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間的童年江湖——洋畫片里的舊時光

打開舊抽屜，偶爾會翻出一沓邊角卷翹、色彩斑駁的小畫片，它們被橡皮筋扎成一捆，邊緣磨得起毛，表面蹭得發亮。有的印著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有的畫著黑貓警長，有的是武俠劇中的俠客，還有的是模糊的外國卡通形象。這就是洋畫片，也叫拍洋畫、啪嘰、香煙牌子。對于今天的孩子們來說，這些名字可能已經相當陌生了，但在那個物質尚不豐裕的年代，這幾厘米見方的小畫片，就是男孩們口袋里最珍貴的“硬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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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洋畫片究竟是什么？

洋畫片，簡單來說，是一種彩色小畫片，通常以整版形式出售，買回來后需要用剪刀沿格線裁成獨立的小張。整版的洋畫大概比A4紙小一些，最常見的版式是橫縱各五枚，全版共25枚，單張尺寸約4厘米長、3厘米寬。題材五花八門：從《西游記》、《封神榜》、《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古典名著人物，到《變形金剛》、《圣斗士星矢》、《葫蘆兄弟》等動畫角色，乃至亞運會熊貓盼盼、海灣戰爭等社會熱點，都能在洋畫片中找到身影。

有意思的是，洋畫片雖然名字里帶一個“洋”字，印的卻大多是本土題材。那為什么叫“洋畫”呢？這個名字背后藏著一段有趣的歷史。

二、從香煙盒里走出來的小畫片

洋畫片的名字里帶一個“洋”字，并非偶然。它的前身，其實是20世紀初外國煙草公司在中國推銷香煙時附贈的廣告小畫片——“香煙牌子”。

最早的香煙畫片始于1894年，由英國人推出，內容為“世界陸軍”系列，共100張。1903年，英美合資在上海浦東設立了中國第一個機器制煙廠，香煙牌子也隨之傳入中國。在中國，最早附贈香煙畫片的是美國大美煙公司，其于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來上海設廠，出產的“品海牌”香煙就開始附送香煙牌。到了1904年，上海三星紙煙公司率先印制了國產香煙畫片——“清末美女牌九”，一套32片，成為國產香煙畫片的鼻祖。

此后，大大小小的煙草公司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僅上海一地就有四百余家。為了爭奪市場，各家公司紛紛在煙盒中附贈畫片。更令人驚嘆的是，不少知名畫家都曾參與香煙牌子的創作，包括張聿光、丁悚、張光宇、胡伯翔、謝之光、葉淺予等，這些名家的參與使得香煙牌子在藝術水準上大大提升。20世紀30年代前后，正是香煙畫片的鼎盛期，題材涵蓋歷史故事、戲曲人物、花鳥魚蟲、風景民俗等，包羅萬象。

香煙牌子的營銷手法也很高明：畫片成套發行，集齊若干枚可免費兌換香煙。這種集郵式的營銷策略，催生了中國最早的收藏熱潮。有人為了湊齊一套《水滸》一百零八將，買了一條又一條香煙。一個流傳頗廣的故事是，有收藏者為了收齊南京某香煙品牌的三國人物畫片，整整追了十年也沒湊齊，后來才得知，曹操那張被鎖在煙廠的保險柜里，而劉備那張——壓根就沒印，為的就是吊足消費者胃口，讓你永遠買他那個牌子的香煙。

后來，隨著香煙包裝的演變和贈品政策的取消，香煙牌子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但它并未完全消失，而是蛻變成為孩子們手中的玩具——洋畫片。70年代末、80年代初，洋畫片作為獨立商品在小賣部和地攤上流通，價格極為親民，初期一分錢就能買十張，后來逐漸漲到一毛錢一小張、三毛錢一大張，成為孩子們能夠輕松消費的快樂。

三、各地方言里的洋畫片——名字里的地域密碼

洋畫片最有趣的地方之一，就是它在不同地區有著截然不同的叫法。這些名稱不僅反映了地域文化的差異，也折射出各地孩子對這個小玩意獨特的感情。

在筆者的老家赤峰，叫“片兒”。在上海，它被叫作“香煙牌子”，直接沿用了香煙附贈品的歷史名稱，透著老上海摩登都市的氣質。廣州人則稱它為“公仔紙”——“公仔”在粵語中指代圖像或人物，這個叫法親切又接地氣。西北地區的孩子管它叫“拍將”，直白地點出了游戲的核心——拍，頗有幾分豪邁的西北風骨。到了東北，孩子們叫它“玩piàjì”，帶著東北話特有的俏皮與爽利。而在北京，老北京人習慣叫“洋畫兒”。

除了命名不同，玩法也因地而異。在水泥地上，技巧側重“扇風”——利用手掌拍地產生的氣流掀翻畫片；在泥土地上，則需要更強的拍擊力道。各地還發展出獨特的進階規則：“一條龍”要求一口氣連續拍翻所有牌，中途失敗就得換人；“滿堂紅”則更為嚴格，需要連過三關——先把全部畫片拍翻過來，再全部拍正回去，最后再用扇風的手法將其掀翻，全部完成才算通關，贏下所有。正是這種因地制宜的靈活性和不斷升級的競技規則，讓洋畫片在各地都能生根、各有精彩。

圖/元寶AI

四、童年“兵法”——那些與洋畫片有關的趣聞軼事

• 蠟燭與“油膏”

拍洋畫看似簡單，但玩過的人都知道，這里面大有講究。輕飄飄的畫片容易被別人掀翻，太重的又不容易翻別人的——于是，聰明的孩子們發明了“油膏”技術：點燃蠟燭，讓融化的蠟油不斷滴在洋畫片上，直至滲透，使其變得沉甸甸的。這樣，自己的畫片既不容易被別人掀翻，又能增加拍擊的力道。

