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招商局“江永”輪爆炸事件始末

作者：潘治富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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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載于2020年版《潯陽往事》，經九江市潯陽區政協文史委員會授權刊發，編者對原文做了必要的修訂。

北伐軍攻克九江前夕，被軍閥孫傳芳扣留作軍用的招商局一艘五千噸級“江永”輪，載著孫傳芳聯軍千余名士兵及武器彈藥、棉被棉衣、衛生材料等大量軍需用品，由南京浦口出發，于1926年10月16日晨5時半抵達九江港，泊于招商局躉船西邊的江面上。6時許，“江永”號突然起火，頓時烈焰騰空，槍、炮彈聲不絕于耳。船上士兵呼爹喊娘，亂作一團。盡管該船發出緊急求救信號，各艦輪均因懼怕軍火爆炸，不敢近前營救。“江永”輪延燒晝夜，帶著余燼沉入江中。

“江永”輪事件震驚中外，究竟是怎樣發生爆炸的呢？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一直是個謎。

混亂的輿論

事發當天，孫傳芳即電函通告各方。其電云：

“北京國務院、鄭州吳玉帥、奉天張雨帥、濟南張效帥、太原閻百帥、明港寇督理、靳總司令鈞鑒：銑（十六）晨六時，江永輪船，由寧來潯。內載民夫百八名，兵士棉衣二萬余套，棉被一千五百余條，炮彈五顆、槍彈四十萬粒，及衛生材料等。該船抵潯后，電門走火，致遭回祿（傳說中的火神名，多借指火災，筆者注）。全船人員，均已安全脫險。恐傳聞失實，特電奉聞。”

因為孫傳芳在這封電報中定了調子，所以北京《晨報》同時發了一條消息：“江永輪抵潯后，忽因電門走火，致遭焚毀。幸全船人員，完全脫險。”北京當局接電后，也就孫所述回電表示慰問。

江永輪

但是，就在當天，其他報刊亦有披露。日本東方社及《大晚報》《文匯報》《民國日報》均作了相同報道，稱該船所載槍彈百萬發全部爆炸，其余軍需品亦全數燒失，一千五百余名士兵逃生者僅三、四百名。船體因錨鏈截斷，漂流后擱于下流坐礁，失火原因不明。

《晨報》見各家報道與孫傳芳電文所稱“忽因電門走火”“幸全船人員，完全脫險”顯然不同，于是在10月19日又援引東方社16日電，重新發表消息：“江永輪重大慘劇，兵士千人與船同盡耶？”這樣一來，輿論更加混亂。特別是招商局在“江永”號事件后給孫傳芳發的電報，對“電門走火”之說進行了反駁。

該船各董事、股東及脫險返滬船員證實，船上電線均系直流，而且有鋼皮包裹，不致走電。再者，船上電燈一向是上午5時關閉，下午5時開放，而船上失事在6時，所以并非走電所致。“電門走火”之說受到駁斥后，關于起火原因，官廳又編造了兩種說法：一是香煙火屑所致；一是士兵在大艙內賭博，發生斗毆，跌落洋燭所致。

在這些莫衷一是的消息中，卻有一則與眾不同，稱“系南軍（即國民革命軍，筆者注）之間諜潛入該船縱火所致”。由于這句話前面冠有“謠言蜂起”字樣，所以人們又不敢輕信。孰是孰非，一直未見調查核實情況刊諸報端。

失事的背景

北伐軍在兩湖戰場消滅吳佩孚主力之后，迅即轉入江西戰場，決意收拾號稱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北洋軍閥孫傳芳。孫傳芳亦把主力集結在江西一帶，準備孤注一擲。北伐軍以第二、三、六軍以及第一軍教導師，于9月初開始發起進攻。19日，在南昌城內工人、學生及省長所屬警備各隊的策應下，第六軍、第三軍各一部曾一度攻下南昌。

丟了南昌，孫傳芳大驚失色，立即趕到九江督戰。他在離開南京時，曾向江浙士紳夸下海口：“現在請南軍嘗試我的本領，我在短時期內就可以回到南京來。”孫傳芳到達九江后，設五省聯軍總司令部于潯陽江中的“江新”輪上，并制定了一個分三路進攻北伐軍的計劃。

他們在九江街頭巷尾張貼大批反動文告，實行三步一哨、五步一崗，尤其是江邊，從晚上7時到早晨7時通宵戒嚴。他們任意抓捕，拘捕或槍殺，慘死者不計其數。同時，禁止群眾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勒令傾向革命的《九江日報》停刊。所有學校被強迫停課，騰出校舍駐扎軍隊。各碼頭輪船及一切大小民船，全被征作載運軍隊和戰爭物資，嚴密控制水陸交通。

