算是得了善終。

如果不重義、不能分清利害是非、不懂得克制自保，高俅不可能落得如此“圓滿”的結局。

高俅是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好人？當然不是。

他貪污瀆職，縱容底下的各級禁軍吏員欺壓兵卒、私占軍用物資中飽私囊，搞花哨的閱兵糊弄皇帝，禁軍在他手中荒廢荒廢再荒廢，這一條值得被批判一千年。

但是他有罪，無非是腐敗指揮官之一，北宋本來就重文抑武，禁軍崩壞非一日之寒。

從趙匡胤杯酒釋兵權開始，大量勛貴失去軍權同時卻被賜予大量財富，他們盤根錯節侵吞國家財富，中央禁軍也是重中之重，因此禁軍不咋的也不能全怪高某人。

何況宋末那環境，以高逑的出身，真要整治軍備，早尸骨無存了。

既然徽宗要豐亨豫大，高俅就好好陪他瘋配他鬧，因此我認為高逑在當時只能算是幸臣佞臣，并不是奸臣。

所以在他死后，原本朝廷要給他辦喪禮的。但是李若水以敗壞軍紀的理由上書，才沒有讓欽宗掛服舉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