• “借東風”

有了“油膏”還不夠。當對手也學會這招之后，新的戰術又應運而生了。為了對抗同樣涂了蠟油的對手，不得已又開發了新的戰術——“借東風”，衣服的拉鏈一定要打開，胳膊的甩動一定要幅度大，這樣就可以借助衣服的扇動，帶來一陣風把畫片吹過來。

• 拍紅的手掌與蹲麻的雙腿

這些“技術流”背后，是所有玩過洋畫片的孩子的共同記憶：放學后蹲在地上，手掌拍得通紅，雙腿蹲到發麻，為了一張稀有畫片爭得面紅耳赤，也因一次漂亮的操作贏來全場羨慕的目光。冬天里拍洋畫更是難忘——手背凍得發紅發痛，但全身心投入的快樂讓疼痛都不算什么了。那時候小男生們手里都握著一疊洋畫，如果是贏來的，走起路來格外神氣，逢人就炫耀——那份驕傲，在今天的孩子看來或許難以理解，但在當時，那就是一個人在同齡人中的“身份”和“地位”。

五、從幾分錢到數萬元——洋畫片的時光漂流

洋畫片陪伴了幾代人的童年，但它的流行軌跡也隨著時代變遷而起落。

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是洋畫片的黃金時代，洋畫設計精美，廣受歡迎。價格從最初的幾分錢一版，逐漸漲到90年代初的兩角錢一張。那時的題材也進入了全盛期，從中國傳統的《西游記》、《封神榜》、《楊家將》、《說唐演義》，到外國引進的動畫《變形金剛》、《忍者神龜》、《希瑞》、《聰明的一休》，幾乎熱播一部動畫片，洋畫片廠家就緊跟出一套。洋畫片正面印著彩色圖案，背面常常附有文字——人物名言、謎語、古詩，甚至故事情節，在不知不覺中扮演了啟蒙讀物的角色。

90年代后期，隨著電子游戲的興起和玩具種類的極大豐富，孩子們的游戲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洋畫片逐漸退出了主流舞臺。然而，它的生命并未終結。在收藏市場上，那些保存至今的老洋畫片正在迎來“第二春”。一些品相稀有且制作精良的民國香煙畫片在收藏拍賣會上曾拍出了不菲的價格。

從兒童玩具，到收藏品——洋畫片的價值變遷，本身就是一部微縮的社會經濟史。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曾經聚集在塵土飛揚的空地上拍洋畫的孩子們，如今許多人反而成為了洋畫片收藏市場的中堅力量。童年時因零花錢有限買不起全套的遺憾，成年后化作了四處“撿漏”的動力——這種跨越時空的收藏熱情，何嘗不是一種別樣的情感延續。

六、煙卡替代了洋畫片

今天的孩子們還玩洋畫片嗎？一個令人唏噓的現象是：洋畫片本身已經很難在校園里看到，但它的某種“精神后裔”——煙卡——卻在近幾年的小學生中悄然流行。

煙卡的玩法和當年的拍洋畫幾乎如出一轍：將卡片放在地上，用手掌拍地掀翻即贏。不同之處在于材料來源——煙卡由廢棄的香煙盒折成。為此，不少孩子到處撿煙盒，引發了家長和教育界對其衛生隱患的普遍擔憂。

然而，有教育觀察者指出，煙卡的流行恰恰折射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下真正適合6至15歲少年兒童的優秀文藝作品嚴重匱乏?；叵?0后、90后童年時的洋畫片，印的是變形金剛、圣斗士、黑貓警長、七龍珠——畫風積極向上、內容懲惡揚善，在游戲中完成了潛移默化的價值觀教育。而今，孩子們能接觸到的卡片卻只剩下了煙盒——這無疑是一種文化上的倒退。

七、方寸之間的人生啟蒙

回過頭來看，洋畫片承載的意義遠不止一個“玩”字。

它是最初的經濟學課堂。孩子們用手中心愛的洋畫片討價還價、以物易物——“我兩張葫蘆娃換你一張變形金剛”，這種原始的交換行為，本質上就是社會交易的啟蒙。贏得多了就富裕，輸光了就破產，盈虧自負的經濟觀念在游戲中悄然扎根。

它是最早的社交貨幣。誰的洋畫片攢得多、贏得快，誰就是孩子王。用橡皮筋扎好的一捆捆畫片，是最有面子的資本，是同齡人之間的“地位”象征。

它是無聲的文化啟蒙讀本。在沒有互聯網的年代，洋畫片背面印著的謎語、古詩和人物名言，畫面上描繪的古典名著人物和動畫英雄，構成了許多孩子最初的課外知識圖譜。有老玩家回憶，正是通過洋畫片，他在讀二年級時就把“梁山好漢”的排名背得滾瓜爛熟，讓大人們都驚訝不已。

它還是一扇通向世界的窗。無論是變形金剛、圣斗士還是七龍珠，這些洋畫片上的外國動漫形象，在孩子們的口袋里、交換中、凝視間，悄然完成了一種最初級的全球化啟蒙。

更重要的是，它教會了我們最質樸的相處之道：贏了不驕傲，輸了不氣餒；約定好的規則就要遵守；翻臉了第二天也還是一起拍洋畫的好朋友。這些最簡單的道理，藏在最樸素的游戲里，比任何說教都來得深刻。

如今，當年的孩子們早已長大。那些磨得發亮的洋畫片，或許還沉睡在某個舊鐵盒里，壓在老家閣樓的角落里。偶爾翻出來看一看，不需要任何語言——那泛黃的紙面上，印著整整一代人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