而且聯軍士兵到處橫沖直撞，打人罵人，買東西不給錢，并經常在偏僻小巷敲門打戶，劫奪財物，奸淫婦女，無惡不作。他們的暴行激起了九江人民的滿腔怒火。

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紛紛深入碼頭、鐵路、工廠、學校和店員中進行秘密活動，發動工人、農民和革命群眾打擊反動軍閥勢力，支援北伐革命。碼頭工人在共產黨員彭江、馮任等人的領導下，舉行了多次罷工。孫傳芳向英美購買、并由滬寧運來的軍火物資，堆積在躉船艙內，常常找不到工人搬運。

鐵路工人也起來響應，不按時交接班，不按時發車，使南潯線處于半癱瘓狀態，以致后方籌集的軍需品無法及時供給前線，前線傷兵更難及時送到后方治療。城內工商業、紗廠工人、店員及小商小販也組織起來，避開敵人耳目，跑到很遠的地方，破壞橋梁，剪斷電線，使敵人的公路運輸和通訊聯絡遭到阻滯。郊區農民亦緊密配合，不送柴米、魚肉、蔬菜進城，使孫聯軍常感給養缺乏。

共產黨員帥古農、張如龍則打入敵人內部，做策反工作。駐在九江城內的軍閥周鳳歧，是浙軍第三師師長，常受孫傳芳嫡系排擠，對孫逆不滿。通過談判，周鳳歧秘密接受了條件。

在這種情況下，孫傳芳不得不調兵遣將，集中優勢兵力于九江一帶。正如當時日本軍事評論家所指出的那樣：“孫軍精銳在南潯路。”國民革命軍總部也針鋒相對地確定了肅清江西的指揮系統，制定了新的作戰計劃：“集中主要力量在南潯鐵路沿線與聯軍決戰，以消滅孫傳芳主力于贛北。”

各通訊社及報刊紛紛發表評論及報道，評述“決戰將在九江”。公平社報道說：“贛省戰事，用軍既占領南昌后，南潯路即斷，戰線已轉換方向，移向九江方向。方本仁將進駐省垣，擔任指揮官。為進一步解決九江之計，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即到潯陽，計劃反攻策略。雙方均在布置戰線，決死戰。聞南軍之先鋒隊應戰，以炸彈為最猛烈。孫傳芳命各軍指揮變更戰略，總攻令即下，兩軍將以九江為最后相搏之地。難民紛紛逃避。”

事件的真相

國民革命軍在前方積極備戰，后方亦積極開展活動。地下工作者汪揚、劉子和、李炯榮、萬義田、王小九等5人，帶著革命軍司令部交代的“收集民團水警，擾亂孫軍前方，動搖孫軍后方”的任務來到九江。九江黨組織指派馮任、丁健亞在碼頭、水警和“江永”號船員中開展秘密工作，幫助汪揚等5人裝扮成“茶役”，帶著火油及燃燒品潛入船中，伺機行動。

1926年10月16日晨5時半，“江永”輪抵達九江。船內共有船員、士兵、民夫一千六百四十余人，載有大米二千包、面粉三萬五千包、菜油十八簍、兵士棉衣二萬余套、棉被三千床、火炮八門、炮彈二百八十顆、槍支一千箱、子彈二千箱，還有大批衛生材料。由于聯軍當局惟恐從各地抓來的新兵逃跑，所以將船泊于江心。

拋錨后，汪揚等人首先破壞了船上的太平水管，再將火油等燃燒品秘密藏入軍服內，然后放起一把火。當日江面風大，一時火光沖天，迅速蔓延全船，引起彈藥爆炸。因水管已被破壞，無法吸水救火。船主張沛英（廣東人）聞警，急忙發出求救信號，無奈各艦船均怯于近前施救。

有的船員、水手搶到救生衣，紛紛跳入江中；其他士兵跳江者亦不計其數。停泊在龍開河口的外國兵艦，派出兩條小船到遠處江面救援，救起落水者約三、四百人。

起火爆炸不久，有一群士兵曾擁到張沛英頭艙，強烈要求將船靠近一箭之隔的“江新”輪。張沛英認為，眼下子彈正在亂飛，如果靠近，勢必使“江新”輪也遭毀滅，其后果責任更難承擔，因此拒絕了這一要求。張沛英身穿三套救生衣，當火燒近船頭時，欲向江中跳逃。這時，三個兵士猛沖上前，扭住張沛英說：你執意不靠近“江新”放我們逃生，現在想一人獨逃，萬萬不能！于是將其死死拽住，最后同歸于盡。

據統計，該船船員一百一十三人，幸存者二十五人，死亡八十八人，船主、大副、二副、二車、三車均在其內。兵士、民夫除救起的三、四百人外，不是燒死、炸死，就是淹死，不少于一千人。船上所有軍用品燒毀殆盡。汪揚、萬義田等人在起火后立即跳入江中，被預先安排的水警接起。當時，地方官方曾責成九江紅十字會組織人員撈尸收葬，紅十字會在船附近救難的工作人員，亦有被槍彈擊斃者。

江永輪沉沒現場

事實既已清楚，可見孫傳芳搶先發出“恐傳聞失實”的通告，完全是掩人耳目、混淆視聽、欺騙輿論，妄圖逃脫罪責，借以穩定軍心。

沉重的打擊

在九江決戰前的關鍵時刻，“江永”輪爆炸，大批軍火、物資和援軍毀于一旦，直接影響了前方戰局，對孫傳芳無疑是沉重一擊。接踵而至的后事處理，也使其大傷腦筋。

招商局除直接向孫傳芳致電外，又向交通部致電；上海商總聯會也向孫傳芳及有關方面通電；“江永”輪罹難船員家屬還向全國發出呼吁。他們都提出三條要求：一是迅速打撈船員尸首，裝殮運回上海，以慰死者而安家屬；二是將所扣留作軍事運輸的江安、江順、江華、江新、江裕、江大、江靖七條輪船歸還上海招商局，以便照常營業；三是落實賠償款項。總的說來，一是要錢，一是要船。

然而，戰事如此吃緊，巨大的款額無從籌集；要船則無異于釜底抽薪。由于事實已戳穿孫傳芳的謊言，他不再重復“幸全船人員，完全脫險”的說法，在復電中不得不承認“江永失傾，被難船員深堪憐憫”。至于賠償問題，則采取自欺欺人的緩兵之計，說什么“俟戰事結束，即行匯案核辦”。

孫傳芳的態度激起了招商局廣大海員的憤怒，他們舉行罷工，散發傳單，強烈要求厚恤“江永”罹難船員，并要求商船不再充作軍用。可是，他們的正義行動卻遭到反動當局鎮壓，二十余名罷工者受到拘捕。海員們毫不氣餒，一致表示：如果“對于船員要求，延不實行，遂拒絕就業”。

為了挽回江西敗局，孫傳芳又密電聯軍駐上海總辦丁文江，圖謀提取鄧如琢所購買的德國軍械，運往九江戰地使用。這一計劃也遭到江西人民強烈反對。此時，孫傳芳在江西連遭失利，而其內部又接連發生變故：夏超響應北伐軍，在杭州宣布獨立；陳調元已與北伐軍接洽，準備投誠；南潯一帶浙軍第三師周鳳歧部暗中與北伐軍聯絡，接受北伐軍委任，并為北伐軍輸送情報；福建戰場周蔭人部也發生急劇分化，所屬各師、旅紛紛向北潰退。可見，孫傳芳已眾叛親離，危機四伏，到了分崩離析的邊緣。

孫傳芳像 圖源：維基百科

正當孫傳芳一籌莫展之際，1926年11月1日，國民革命軍從左、中、右三路同時向南潯線各據點的敵軍發動總攻，11月4日傍晚攻入九江。孫傳芳本人先溯江而上至武穴，接著又掉頭到湖口，于5日向南京逃走。

九江為長江中下游重鎮，自古以來即兵家必爭之地。由于主帥逃跑，九江被北伐軍攻克，外援切斷，南潯線上頓時陷入一片混亂。這不僅使江西戰場上的敵軍出現兵敗如山倒之勢，而且對周圍幾省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正如《向導》周報第179期所評述的那樣：

“九江陷落的意義，一方面確定了北伐軍勝利的前途，另一方面又判定了孫傳芳的命運。在九江未下之前，北伐軍雖然奪取了武漢，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它的勝利還不能完全確定，還不能說絕無危險。在孫傳芳方面，在九江陷落之前，我們固已預言其末路之不可挽救，但也不能絕對斷定他的命運馬上終結。然而九江陷落之后，我們便可以堅定地說，北伐軍這次北伐勝利，確已到了一個階段，一個穩定的階段了。孫傳芳的命運已到了最后的五分鐘，一個不能避免的死刑了。”

孫傳芳曾對“江永”輪案作過所謂“俟戰事結束后，即行匯案核辦”的許諾，可是，他終于覆滅了，所欠下的“江永”輪血債和中國人民的血債，是永遠還不清的。

【作者簡介】

潘治富，生于 1941 年，教授，曾任中共九江市委黨史辦公室副主任、九江教育學院院副院長。